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航天怎么玩？软银+“一网”模式分析
原创：雨菲 《卫星与网络》杂志
互联网界对软件银行集团都相当熟悉，这个庞大的投资+运营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几乎都围绕着推进互联网、应用互联网而展开。而“一网星座”则是纯粹为了提高世界互联网覆盖率而创建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考察一下“一网星座”，来体会一下这两家企业走到一起的合理性。
“一网星座”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最终用户和零售商出发的运营理念。首先，最终用户不需要具备任何专业技能，不需要购买任何专用设备。只要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就可以接入网络。当然，在最终用户和卫星之间还需要一个零售商。零售商也不需要懂得卫星通信技术，只要贡献出自己的屋顶来，摆上一个全自主运行的终端，再把电源线插到插座上，就OK了。终端会自己对星、自己切换波束、自己完成变频和调制解调等工作，然后通过无线路由器，给附近的最终用户提供上网服务，然后从一网公司那里得到营业额的分成。这是真正把互联网扩展到了没有宽带网络覆盖、没有3G或4G的地方。
因此，软银作为一家致力于互联网的企业，看中“一网星座”的潜力并加以投资，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投资是发生在“一网星座”已经完成系统设计、频率协调、发射安排等工作、得到相当多战略投资者的共同支持之后，是跨越但同时又稳健而保守的行为的高度统一，谈不上前瞻性和预见性。
正是这种跨越加稳健和保守，使我们可以把这次投资看做一个互联网+航天的典型案例，用航天手段来为互联网提供支持，用互联网筹集的资金来为航天活动提供支持，是二者彼此相加。
互联网+航天不是脑筋一热
无论软银的孙正义，还是“一网星座”的格里格·维勒，都不是什么新手。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已经闯荡多年。所以，他们的投资和创业无论最终在公众面前有多么惊世骇俗，实际上都是深思熟虑、缜密安排的结果。
既然我们以商业航天为己任，那么就把目光对准“一网星座”和维勒。维勒首先是互联网界的名人，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发明了一种计算机用的零件，然后开了一家公司大量生产，此后又把公司卖掉，拿到了一亿美元。再此后，他先是前往非洲卢旺达，帮助这个国家建立了电信基础设施。根据在卢旺达获得的经验教训，维勒又筹集10多亿美元，组建了O3b星座，这个Ka频段中轨道星座为许多无法铺设光缆的海岛、山区提供了宽带卫星服务。也让维勒对卫星事业有了更大的信心。
2011年底到2012年，维勒发现，卫星星座其实是个好理念。手机用户必须在现有地面蜂窝网络之内才能通话，如何让蜂窝网扩展到边远地区呢？用星座行不行？卫星应该如何融入蜂窝网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稀疏的地区依然不能上网。静止轨道卫星的地面站、转发器都很贵，这些地区的人们买不起终端和服务。但是把这些人的数量加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维勒给“一网星座”的定位是，专门服务这些连不上网的人。“一网星座”的用户天线只有200美元。防水、防尘、不需要维护，连按钮都没有。这种天线不用精密安装也不用对星，直接扔在屋顶，然后把天线和无线路由器或者蜂窝电话基站相连，网络就通了。
这就是“一网星座”和维勒的理念，也是软银最终会投资给“一网星座”的理由。在当今中国商业航天的队伍中，在小卫星的追捧者和践行者中，有哪位具备维勒这样的经验值、号召力和执着程度？有哪位像他一样，在多年深耕产业的基础上才厚积薄发的？显然，我们无法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令人乐观的答案，也就得不到软银这类资本的投资。
我们曾经深刻探讨了国内小卫星事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引起激烈争鸣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业内人士的积极响应。其中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不行，那么应该怎样做呢？
是啊，应该怎么做呢？可以怎么做呢？
从通信小卫星星座的角度看来，“做什么”、“怎样做”是有明确答案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广泛宽带互联网接入需求的国家，虽然光纤网络得到了大规模发展，但传统卫星通信业所强调的老少边穷地区，宽带接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公路交通、民用航空、海洋运输等移动平台的宽带接入，为通信业带来了新的课题。我们是非常需要一个自主宽带互联网小卫星星座的。
实际上，许多业内甚至业外人士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宽带星座的计划。但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航天界对宽带星座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对遥感卫星的重视程度高。为什么供过于求的遥感星座有人追捧，供应空白的宽带星座只有少数人在努力？这或许和电信产业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通信星座要面对牌照发放、频率协调、传统运营商竞争合作等方面的繁琐工作，遥感卫星运营者是不需要为此头痛的。
这里，我们可以仔细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宽带互联网星座会面临哪些难题。
宽带互联网星座不同于遥感星座，它需要24小时保持高强度的电磁波收发。这首先需要获得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的批准，然后还要在日内瓦的国际电联大会上面对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低轨星座是全球运行的，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一个具体频段只要被一个全球星座占用，其他人就只能绕道而行。换言之，一旦维勒建成了“一网星座”，其他任何非静止轨道轨星座就不能再使用“一网星座”所占用的Ku频段。而且，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频率使用得到优先保护，这也是维勒邀请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加盟的理由：这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通信卫星，只要它入伙，“一网星座”就把最大的潜在反对者变成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据我们所知，中国国内已经提出的宽带互联网星座，都还没有真正解决自己的频率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电信牌照。国内电信业的牌照管理非常严格。一家企业如果想获得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接入运营资质，难度不见得比频率协调更小。牌照问题给国内卫星通信业带来了长期的困扰。在已知的宽带互联网星座方案中，我们尚且没有看到成功获得牌照的解决方案和路线图。而没有牌照，是不能经营的。
我们假设频率和牌照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如何把服务推送给消费者呢？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分布，在绝大多数人口密集区，已经建立起了各类有线和无线宽带服务。宽带互联网星座很难进入这些已经成熟的市场。当然，宽带星座可以为缺乏宽带互联网服务的山区、海岛、边远农村、牧区提供服务，也可以瞄准公路、航运、铁路和航空的移动平台接入。后者的市场容量可能相当巨大。但是这需要建立起全国单位内的营销体系。
如果要把业务推广到全球，那么建立营销体系的难度就更大。
这样的营销无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头开始，一种是借助其他企业的现有销售渠道。
精明强干如维勒，也要引入国际通信卫星公司、高通公司、空中客车、印度巴哈迪公司等成熟企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现有渠道来实施营销。其中最有创意的可能是引入可口可乐公司，用这家全球最强大饮料商的售货亭来作为零售网点。想象一下世界各地的人们围拢在冷饮商亭旁边，一边刷社交网站，一边享用汽水的场景，不得不让人佩服维勒团队的创造力。
而国内的互联网星座方案中，似乎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营销模式，更没有提及如此细节化的销售手法。
低轨道的互联网星座和GNSS星座有一点相似——如果不把全部星座建设完成，就无法提供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总会有某些地区在某些时刻陷入服务中断的状态。这或许也是通信和遥感的最大区别。多数遥感应用并不要求24小时实时监视，每天拍摄一次就算很频繁了，因此哪怕只有一颗卫星也能开展业务。
这意味着互联网星座必须筹措足够的资金来一次性完成全部星座建设。虽然营销工作可先行一步，但对创业者的融资能力是严峻的考验。维勒的创业能力和盈利能力得到业界公认，因此在融资方面较为顺利。而国内的各个“商业航天”企业，无论是从政府那里谋求财政支持，还是发动私募，所筹集的资金都是非常有限的，完全不足以建立一个互联网星座。
无论产品还是服务，并不是卖出去就万事大吉的。最终用户的设置问题、服务质量问题、收费问题需要解决，零售网点的卫星终端需要维护和维修，车载、机载、船载平台的卫星终端需要保养和维修……所有这些问题，都决定了互联网星座运营企业必须建立起一个覆盖全部用户的售后服务体系。这不但需要庞大的资金，也需要长期的经验和技巧积累。业界都知道，几个世界著名VSAT企业在中国耕耘多年，很大一部分工作量就是投放在售后维护上。然而和互联网星座相比，这些企业的用户数量是非常之少的。由此，互联网星座要为售后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投入多么巨大的资源，是可想而知的。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上述问题显然让诸多“商业小卫星”创业者望而却步，放弃了这个有经济前景的方向。但对于强调“勇攀高峰”的航天业者来说，这不但不应当成为逡巡不前的所谓“客观理由”与借口，反而应当成为奋勇前驱的动力。
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个问题，就像缺乏自主GNSS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一样，缺乏自主的全球互联网星座，很有可能会让中国丧失在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战略能力，使中国人的全球航运信息化、全球金融信息化、全球物联网被迫要通过其他国家的星座实现，譬如维勒的“一网星座”。这样，我们的产业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乃至整体国家安全都会存在一个难以弥补的短板。
事实已经证明，现有的产业格局和产业生态不足以生长出一个能与“一网星座”相提并论的自主互联网星座来。必须有一种全局性的力量来统筹各方资源，梳理和再造产业链。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主管部门与产业基金责无旁贷。
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规范国内产业，更要代表国家利益，去引导国内企业争夺宝贵的频率资源。只有拿到了频率资源，才能保证自主星座有建成的基本可能性，至少可以实现“肉烂在锅里”。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在国际场合使用一些斗争技巧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产业利益。
产业基金则面临着统筹资源、形成分工合作关系的具体职责。软银不会为中国民族产业做的事情，我们自己的产业基金要去做：哪些企业或者地方适合建立卫星制造基地？哪些地方愿意承接机动式火箭的发射业务？哪些企业愿意成为卫星终端的制造商？哪些企业愿意用自己的全国乃至全球网点承担营销和售后任务？哪些政府基金愿意加入产业基金的行列、做到众人拾柴火焰高？至于部分地方政府所关心的卫星命名问题，一个低轨道的互联网星座将由数百乃至数千颗卫星组成，无论是收费冠名还是抽签冠名，都有充足的资源。
其实从更高层面来说，这也意味着另外一项挑战：中国的商业航天，能不能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利用资本的力量，实现行业协作和自我规范？能不能把国家利益和民族产业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说资本都是逐利的，那么商业航天的资本能不能证明自己有长远目光和广大胸襟，去追求宏大的利益，而不是汲汲于眼前的蝇头小利？
如果上述问题都能收获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中国的商业航天乃至整个航天产业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去追求更多、更大的目标，例如航天技术民用、商业化的载人空间站、空间太阳能发电、空间采矿、月球基地……向着真正的大航天时代基础产业前进。
雨菲：
《卫星与网络》杂志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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