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生日会，竟成追思会。
昨天，2017年1月14日，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化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 岁。
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国知识界的骄傲。他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50岁以前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中年以后改行从事现代汉语事业，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他８５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转向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他广泛阅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堪称中国知识界的传奇人物。
周有光先生晚年在他的小书房里与许多来自各地的文人访客谈笑对答。在一问一答之中，浓缩了百年的人生智慧。本文收录在《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今日文章来自搜狐。
Q：您主张“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请问您所受的学校教育和教过您的老师，对您形成这种不断思考的习惯是否有影响？
周有光：应该说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
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里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Q：现在不少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喜欢上学。当初您对学习浓厚的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
周有光：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教育负担太重，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
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
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家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外国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
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周有光：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
会去思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那时小学、中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
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
语文改革也是如此。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Q：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小学生文字水平普遍下降。现在中小学又非常提倡古汉语、古诗词的教学，社会上有人还搞古诗词诵读工程。这种现象同语言现代化建设是否有矛盾？
周有光：我不认为读了文言文就能写好文章。有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有人提倡文言这件事？我说21世纪提倡文言是时代的错误，要先把白话学好，再学文言。白话文言二者语法是不一样的。你一会儿文言，一会儿白话，文言学不好，白话也学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乱了。
克林顿当年拿出15亿美元投资教育，让孩子8岁过阅读关，实际上美国的孩子6岁就能看很高水平的杂志，如果用古代语言就做不到。我认为，你可以学古代的语言，但要选修。古汉语不是基础教育的内容，是大学生学习的一种专业，非专业的人不用学很多的古汉语，接触一点就可以了，但白话文一定要学好。
从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现代，再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现代。你白话学好了，古代的东西就可以自动学了。
举个例子，我受邀去日本访问，才知道日本小学生就用铅笔，不用毛笔、钢笔，因为写字方便。书法是一种艺术，是少数人的事，不喜欢就不用学。写字是每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本领。日本教育注重实用书法，中学生也不用毛笔写，只有搞艺术、搞书法的人才用毛笔。
Q：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有光：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
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Q：您从小上新学堂，大学上了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海外，20世纪30年代到了日本，40年代再去美国，1949年回国。这种复杂的经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造就了一代学者在学识上融通古今中外，品格上凸显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应该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学习西方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
周有光：我为什么要写文化的文章呢，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古代没有现代文化，它是19世纪慢慢形成的。
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必须是全球化文化，以国际现代文化为主，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这是文化的主要方面。
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
我写了篇《漫谈西化》，专门谈这个问题。中国所讲的西方，最早是指西域，后来是西天（印度），最后才指西欧，这是三个西方。糊里糊涂说西方文化是不对的。
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3/4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
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
追思会现场展示的先生题词
Q：大家都想知道，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如何做到保持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现在的老师很辛苦，压力很大，很多教师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你能否给教师传授一些“秘方”，以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周有光：一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人是会超过前人的。二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通识教育就是学习逻辑思维，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Q：1923年您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给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硬系那个？在圣约翰大学，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跟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术）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
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英文就能很好的应用了，在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在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讲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
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是不能增加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解放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在苏联，大学毕业就是专家了。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