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模式：新型举国体制在商业航天发展中的逻辑演进和实践路径（之一）
以商业火箭为例，美国通过政策调整、资源调度，技术支持，项目与订单扶持等创新激励和政策法规措施，大力扶持商业火箭创业种子企业，培育具有全球影响的领军企业，加速商业航天的发展步伐，并以此保持在全球航天竞争中的领先位置。SpaceX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由此而来的是在运载火箭领域，火箭能力、效率、成本等综合指标呈现出快速的代际提升趋势。
混合所有制模式：新型举国体制在商业航天发展中的逻辑演进和实践路径（之一）
作者：《卫星与网络》杂志原总编刘雨菲
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来阐述：
新型举国体制：高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根本性的制度设计
新型举国体制的“新”在哪里？
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商业航天的发展将有着怎样的影响？
新型举国体制：商业航天跨越式突破的制度手段
对于中国航天业来说，举国体制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事实上，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正是传统举国体制成功实践的典范。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传统举国体制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下，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逻辑，演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而航天业，也在近年来兴起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商业航天发展大潮。
所谓新型举国体制，是集中全国各方人力、物力、财力，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为根本旨归，以攻克重大项目或完成重要任务为主要目标，以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为外在表现的体制设计。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是强调举国体制要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条件下展开创新与探索，摆脱传统举国体制中国家重大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难以有效实现转移转化，与产业科技发展“两张皮”的弊端。
早在2011年7月，《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正式进入我国科技发展的制度设计框架中。
2018年以来，在美对华发起高烈度科技战后，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新型举国体制的建立和实施更加成为中国在科技战中破局突围的关键所在。
随后，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构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至此，新型举国体制正式确立为我国高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设计。
从其内涵演变来看，新型举国体制有着全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逻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强调举国体制主体结构的优化升级，旨在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作实现技术突破，形成“有为政府主导、有效市场协同”的科技创新局面。
其次是产业技术创新成为主战场。传统举国体制下科技突破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现象突出，缺乏灵活性和经济性，新型举国体制力求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推动研发要素向产业链上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与部门流动，强化关键研发成果的转化应用，形成核心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紧密关系。
第三是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企业成为打通技术与市场的节点，实现产学研闭环的关键，既是新型举国体制中重要的研发攻关主体，也是实现市场经济与举国体制更好结合的枢纽。
第四是呈现新的组织形式和参与者。传统举国体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掌握创新资源的地方政府和拥有科研实力的民营企业，将成为重大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的有力参与者和重要变量，这也使新型举国体制呈现出新的组织形式。
航天是关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国防建设和综合竞争力的国家战略性力量。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中国的维度来看，都是大融合大联动的创新活动，始终需要集智攻关、协同创新，这也使中国航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成为体现举国体制优势的成功典范。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重点领域、新的主体结构和新的技术支撑的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对航天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
而商业航天作为航天发展的重要一极，对于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更紧迫的现实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丰富的运作方式和更深远的战略影响。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在发展时间和发展水平上较国家航天都有着较大的差距，处于相对割裂和发展不平衡的状态，难以把航天科技成果、战略资源，及其所构成的战略支撑转化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驱动。国家航天和商业航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新型举国体制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推进，有利于市场机制在航天业中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等一系列目标的达成，既发挥政府统筹与引导作用，又体现市场和企业的主导作用，建立高效的“联合+竞争”的协作机制，形成政、产、学、研有效参与的创新联合体。
更为紧迫的是，中美已经成为航天领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面对中国航天近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在航天领域，美国对中国的主要优势逐渐集中在商业航天上，美国瞄准了中国商业航天发展不足的软肋，试图以商业航天作为主要的太空战略力量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压制中国航天的整体发展。事实上，在商业航天的发展上，中美之间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以商业火箭为例，美国通过政策调整、资源调度，技术支持，项目与订单扶持等创新激励和政策法规措施，大力扶持商业火箭创业种子企业，培育具有全球影响的领军企业，加速商业航天的发展步伐，并以此保持在全球航天竞争中的领先位置。伴随着SpaceX等商业航天公司的崛起，其火箭运载能力、效率、成本等综合指标呈现出快速的代际提升趋势。其中，SpaceX研发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起飞重量为1566吨，可以提供高达2488多吨的起飞推力。如果以其近地轨道有效载荷63.8吨计算，运载系数高达4.07％。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系数高达1.7％。
与之相较，尽管中国航天2021年以55次发射居世界首位，发射载荷115个，载荷总质量191.19吨，但在运载能力方面，完成51次航天发射的美国在发射次数上虽屈居第二，但发射载荷1335个，载荷质量总质量达到403.34吨，超过其他各国发射航天器质量总和。其中，SpaceX占据了一半以上，是中美在运载能力差距上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美国还加大商业航天领域对探索性、前瞻性和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推进天地往返、水平起降组合动力、航班式进出太空新技术的探索研究，将技术领先优势快速转化为新的“代差”优势。
这种差距要求我们在商业航天这一竞争主战场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制度保障，迅速攻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追赶和超越，推动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推进，可以有效地克服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中出现的“小、散、乱”，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技术突破乏力，生态成长迟缓，市场发育不畅的等诸多弊端，集合各方力量，聚焦关键技术，优化行业资源，实现商业航天的整体突破。
因此，就商业航天而言，对于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更紧迫的现实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丰富的运作方式和更深远的战略影响。而新型举国体制，也能够成为商业航天跨越式突破的重要制度手段。
事实上，只有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激发高效的创新动力、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整合全国、全民的资源与创造力，赢得创新发展的战略主动，才能可持续地提升我国航天科技水与产业发展水平。
当今世界，高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而市场和创新，是推动高科技产业持续发展和快速迭代的两大要素。对于航天领域这一高科技聚集地而言，商业航天是将市场与创新两大要素紧密连接的桥梁枢纽。因此，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与创新相统一的新型举国体制必然也应当成为商业航天跨越式突破的重要制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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