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外语系怎么办？怎么改？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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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社会各界在热烈地讨论中国高校外语教育的定位问题。有些学者一针见血地提出质疑，认为目前的通用英语或基础英语教学模式，弊大于利。毋庸讳言，高校英语的教学改革问题确实一直是个“烫手山芋”。不由地让笔者想起差不多十五年前，徐烈炯先生曾在《外国语》（2004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外文系怎么办？》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双关”问题，即中国大学的外语系要怎样才能办好，以及今后的外文系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变？直到今天，其答案仍然是见仁见智。
原文 ：《外语教育怎么办？》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郑伟
图片 | 网络
如果回到起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要学英语，学英语有什么用？教与学息息相关，学的目的决定教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姑且不谈升学、求职等实际需求，学外语（英语）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工作，这一过程是贯彻终身的。理由很简单，英语是唯一具有国际通用的语言。下面围绕以英语为中心的教与学，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二语学习与一语学习。包括专业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很多人都抱怨高校的英语教学效果堪忧。在笔者看来，主要不能归咎于教学方法、理念、内容这些因素，而是二语学习本身的困难所致。一语（母语）学习之所以不成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婴幼儿语言学习是在母语环境下潜移默化地进行的，同时这段时期也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尽管形式语言学派的“语言官能”“普遍语法”假设尚未得到充分证实，但语言学习对交际环境的依赖是不容置疑的。二语学习与一语学习的最大不同，是前者难以获得充足的交际环境，而且大多数的二语学习都是在成年后进行，没有环境、远离关键期，学不好外语是势所必然。印度英语大部分听起来有些不标准，但人家说得流利。为什么？因为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不仅从小就学，而且用得着、必须用，说到底还是环境使然。
母语与目标语。语音系统、词汇量、语法规则、习惯用语等，都是二语学习的重点内容。从标准语和方言的角度来看，方言学习也是一种二语学习，汉语方言内部差异大，互通度低，南方方言尤其保守难懂，不易学习。所以说，二语学习、方言学习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目标语与母语比较接近，学起来能事半功倍。英语的母语者能够相对轻巧地掌握德、荷、法、俄等二语，因为这些语言与英语同属印欧语系。又比如，来自苏锡常不同地方的中老年人习惯于用各自不太标准的上海话进行交流，也是因为苏南吴语和上海话差别不大，尽管有时候出现一些“错误匹配”，也不妨碍沟通。中国的英语教育长期以来不尽如人意，不是学生不努力，基本上还是“先天不足”造成的。再说到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适龄儿童，要同时接受普通话和本民族语两种语言的教育，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前者是二语，但如果从小缺少本族语的母语环境，那么本族语同样也算是二语，都面临学习的困难。
基础外语与专业外语。国内的英语学习已提前至幼儿园或小学，甚至是从牙牙学语阶段就开始了。大多数人学英语并没有偏重于某一专业领域，而是学习以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基础英语。专业英语主要是在专业词汇及数量方面与基础英语相区别。那么，专外教学与公外教学，首先在语言学层面没有区分的必要，外语的程度高低不是以掌握某一领域的专业词汇的多少为标准的；其次，不应该以能否用得上作为外语教学有没有效果的判断标准，有些专业词汇可能一辈子用不上，就像从小就说汉语的我们也不可能熟悉某一陌生领域的专门词汇；再次，语言是信息传递和人际交互的工具，如果纯粹以交际（听说）为目的，在掌握足够词汇量和基础音系、基本语法规则的基础上，在实际语言环境中稍加适应和使用，外语学习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若以这些认识为前提，那么一味地质疑国内高校外语教育的得失，恐怕就有失公允了。
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笔者主要从事语言学的本体研究，长期教授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课，一上来就会先跟学生强调“语言学”和“学语言”的本质区别。上引徐文提到的观点之一，笔者深表赞同，“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名称虽然有些共同之处，其实基本不相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物理学与应用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应用语言学并不是理论语言学的应用科学，并不需要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家不可能也没必要熟练使用他（她）所研究的语言。当然，一点都不懂固然不妥，但说得好也未必就能够发现和解决语言学的问题。说白了，语言是一种工具，重在实用。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学语言大概和学声乐、歌剧一样，持久的训练最重要。所以，如果高校的外语教育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技能训练和理论渗透分开，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分类施教，以导师制的方式个别培养，相信成效会比较理想。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4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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