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一样：文化凝聚力下的长三角一体化 | 社会科学报

点击上方“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哦！

在2018年年底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成为会议的亮点。打造以生态、文化和生活质量为标准的“文化型城市群”亦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目标。而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江南文脉”论坛等的举办，意味着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长三角发展共识。在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江南文化作为长三角共同的精神纽带，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不仅决定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当下，而且影响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未来。

原文 ：《文化凝聚力下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本报记者  田林

图片 | 网络

2019年1月底，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对外发布，长三角一体化成为重要内容，其中上海、浙江首次提出了“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概念。因此，重温江南文化，返本开新，这一源头活水或许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试验田”结出高质量发展之硕果。

经济之繁盛以文化为底蕴

回溯江南文化，“江南”不仅是地理意义的某片区域，还是文化意义的一座高原。明初苏州的“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江南的特色——文化的“风标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原性”合二为一，这造就了江南的持续繁盛。

江南文化发展与时空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造就了江南融汇的品格。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孙逊指出，早期的江南文化仅限于江南地域；宋高宗渡江，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而形成“全国之江南”；随着1843年上海开埠，传统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从而带动整个江南地区发展成为“世界之江南”。江南文化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而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融合而成，与生俱来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文化，集华夏文明智慧之大成，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脉络之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认为，江南文化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指出，“以吴文化为主要代表的江南文化底蕴深厚，一方面构筑出书卷之气足、风雅之士多、科举竞争力强的文化型社会；另一方面助推开放的风气，促进经济的繁荣。”考察江南市镇，几乎无一例外都以人文蔚起、科第兴旺而著称于世。号称“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的南翔镇，不仅是棉布贸易中心，而且也是苏松一带的文化中心之一，镇上多文化设施，有大中丞赵公书院、邑侯马公书院、槎溪小学以及义塾等。太湖南畔的南浔镇，清人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说：“前明中叶，科第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书声与机杼声夜分相继”成为传统。正是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滋养，使江南保持了数百年的繁盛。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曾做过相关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1820年之前，江南的GDP高于西欧的英、法、德，创造了至今不被人广泛得知的世界经济奇迹。

特有的市镇形态催生外向型经济雏形

作为文化载体的空间江南，因水而兴。四通八达的水网，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既加强了南北沟通往来，又增强了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不仅使其成为货物流通的中心，而且塑造了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由此诞生了“不贵空谈贵实行”，重商致用、兴利济民的经世之风。因此，经济和文化成为影响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机制，形成江南城市独有的形态。

上海社联主席王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江南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城市特点。其镇一级行政区划基本都没有城墙，更多的是市，依水成街，因街成市，而市则推动了交易功能，方便了船运交易。注重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因此，其城镇形态更接近现代城市。”在明代的长江三角洲，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所到之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市镇。这些人口稠密、商店林立、经济繁华的中心地，是介于州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新型小城镇，日本学者称之为“地方都市”。

水运的便利，为商业发达提供便利的运输。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当时中国出口的商品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太湖流域、江苏浙江之间的丝绸成为出口商品的主要对象。据樊树志教授《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序言中的数据，从1840年代中期起，生丝每年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18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1920年代末，生丝出口曾经达到19万担的高峰。这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贸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棉布业市镇在棉布出口中的地位同样如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彭慕兰在所著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提出，如果把中国区分为不同的地区，明清时代的江南是位于世界前列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

江南市镇的这一经济形态可以说是外向型经济的雏形。而长三角经济的腾飞与之一脉相承。改革开放40年，长三角地区一直是外向型经济的“领头羊”。2017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企业数占全国的34.32%，投资总额占全国的38.68%。外来资本的进入优化了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理念，成就了“中国制造”高地。

当下全球化面临新态势，对外贸易出现新变化，长三角开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新涵义。三省一市2018经济年报显示，长三角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以上，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占全国1/3，机器人产能占1/2，信息服务业占比1/3，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达到半壁江山……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蓬勃增长。创新正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长三角一体化需要凝聚力、认同感

当下，长三角的发展目标是2020年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目前长三角的基础设施、经济总量、信息化水平等已不输于20世纪世界五大城市群、21世纪美国十大城市群其中任何一个。但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生态联防联治、文化合作交流上，与国际性城市群相比，长三角仍有一定差距。对此，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推出系列具体措施：共同编制实施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进新一代通信技术、电网、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实施跨区域信用联合惩戒、环境保护联防联控等一批重大专项行动，推动区域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民生档案异地查询等。然而系列措施的背后，只有形成相匹配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机制，一体化才能形成“内在联系紧密和对外协调一致”的共同体。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在江南城市群中，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层级关系。而中心城市天然地实现了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和谐，这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持续繁荣数百年的根源。因此，研究其内在机制有助于今天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

历史对此亦有佐证，苏州作为江南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城市、区域则有着向中心聚集的内聚力。比如处于江南边缘的徽州，由青弋江北上芜湖进入长江，再由镇江入运河到苏州，或是由新安江到杭州入运河到苏州，向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进军，催生出江南地区“无徽不成镇”的格局。虽然当下长三角核心区仍未超出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的范围，但长三角作为国际性大城市群，其规模之巨大、影响之广泛以及对城市之间开放与融合程度的要求，已经远非古代城市在农业文明背景下所结成的“松散”联系可比拟。因此，如何通过理论创新与路径设置，返本开新，实现江南传统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已成为长三角城市群良性与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

而协调机制在当下世界城市群中亦不乏成功的先例。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采用核心城市（东京）主导模式，成立自上而下的权威机构保障城市群协同发展。同时注重区域协调规划，日本几轮国土规划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改变太平洋沿岸大城市带东京独大的单核结构，形成以东京为政治中心、大阪为商业中心的“双中心”布局。　　

长三角一体化内在协调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文化和价值上的认同。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曾反复指出，“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但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而江南文化作为长三角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一体化的文化基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认为，江南文化之所以绵延繁盛，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融汇，既包括区域内部吴文化、越文化和徽文化的融汇，也包括不同区域文化的融汇和中外文化的融汇，从而赋予区域共同体以强大的生命力和认同感。“江南文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文化融汇、开放、细腻的特点，使得江南人生性柔和，喜欢交流，对外来者以及外来文化的包容、接纳力强，因此内部容易沟通，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领导。”上海社联主席王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一体化与区域合作、协同发展的差别在于，它需要共同的精神家园，大家在文化上相互有凝聚力，有认同感。因此，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具有文化上的基础，而且要重视文化上的基础。”

绵延不息的江南文脉，可以进一步加强江南文化的认同机制建设，通过文化纽带打破影响一体化合作的藩篱，让长三角城市群走向以生态、文化和生活质量作为评判标准和发展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成功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6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相关文章

社会科学报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官网

http://www.shekebao.com.cn/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