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研究虐儿的安徽女学者
读报，是我多年的习惯。日本社会的大事小情，国际世界的新闻趋势，都能通过读报及时获得。不过，日本报纸读久了，一个疑问也在我心里越积越深：都说物以稀为贵，可为什么在高龄少子问题逐年深刻的日本，报纸上的虐儿事件却越来越多了？
带着疑问，我与到访《日本华侨报》编辑部的儿童心理研究者石晓玲展开深入对话，探讨导致虐儿这一问题出现的社会、文化、家庭等影响因素，寻找解决方法。
石晓玲，安徽滁州人，出身教育世家，1993年赴日，曾就读于关西学院大学，专攻儿童发展临床心理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现执教于东京福祉大学保育儿童学部，为副教授。
日本社会已发展的相对成熟，科技发达，福利健全，虐儿现象为何不断增多？在日本，有一个特定词语——妈妈友，指的是因育儿而产生交集，进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她们的社交范围主要集中在幼儿园、小学和社区公园。
尽管维基百科日文版将妈妈友解释为朋友的一种类型，但石晓玲直言不讳地指出很多日本妈妈认为“妈妈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妈妈友是通过孩子结识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存在两面性。
积极影响是可以交换当地育儿信息，有急事时拜托对方临时照顾下孩子。负面影响是如价值观不和容易引发纠纷，又不容易退出。因害怕与周遭人群发生不和，妈妈们得一直小心谨慎地行事，也是产生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最新的小学生妈妈友的调查显示，加上受疫情影响，约有半数人没有参加妈妈友圈子，其中认为不需要妈妈友的占8成以上。这也说明日本育儿期的人际关系复杂，容易产生孤立育儿现象。
石晓玲指出，虐儿问题出现的背景因数很多又不易控制，导致日本儿童相谈所的年度儿童虐待相谈件数突破20万件后仍继续攀升。例如，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个人的劳动时间增多，培养孩子的教育费和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的压力增加。而同时祖父母对下下一代的育儿参与不积极或自顾不暇，地缘文化，血缘文化的变化导致核心家庭，即父母自身在育儿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孤立育儿，而日本文化又习惯于把育儿责任推到母亲身上。
所以日本社会的虐儿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心理虐待多于身体虐待，由于在孩子面前有家暴行为即被认定是心理虐待，所以增多的一个原因是警察对家庭内暴力(DV)事件的介入，由警察举报在孩子面前家暴而被认定心理虐待的占所有虐待相谈件数总体的两成以上。另一个特点是生母作为儿童虐待加害者最多，约占５成。由此可见，虐儿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施虐者在所处环境中无法有效利用自身资源解决面临的课题和压力，通过向家庭中的弱者施暴来转嫁压力，达到一种恶性的情绪平衡。而任何暴力的源头都是来自对人权平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坚守。
防止儿童虐待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预防，第二阶段是对有危险因数的家庭进行支援，第三阶段是对发生了的儿童虐待进行干预和防止再发。在日本对第三阶段的投入最大，各地建立了儿童相谈所和儿童养护设施，但这是亡羊补牢，效果也多是杯水车薪。要想彻底解决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必需从投入最少效果最大的第一阶段的全民预防抓起。只有普及预防儿童虐待和家庭育儿科学知识，提高全民防范意识，才有利于从根本上杜绝家庭暴力和虐儿案件的出现。
婴幼儿虐待，难以被严密定义，这也是石晓玲在育儿支援工作中经常被日本妈妈们问到的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拍打了孩子一下，算不算虐待呢。其实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粗暴的看待，需要全面系统的分析。要看是偶尔一次，还是常态化；是有可以理解的文脉还是家长的情绪失控；是用手轻拍，还是用拳头；是没有皮肤变化还是留下紫斑或手印。如果都是前者，自己已认识到不妥，多半不必过分自责。如果都是后者，就需要向外界救助了。
家长们还关注何为教育孩子，何为虐待孩子，如何分别。如果是教育孩子，关心是孩子的成长，会信赖尊重孩子并乐于用各种引导启发孩子的方式和孩子沟通。家长能情绪自控并对自己的行为有客观的观察和评价。如果是虐待孩子，关心是孩子的服从，会厌恶孩子并通过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的态度动辄打骂孩子。家长不能情绪自控并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客观地观察和评价。所以教育孩子后会心情愉悦，和孩子有亲近感；虐待孩子后会心情阴沉，对孩子有敌对感。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石晓玲发现，只有约4成的家长们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虐待儿童，多数的家长们或多或少有虐儿不安的困惑。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尽己之力，去关心支援育儿家长。譬如给母亲一个会心的微笑，表扬下孩子的优点，乘车时帮忙抬一下婴儿车等，您的一个小小的善意可能会换来一个家庭阳光的一天，并对自己的生活产生肯定感。
石晓玲认为，认识到虐儿问题不能仅归结与个人问题非常重要。从虐儿家庭是各种不利因数的集结造成的社会现象，是最需要社会援助的家庭的观点出发，应该加速推动全社会参与育儿的气运。针对这一问题，石晓玲继续提出，建立有效的“预防系统”才是减少婴幼儿虐待案件的根本方法，这就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值得肯定的是，日本的次世代育成支援対策推進法，促进一般企业制定支援工作和育儿的行動规划，截至2021年底约有500家企业得到育儿支援白金企业称号。
石晓玲在进入关西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石晓玲还在日本的儿童养护设施担任心理师，对被虐待儿童进行心理治疗。也担任过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综合心理学科助手，从事心理临床研究。
石晓玲在进行育儿支援和预防虐儿问题研究的20年间，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积极参与社区的婴幼儿家庭育儿支援的实践，并一直在“关西生命线”做义工，有在日外国人育儿支援9年的丰富经验。此外，石晓玲育有一个孩子，因此，许多母亲在育儿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她都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由此积累了大量的一手数据，她将这些数据运用于专业研究，通过分析个案，提炼观点，总结理论，求证与大规模实证调查，再将研究结果反馈到对育儿家庭的支援中去，不断试验，反复求证，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也成为激发她研究的动力。
在东京福祉大学任教的近10年间，石晓玲在校内外各方面的支援下，单独主持完成了3个日本文部科学省提供科研经费的国家项目。她的“婴幼儿母亲的心理健康-中国和日本的共同点及差异”获批2012年度科学研究费，“探讨如何通过提高家长接纳儿童负面情感的能力来预防虐待儿童的方法”获得2014-2016年度科学研究费，“提高家长接纳儿童负面情感的能力来预防虐待儿童的支援方案的开发和效果验证”则获得2018-2021年度科学研究费。
这三个项目，第一个分析婴幼儿母亲的心理健康因数，第二个研究孩子发脾气攻击父母时，保持包容态度的方法，第三个开发了对有虐儿不安的家长进行预防性干预的教程。由此自主研发的幼儿家庭育儿支援教程 ( Social Health Cycle Program)是针对第一阶段全民预防的，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在网页上公开。孩子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未来社会的有序发展，石晓玲希望下一步可以有机会把开发的育儿支援教程推广到有迫切需要的中国幼儿家庭，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或个人参与进来。
育儿理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在农耕时代，生儿育女的目的是为了储备劳动力。但进入近代社会，尤其是到了信息时代，生育的生物学上的意义被淡化，生育成为个人的选择，目的偏重于精神的慰藉和个人价值的满足。
继日本之后，中国和韩国也相继面临高龄少子的问题。石晓玲在中日比较研究中发现，日本心理学者柏木惠子指出的育儿困难的本质是，家长对自身发展的资源投入和对育儿的资源投入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观点同样适合中国国情。她曾在以被虐待儿童为主的儿童养护设施工作，又对日本社会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她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的育儿家庭及家庭工作者而言，也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譬如石晓玲在《发展心理学》(丸善出版)一书中总结了，健康顺利地度过育儿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婚前要和对方商量好工作和育儿设想；
2.和各方面沟通，表达自己的需求以建立良好的育儿支援人际关系；
3 .确保养育者自我调整恢复的时间；
4 .积极带孩子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5.回顾自己的幼小时代，和孩子一起愉快游戏；
6.容许自己的孩子或育儿细节和别人不一样，保持独立和自信心。
石晓玲还特别指出，与日本怕给别人带来麻烦的消极性人际关系相比，我们可以发挥中国文化的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优势，激励积极性人际关系，建立有效的育儿支持体系。可以借鉴日本的促进企业，社区，幼儿园，学校等全社会参与育儿的一系列政策，还有养老院与幼儿园并设的幼养结合模式，以行政部门为窗口的会员制志愿者提供的廉价有偿育儿服务模式。
“每位家长都有可能成为虐待儿童的家长。”石晓玲一针见血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从大量一线调研数据中总结出的结果。遗憾的是，日本的第一阶段全民预防的资源投入和实践展开薄弱，她希望中国吸取前车之鉴，注重全民预防，集各方智慧促进育儿期家庭的幸福安宁。
后记
summary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考场，往往需要倾尽一生时间去学习。育儿不应该只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不应该将责任仅仅归结于母亲一个人。育儿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在此，向所有有识之士发出呼吁，请加入到关注婴幼儿成长、关心预防家庭虐待和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