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能性丨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看见麓湖的“共生长”

中国城市化发展在过去三十年里都在以“标准答卷”的形态复刻前行，其深层逻辑在于快速套用成熟的“舶来”城市体系以适配这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崛起。当阶段性目标达成，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消融的刻板印象与对社会多元发展的束缚。立足眼下，似乎已迎来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转折点。

《城市中国》撰稿人张晶轩通过剖析以往的中国城市空间模板，发现曾经的发展核心（也是现在的发展桎梏）是城市空间价值与传统区位价值的强绑定。而以麓湖为代表的国内诸多探索性、前瞻性开发案例，正在以某种共性的方式来冲破传统区位的枷锁，让城市空间本身的价值得以从传统土地经济中释放。这种“与城市共生长”的理念本质正是与城市发展变迁根脉相连，也因此成为激发社区、城市更深层活力的关键。

张晶轩,《城市中国》杂志研究员、编辑。第三届上海策展人实验室策展人，2023油罐策展人奖获得者。

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有着建筑设计和社科研究的交叉背景，关注建成环境背后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其合作项目、作品展示于2015上海城市艺术空间季、哈佛设计学院、2021苏州国际艺术周、2021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等。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空间结构看起来如此僵化？从90年代起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中，土地经济学中的区位论，尤其是“同心圆”的城市结构成为中国城市规划重要的指导思想，以追求最高效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增长，也导致了“千城一面”的城市空间结构。

2021年，受艺术家Itchy Feet的《每个欧洲城市》和《每个美国城市》的启发，建筑师Alfred Twu创作了一张手绘地图，名为《任何中国城市的地图》。正如“每个欧洲城市”的中心都矗立着一座“圣·坑游客·大教堂”，“任何中国城市”的中心区都被一条环路所圈定，人民广场、大剧院、巨型雕像、摩天大楼……依次摆放其中。这种刻板的空间组合能让人在第一时间联想起大量中国城市。

不可否认，圈层式的城市结构一定程度是一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早在两百年前，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就首次提出同心圆结构的农业区位论。他推演了一个假想的“孤立国”中的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状态，认为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所导致的运费差会决定农产品纯收益的不同(杜能称之为“经济地租”)，进而使不同区位存在着更为优势的土地利用方式。1925年，伯吉斯基于对大量美国城市，尤其是芝加哥的观察，将区位论推广到了城市功能布局中，奠定了最为经典的同心圆城市结构。

（左）杜能圈行程机制与圈层结构示意。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也标志着区位理论的诞生。这一著名的杜能环同心圆结构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工业区位论、商业区位论等土地经济模型；（右）伯吉斯将城市划分为5个同心圆地带，由中心开始依次为中心商业区（CBD）、过渡性地带、工人阶级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高级或通勤人士住宅区。这一模型为早期的社会学家和土地经济学提供了重要来源和方法，也成为二十世纪初房地产商宣扬的城市房地产价值的模型基础。

如果说，西方城市结构学说更多是对现实城市的总结、抽象、归纳，这套理论在中国则从城市化起步期开始，便以“自上而下”的形式植入城市基因，深深影响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空间。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张庭伟教授曾将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变化主要表现概括为两方面：“城市建成区向外扩展”以及“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新组合”，且呈现出明显的同心圆结构——在城市核心是商贸功能为主的CBD，紧靠核心外围的城市内圈主要是居住区，在城市外圈则是新旧工业区，以及由核心及内圈外迁出来的新居住区。

城市建成环境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密不可分，在中国过去三十年飞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土地承担了重要的融资作用，也使追求最大利润的土地经济成为重要工具。而其中的空间形态也反过来影响人在其中生存状态。以环城快速路为例，其作用绝不仅仅是交通，更成为城市中心层级的一种象征。它在人们内心筑起一道隐性的城墙，也成为一座城市房价的等高线。

三十年后，我们已走过了批量化飞速建设的年代，目睹一座座相似的城市拔地，并走入不再“日新月异”的城市未来，我们又是否拥有其他的可能性，走出“一环又一环”的规训？相比社会迭代，城市物质空间的进化速度较为缓慢。但在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语境下，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时，似乎对城市结构的突破逐渐成为一种大势所趋。

根据国务院于2014年下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为I型大城市。

从最为经典的同心圆结构来看，其集聚优势尤其适合中国城市规划分级中的中等规模城市推进其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因此，I型大城市以下的大、中、小城市大都尚处于发展单一市中心及其圈层结构的过程中，力图通过规模和集聚效应实现最高效率的发展。而《城市中国》的观察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在自然地理、产业创新、土地招拍挂方式等多重因素之下，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已试图突破单中心的构型，实际呈现出多组团、融合式的布局。

什么是多组团、融合式布局？《城市中国》认为，人口规模在300万以上的我国大城市，城市发展的方向更类似于对多种西方城市结构理论的融合。我们在城市中能发现多个同心圆，中间以产业带、居住带划分出扇形结构，并在其他区位呈现马赛克状的拼合形态。这种多组团融合式的城市结构在上海、深圳、成都多地都有明显的体现。

同心圆结构之外，西方城市结构学说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扇形结构和多核心结构，成为目前三大最主流的城市结构理论。扇形理论（上图）作为对同心圆理论的修正，认为城市是以扇形的形式发展的，高房租住宅在高地、湖岸、海岸、河岸分布较广，且有不断向城市外侧扩展的倾向。多核心理论（下图）则强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多个商业中心，并产生新的极核，且其布局将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必然呈现圆形。

（制图：王佳琦）多组团、融合式布局概念图。

如果将城市结构视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动力学过程，其演化或许并不存在一个终极平衡状态。法国学者Marc Barthelemy曾模拟了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的动力学过程。从早期的“单中心阶段”（Monocentric Regime)开始，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在收入与通勤成本的权衡之下，出现“距离驱动的多中心阶段”（Distance-Driven Polycentric Regime)；随着副中心的发展提升，逐渐形成“吸引力驱动的多中心阶段”（Attractivity Driven Polycentric Regime)，副中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

张晶轩认为，在不少中国城市都能观察到“距离驱动的多中心阶段”和“吸引力驱动的多中心阶段”。它们往往表现为：在城区内部，以地标级商圈、CBD为核心的组团式布局，使得城市内的数个城市（副）中心难分伯仲；在城市外围，拥有两三个新城、新区早已成为大城市的一种空间标配，随着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它们完全能具备更高的战略意义；城乡之间（传统上的“郊区”）点状、片状的开发也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城市边缘区（Peri-urban），是一种逐渐形成城市、乡村和自然要素微妙共存的“马赛克式”空间。

以成都为例，传统需求里的城市中心人们很容易就想到春熙路、太古里，这是成都过去的名片式“集核”，是城市发展的动因或动力点，位于城南的天府新区当然也期待出现一个新的集核。这个集核除了像传统集核一样汇聚人气、资金、产业、形象等发展要素，最好还能对新旧城区起到文脉过渡与连接的作用。用这样的思路看，曾经是麓湖阻碍的土地区位问题反而有了一丝破局的松动。

于是我们尝试着以麓湖艺展中心、国家4A级水城景区、红石公园等地标性场所为发力点，借由彼时艺术与环境的城市人文新缺口，一次次叩击“区位”这块大石寻找突破点。在第一批热度来袭时也不敢懈怠丝毫，转而紧锣密鼓地开启了非标商业探索、社区共治推进。整个过程跌跌撞撞，却受益良多，让企业愈发明晰了自身城市运营商地定位，在多方共赢的谦和态度里，实现了一个个城市价值端口的串联。

如今的麓湖以生态宜居的、艺术的、非标商业扎堆的、创业聚居的……综合性面貌在成都发展的双核间有了一席前景之地，即便还未完形，但已不再完全依附于某种同心圆结构，不需要借由他者（市中心、中心城市）来定义自身，而是创造出内部的共识与身份认同，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区域性“地方力量”。

麓湖艺展中心、A4美术馆、麓客岛、天府美食岛...全新的消费场景力和内容力蕴生城市活力。

许多人对此好奇，因为这对过去几十年来地产开发的逻辑是一种颠覆。但回过头看，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顺势流淌在中国城市结构模式转变进程里，随其时而动，随其型而变。无数次被提到的“与城市共生长”，在梳理中国城市结构变化的构架里被一一对应，验证着这份生长史的确牢牢扎根在国土之上，与国情一脉相连。就如张晶轩认为的一样，在最初人们将麓湖定义为“城郊”之时，承担社区需求的建设既是我们的“麻烦”，也给了我们最大的“造城”自由度。珍惜拥有的，不逃避应做的，也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为什么城市化走到今日，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必然会产生空间构型上的突破？从城市产业发展创新的角度看，一定规模的大城市必然会出现一种试图突破同心圆结构的发展动力。

在全球化时代，土地经济模型不仅对城市内部各个区位赋予不同价值，更随着全球资本的流动，形成了全球城市之间的功能区分和价值梯度。在深双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宇星看来，“土地经济”背后的原理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资本传导体系——资本以西方为中心一层层传导下去。不同国家、城市、片区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发展角色是被固定的。当某种规模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所依附的土地经济实际会压制其他创新产业的发展。

因此，当城市形成一定人口和产业规模，开始鼓励更多元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创新，其价值洼地便会被不断挖掘出来，通过较低的成本为起步期的创新产业提供孵化。由此，原本坚固的圈层结构便开始瓦解、流动，城市中更具多样性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梯度也得以形成。作为商品的城市空间永远在寻找新的“稀缺性”。当城市化基本完成后，这种稀缺性不再需要完全依附于区位而存在，而能够自成一套更强调空间、场景自身价值的“空间经济”。比如在80、90年代没有“稀缺性”的老厂房，在今天能以其空间形态和历史脉络形成的“空间价值”摇身成为创意园区、秀场、共享办公等。

这也与麓湖多年推倒重来不断实践得出的结论近似：想要突破传统区位限制的关键，是不遗余力地持续挖掘空间、场所本身的价值。

同时，当土地经济过于追求高效的土地利用，可能形成城市中某类品质、体验的短缺。而麓湖正是通过“空间经济”的方式对过去城市的缺口进行了创新性填补，由此逃脱了传统区位价值的强绑定。

当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小区消解了邻里之间原有的社区感，物理上远离传统市中心的麓湖，通过强调社群、社区自组织的重要性，也填补了土地经济中“社区感”的空缺。而一切的开端，仅仅始于一句“好东西太少了”的初心。

麓湖·社群之家

这份初心化为强大的内驱力，裹同着打破区位论的两大变量——人与技术——让城市结构由冷漠的产能重心转向了社区生活的回归。在清华大学的龙瀛教授看来，在新技术的影响下，未来城市内部空间组织将逐渐趋于社区化，形成更加分散的网络与多中心小簇群形态。其中，居住、就业、游憩、交通、服务等功能将从明确的功能分区走向混合。

城市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人、产业、社会发展的自身动力出发，或许并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单中心或多中心结构。更多时候，混合、拼贴、变化才是城市的常态。我们无法对未来做出完美的预判，但可以永远相信“演变”本身。而相比过往三十年的城市化表现，未来的突破和创新将更值得期待，因为永远未完成的，才是城市。

城市运营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共同来探讨、实践。在「对话」栏目，我们邀请国内外优秀的专业学者、机构，以麓湖麓系或者全球优秀城市运营为案例，进行不同样本分析，探讨城市未来发展可能性。形式有对谈、专访、约稿、品牌书、沙龙、论坛等，以影响更多专业、更有影响力的人群来交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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