特别策划：在书画艺术中品味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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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是什么样子的？古人所说的江南与今天有何不同？我们今天又去哪里探寻江南的精致与优美？作为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种，江南文化渗透于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地理历史、风俗民情之中。随着江南文化的推进，我们期待从多个方面来认识江南，了解江南文化。

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从书画艺术这一向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形象而具体的江南印象。

原文 ：《在书画艺术中品味江南文化》

本报记者  杜娟

图片 | 网络

以书画艺术来展现江南文化

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后徙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他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书画大师，提出与倡导“南北宗论”和“笔墨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加以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画坛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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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锦堂图并书记卷 局部

吉林省博物院藏（图片来源于上海博物馆）

此次上海博物馆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是目前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认为，此次展览呈现了独特的构思，即力图在书画发展史和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脉络里，全景式展现晚明书画名人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图景。这其中包含着多年来国内相关学术研究的积累，之于传统的书画艺术而言意义重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太湖流域青山秀水为文人画创作提供了土壤。苏州、常熟、松江、无锡等，是元明书画大家黄公望、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活动范围。从明初开始至清代康熙元年，松江府的董氏家族繁盛长达近二百六十年，被称为“云间世家”。董氏一族至董其昌达到鼎盛：“直薄海外，称极盛焉”（董宜阳、董传《董氏族谱》），吴伟业曾称其“文章书画妙天下”。董其昌时代书画艺术的顶峰，正从侧面反映了江南文化的繁荣景象。 

“绘画本体的成长和积累，经过唐代的人物画，宋代的花鸟画，元代的以诗入画，到明代，绘画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性，体现了所谓的‘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明代中后期，艺术创作面临商品化的冲击，当时吴门画派走向衰落，浙派格调不高。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洞察画坛时弊，创造了新的面貌。以他为中心的江南文人书画群体深受其影响，江南地区也成为书画艺术的中心。“以绘画来展现江南文化是把握江南文化特质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杨志刚馆长认为，董其昌和松江画派植根于江南的土壤，其创作集中展现了江南文化和上海文化的特质。从具体的书画艺术作品来展现江南文化，能够使我们对江南文化的理解更加形象和直观。

典雅精致与开放包容

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经史子集方面，尤其偏重人文，主要体现在各类文学体裁与书画艺术的传承、欣赏与创作上。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吴建华教授指出，明清江南文学与书画艺术的流派纷呈，文艺巨擘涌现，经典作品传世，声势浩大，从吴门苏州到松江流转纷呈，主要在太湖流域、吴文化区，引领全国，并且影响海外。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认为，晚明时期，由于江南文人的社交圈聚拢在董其昌的周围，松江成为晚明书画的中心。董其昌之后，书画中心又转移到太仓，后来者如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等娄东画派和清初六大家，均活动于太湖平原上。此次董其昌大展所呈现的江南书画艺术，就告诉了我们今天的上海及松江如何成为当时文化脉络的核心。我们从此次展览便可窥见当时之盛况，惠崇的《江南春图》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栖霞寺诗意图》轴，明清之际的八大山人、王原祁、龚贤等名家书画……诸多书画作品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勾画出一个山温水软、诗意盎然的江南景象。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江南在哪里？江南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历经朝代更迭千年，其地域概念几经变迁。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认为，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最早以江南为地名的是唐朝贞观十年（627年），设置江南道，这是大江南的地理概念，泛指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明清时期，江南的中心区域指的是江浙一带，苏州、杭州、扬州等区域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地区。以自然条件为依据，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理论，江南研究学者如李伯重、周振鹤等，将太湖作为江南河川流域的中心，认为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就是江南。“无论是行政地理还是自然地理上的江南，都不是一个不变的、有着固定边界的地域概念。” 

江南文化的发展过程，经历先秦吴文化（中原文化与南方荆蛮文化结合）、秦汉六朝时期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逐步领先，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进入中国文化的江南时代（以苏州为引领），并且逐步实现转型，近代以来继续成为中国文化中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上海为引领）。吴建华教授认为，它以荆蛮文化为基干，先是融合中原文化，形成吴（越）文化，再是融合佛教文化、西方文化，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和谐发展，内容博大精深，风格则是典雅精致。文人画是中国画的主流，最鲜明地体现了文化性与绘画性的统一。我们可以从董其昌们的书画艺术中直观地感受到江南文化的这种典雅精致与开放包容。

江南地区独特的人文氛围和自然氛围，同样孕育了先进的经济文化和产业文化。冯贤亮教授认为，长三角有统一性，自古以来就有一体性的意识。明清两代的经济亦是如此，并逐步从粮食生产转到商品经济。这种商品化具有全球性。“当时的棉纺织业是全国的中心，上海、太仓、嘉定等地丝织业很发达，所生产的棉布通常运至南京，再转运到欧洲，被称之为‘南京布’。”由于江南文化繁盛、经济繁荣，士大夫阶层养成时尚前沿的消费风气，刺激了产业文化的发展。而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竞争压力，其内部也始终存在着危机感和紧张感。这几个方面共同建构出江南文化的独特内涵和特质。 　　

唐力行教授认为，江南文化的特点首先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皆源于此。其次是理性和智慧。清代地丁银定额，江苏冠全国，苏州则冠江苏。苏州面积仅占江苏的5.99%，地丁银却占江苏之18.96%（据《江南通志》卷69、78）。勤劳聪明的苏州人，没有被人多地少的重压压垮，而是精耕细作，发展工商业，创造了“苏常熟，天下足”的局面。再次是厚重、包容与精致。江南文化有两千多年传承的吴文化为根基，汇集了中西文化之大成，唯其厚重，故能包容。其精致更体现在人民的生活上，苏州手工艺、园林、戏曲，当代上海的制造业，都称誉于世。

今天的江南：文化自信任重道远

明朝中后期，随着全球化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催生了富庶兴盛的江南文化。今天，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常住人口2.2亿，是全国的1/6；2017年经济总量约20万亿元，是全国的近1/4，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南地区的发展又面临着新的机遇。

《山居图扇》（上海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于上海博物馆微信）

深入推进江南文化研究，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进一步发扬江南文化的价值，推动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当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吴建华教授认为，江南文化是江南人的生命所寄、精神所依，也是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江南文化资源有内生的先进性，必须对此很好地总结梳理。如何将江南文化的魅力概括展现出来，发生实际作用，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重点，为此必须弄清江南文化的基本内容。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表示，研究江南文化的目的就是发掘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即其中能够推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元素。这一精神内核能够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赋予我们更大的文化自信，也应该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海博物馆在董其昌大展中运用了最新的数字人文研究手段，配合实体展览进行数字化展示，力图打通博物馆藏品研究与公共展示业务之间的壁垒。这种用科学的方法来推进江南文化研究的新思维值得借鉴。

上海兼收并蓄中西文明所形成的海派文化，本就根源于江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唐力行教授指出，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在文化上长三角地区同根同源，理应共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江南文化的内涵也应该补充和更新，使之更具备现代的特色。今后要倡导多做基础性的研究，踏踏实实地做资料的整理与收集。冯贤亮教授认为，江南文化的精神文化遗产值得重视和好好利用。比如，江南地方的政治文化遗产，包括官员的治理理念等，在今天仍有价值。又如，百姓生活文化的智慧和创新。农业史和经济史料显示，明代中期，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生态农业的产业文化。这样的创新意识同样可以为当下服务。

凌利中主任表示，海派文化之所以可以兼容并包，是因为其底蕴就在于江南地区。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等文学艺术的积累，近代吴湖帆等名家文人画的收藏，都构成了江南文化的底蕴。也因如此，外来的因素再多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品味。“中国书画未来在世界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文化性。”令他感慨的是，当前中国书画艺术对外传播中，西方不是很理解中国画，时有学者拿西方的话语来评价中国画。对于如何对外传播中国艺术、中国艺术的美怎么传播出去这样的课题，他表示，“我们要用世界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自信任重道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4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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