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明，不是死于“他杀”，竟然是“自杀”！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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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到现在，许多辉煌灿烂的文明都曾经繁盛一时，却又黯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是什么导致了文明的崩溃？现在我们是否正走向文明的崩溃？高度发达的全球现代文明能否摆脱崩溃的厄运？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刊发剑桥大学生存风险研究中心研究员卢克·坎普（Luke Kemp）的文章《我们是否正走向文明的崩溃？》（Are we on the road to civilization collapse?），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原文 ：《现代文明正走向崩溃吗？》

编译 | 熊一舟

图片 | 网络

伟大的文明多是自我了结

“伟大的文明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我了结。”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总结了这一判断，他的著作探寻了28个文明的起伏兴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对的，很多文明确实一手造成了自身的衰亡。然而，文明崩溃的过程也往往有外部力量煽风点火。以帝国时代的古罗马为例，过度扩张、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治国无方让国家病入膏肓。然而，让帝国轰然跌倒的，是先后于公元410年、455年被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的重创。

我对于文明的定义是具备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社会，拥有多个城市，在其地理区域内拥有军事统治权，并且拥有一个可持续的政权架构。文明的崩溃可以定义为人口、群体同一性和社会经济复杂整体的迅速且永久的消亡。一个文明的覆灭往往只在一瞬间，而往日的繁荣对此无力回天。公元390年，罗马帝国的领土面积约440万平方公里。5年后，它的领土锐减至约200万平方公里。公元476年，帝国的领土终于被蚕食殆尽。

几乎所有过去的文明都面临着这种命运。一些国家恢复了元气或发生了转变，如中国和埃及。其他的崩溃则是永久性的，复活节岛就是一例。有时，处于崩溃中心的城市会复苏，罗马就是这样。但其他的昔日都市，比如玛雅古城，都被遗弃而作为一座陵墓留给未来的造访者。这告诉我们什么？农耕古国的教训是否适用于18世纪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全球现代文明的未来将会是什么？

无论文明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如何，崩溃都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过去和现在的社会都是由人和技术组成的复杂系统。“常态事故”（Normal Accidents）理论表明，再复杂的技术系统也会导致失败。我们现在的技术可能更先进，但这并不能让我们相信，我们对毁灭我们祖先的威胁是免疫的。新的技术能力甚至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虽然人类的文明规模已经遍布全球，但是文明崩溃的历史表明，文明崩溃似乎对广袤帝国与新生王国一视同仁。哪怕是巨大规模的文明建立起的铠甲也难以抵御来自内部的社会崩溃。如此紧密相连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也恰恰是最容易散布危机的系统。

导致文明崩溃的几大因素

目前对于文明崩溃的原因没有公认的看法，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

气候变化：当气候的稳定性发生变化时，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其后果包括作物歉收、饥荒和土地沙漠化。阿纳萨齐文明、蒂瓦纳库文明、玛雅文明、罗马帝国时期的古罗马以及其他许多消失的文明都与突然的气候变化同时发生，通常是干旱。

环境恶化：当人类社会过度攫取环境资源，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时，就有可能引发文明的覆灭。这一生态崩溃理论一直是畅销书的主题，认为过度的森林砍伐、水资源污染、土壤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文明崩溃的诱因。

不平等和寡头政治：财富和政治权利不平等可能造成寡头政治和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这也可能是社会解体的核心驱动力。它不仅造成了社会贫困，而且妨碍社会形成对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作出反应的能力。

自身复杂性：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提出，社会最终会在自身积累的复杂性和官僚主义的重压下崩溃。为了解决不断遇到的新问题，社会逐渐积累了复杂的结构和体系。而适得其反的是，社会的复杂程度最终会达到收益递减规律中的拐点，引发文明崩溃的问题将接踵而至。

外部冲击：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饥荒和瘟疫。阿兹特克帝国就是被西班牙侵略者终结的。大多数远古时期的农耕国家都是在致命的瘟疫流行之后快速覆灭的。在高墙包围的聚落中，高度拥挤、人畜混居的肮脏环境让任何疾病都能无可避免地爆发，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随机性厄运：对古代帝国的统计分析表明，文明的崩溃也可能随机发生。进化生物学家因德蕾·兹里巴特（Indre Zliobaite）和她的同事从物种在进化中留下的数据中发现，灭亡似乎有着随机发生的特征。对于这种明显的随机性，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在环境变化之中，如果多个物种之间持续不断地频繁竞争，即使各个物种拼尽全力求生，但这些物种还是免不了同时走向灭亡。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对此进行阐述，但于文明崩溃的原因还是没有结论性的解释。目前能明确的是：以上强调的几个因素都能酿成文明的崩溃。当来源复杂的多重压力超越了社会的应对极限，文明的崩溃就是一个越过临界点后自然发生的现象。

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危险指标，看看现在的文明是在走向崩溃，还是远离崩溃。温度是衡量气候变化的一个明确指标，GDP可以表示社会的复杂程度，而生态足迹则是环境恶化程度的指示器。如今，以上每种指标都在急剧上升。

要计算社会的不平等程度相对困难。作为一种经典测算方法，基尼指数显示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只是在部分国家这一指数仍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基尼指数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它仅衡量收入的相对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收入分别为1美元和10万美元的两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一倍，那么基尼系数中这两个人就没有差别。但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从99999美元跃升至199998美元。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6年，全球收入水平前1%的人群所持有的财富总额已经从25~30%激增到了如今的40%之多。财富不平等的情况正在恶化。

从废墟中吸取教训

令人稍感宽慰的消息是，文明的崩溃未必是唯一结局，社会的复原能力也许能延迟崩溃的过程，或者防止崩溃发生。例如，以经济复杂性指数（ECI）衡量，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目前全球经济多样性已经日益增加。一个国家如果不只是出口农产品，就更有可能经受住生态退化的威胁。我们还有理由保持乐观，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创新。以人均专利申请量衡量的创新正在增长。从理论上讲，如果创新技术能够缓解气候变化等压力，文明崩溃的风险也自然会下降。

不过，当我们审视导致文明崩溃和有助文明恢复的两方面因素时，可以确认的是人类不应自满。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毕竟人类实现创新远离危机的手段正变得日益丰富。然而，气候在变化，贫富差距在拉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对环境的索取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

这还不是全部。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世界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在古代，文明的崩溃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这种影响只是一种暂时的倒退，人们往往可以恢复到农业或游猎的生活方式中去。今天，文明崩溃的场景则要危险得多。一个国家，有时甚至是一个集团所拥有的武器就从生物制剂到核武器都有。人们越来越专业化，与食品和基本商品的生产脱节，而一场气候突变也许就能让我们再也无力重返简单的农耕生活。

尽管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复苏能力都在增强，但我们的科技力量也带来了无法预知的威胁，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文明曾经与这样的威胁交手。以我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举例，我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与毁灭玛雅或阿纳扎西的气候变化有着不同的性质。我们所面临的是全球环境问题，而且是人为的恶化，灾难要来的更迅猛、更可怕。

人类文明的崩溃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能从过去社会的废墟中吸取教训。但人们要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减少排放量，消除不平等，扭转环境退化，发展科技，实现经济多元化。已经有很多成熟方案在构想如何在大灾难爆发后快速恢复人类的食物供给，以及重建农业知识系统。另外，如何避免危险的科学技术大规模泛滥同样至关重要。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大灾变，这些手段都能降低其不可逆的风险。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3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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