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学刊》丨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
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
引言
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遗产话语在国际化交往和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也是中国在遗产保护领域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①国际三大英文文献数据库（Springer Link/ScienceDirect/EBSCO）和Google学术搜索引擎均无国家文化公园（National Culture Park）词条。。19 世纪后期，为对抗“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破坏②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对古迹价值和历史环境保护缺乏认识，西欧国家众多古建筑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影响下遭到毁灭性拆除这一历史事实。，欧洲国家开始将遗产保护对象由艺术品扩展到建筑物，旨为寻找在工业发展和新城市建设中所失去的“民族身份”，延续文化血脉。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警醒于无数的历史和艺术纪念物、教堂、建筑、古老城镇及艺术珍品被摧毁的残酷事实，为重塑民族精神、寻求国家身份认同，各国对自身的国家遗产和民族遗产倍加珍视，遗产保护空间范围也从单体建筑向集群式遗产、大遗址、文化街区、历史城镇、文化线路逐步扩大。近年，随着欧洲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1]和美国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2]保护理念的引入，我国跨区域、跨文化、跨古今的大型线性遗产研究关注度快速提升，且线性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功能亦愈发强势地得以表现。如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基底正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这两条线性文化遗产，该倡议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思想的精神指向；又如京杭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于2014年同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对不同地域的文化联结、民族情感的追忆与焕发、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国民身份认同与国际友好交往均体现出强大的正向功用。
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旅游发展的复调背景下，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同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再次提及上述内容。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甄选，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从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展开。2020 年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黄河加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列①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33条明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旅游领域学者对国家这一战略行动及时研究跟进，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角度提出诸多有益观点[3-6]。但目前研究成果尚未涉及国家文化公园的若干深层问题：为什么要提出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其逻辑根源是什么？不同逻辑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源流是什么，它们各自对国家文化公园有何理论贡献？国家文化公园有着怎样的价值意蕴、伦理意蕴和时空意蕴，意蕴之间如何关联？国家文化公园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它与相关概念（如国家公园）如何区别？未来国家文化公园是否会建立更广泛的概念体系，其下是否会有若干分类？这些问题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效能发挥的基础，只有明晰才能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定名初衷，并为当下建设和后期管理提供学理依据，国家文化公园（体制）也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新模式。
1 研究综述
国家文化公园由国家、文化和公园3 个词语组成。国家代表着顶层设计，展示宏观格局（政治根源）；文化体现了本质属性，强化情感关联（文化根源）；公园则是权属表达和空间限定，拥有复合功能（组织管理根源）。在概念解构的基础上，可从以上3方面探究国家文化公园的逻辑根源。
全球化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产生区域性或世界性的超国家主义意识，消解了国家的功能和权威[7]，构成了国家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欧盟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主权国家需要利用国家资源使公民对国家产生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8]，这里所言及的国家资源是指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今多表现为旅游资源），而非政治强制力。在这一政治逻辑影响下，通过文化建设推动国家资源向“国家象征”转化，国家文化公园正是我国政府依托深厚的历史积淀、磅礴的文化载体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构建的新的中国国家象征，对内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对外成为中国印象的重要代表者，通过外交途径塑造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9]。面对全球化发展，国家文化公园体现两层立意：其一，民族化和本土化，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其二，国际化和普世化，探索建立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促进世界异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有与存续。
两层立意殊途同归于文化认同，即引发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逻辑根源的思考。文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人们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认识[10]，文化基因又需要文化符号为载体以使其表现和传递，或内化于人的内心之中需要唤醒和觉悟。依此逻辑逆推，人们对文化符号的认可度越高，文化符号的感召力越强，最终形成的文化认同程度就越高，圈层就越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为使抽象逻辑具象化，辅以图示（图1）。
在国家文化公园提出以前（第Ⅰ阶段），不论长城、大运河还是长征故道和黄河，在其沿线分布着众多名称各异的文化遗产和不同民族、不同习俗，甚至不同族群信仰的人。个体的人作为文化主体，其内在的文化基因与当地被文化符号所包裹的文化基因通常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由文化的地缘性所决定的，因为文化符号作为地缘文化的显性表征，通常是当地人世代的文化杰作。从这一点来说，当地人文化自觉过程就是通过外在的物化符号唤醒自身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当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认同自身文化并发现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一致性后，便会产生地域认同或族群认同，从而形成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圈。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些分散的文化认同圈大多时候不会主动地相互融合，甚至还可能产生对立和冲突。
Fig.1 The logic of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Park
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和建设（第Ⅱ阶段）为不同的地域性文化认同圈提供了一个统一而宏大的文化符号，它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包容性，将沿线众多文化子系统中的文化符号（即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地联结起来，使地域性文化符号在不改变其文化特色（文化基因）的前提下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相邻或相近族群之间会最先产生文化关联，形成文化谅解（如果先前有分歧）和认同。随着线性空间内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当地族群与远方族群之间也会产生文化关联，又分为间接关联和直接关联。间接关联是由空间视角下的中间族群作为文化桥梁促成的；而直接关联则是因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打造出全民族一致认同的文化符号（系统），成为联结各地方、各族群人民文化血脉的纽带，从而最终形成全民族的文化认同。
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家层面统一协调与谋划（承接政治逻辑），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加清晰的权属表达和空间限定，“公园”二字应获得深入解读（导出组织管理逻辑）。公园的演化有两条线索：一者，其字面上对应于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公园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任城王传》，其中有云“（元澄）又明黜陟赏罚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11]。二者，从功能来看，公园缘起于欧洲近代园林艺术的进步、景观民主化浪潮[12]和欧美现代城市建设的合流之中。当前，人们普遍将公园理解为：城市公共绿地的一种类型，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游憩、观赏、娱乐等的园林[13]。显然，中西方对公园的传统界定都不符合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畴和功能期待，那么我们又将如何看待国家文化“公园”呢？
在此无法避开国家公园概念（后文详论）。荒野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元素[14]，在美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19世纪后期美国开始关注荒野保护，其中一项措施便是建立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①美国国家公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单指国家公园；广义是指国家公园体系，除国家公园外，还包括国家战场公园、国家纪念地、国家历史公园、国家保护区、国家河流、国家军事公园等20 多个类别。此处所指为狭义的国家公园。。基于荒野的自然属性，美国国家公园成为民族主义者塑造国家认同、彰显与欧洲不同的独特精神价值的重要媒介。在空间上，美国国家公园覆盖广阔的荒野地带；属性方面，它强调公益性和全民所有；功能方面，它在保护原生荒野的同时，重点开展环境教育和观光旅游活动。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借鉴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对本土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与利用（我国在进行10个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同时，于2017年提出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国家文化公园在大尺度空间观方面与国家公园是一致的，两者都大大突破了传统公园所指的私家园林和城市绿地的空间局限。然而，国家文化公园又与国家公园不同，它寻求公园内部的文化关联性和主题一致性，从目前第一批3 个国家文化公园试点来看，具有明显的线性空间特征，且都是我国优秀的线性文化遗产。“公园空间”被认为是神圣、宏大、宁静的空间，是被国家“编排和设定”的空间[15]，土地属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政府才能对跨行政区的大尺度空间进行有效规划与管理。此外，文化所具有的大众属性和公园所具有的全民属性相叠加，强化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公益性，它与营利性景区、公园相区别，是人们可自由进入的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之地、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呈现之所和全民休闲审美的公共空间，这也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所具有的复合功能。
由图2可知，政治、文化和组织管理3股逻辑根源协同演进，在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多功能/公益性/大尺度线性空间的目标指向下，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化公园提出的逻辑成因，最终使其概念得以确立。
2 源流
Fig.2 The logica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Park
国家文化公园是根植于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现实环境的大型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新思想，发端于3条理论源流（欧洲的文化线路、美国的遗产廊道和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并在建设实践中逐步完善，向普世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模式转化。从国家颁布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来看，既体现出理论源流的形制和脉理（如选择3个具有典型“线性”特征的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建设试点，强调“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同时没有忽略“人居环境、自然条件”，并提出“整体布局”和“跨区域统筹协调”的要求），又体现了对现有理论的创新和更为宏大的愿景（如重点建设4 类主体功能区、系统推进5 大基础工程①《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指出：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将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为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由来、特征属性、现实功能及未来愿景，需对其3条理论源流进行分析与比较。
在文化线路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有3 个关键性历史节点：一是1987 年欧洲委员会正式宣布实施“欧洲文化线路计划”（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rogramme）；二是1998 年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框架下成立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CIIC），专门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这标志着文化线路作为新型遗产得到国际文化遗产界的认同；三是，2010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文化线路扩大部分协定》（The Enlarged Partial Agreement on Cultural Routes），使文化线路参与者更加多元化，内容更加丰富。
在初始阶段（1987—1998），文化线路伴随着意识形态分歧和欧洲一体化发展②指1989—1992 年间，东欧剧变；1991 年12 月，苏联解体，同月欧洲共同体通过《欧洲联盟条约》。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和文化诉求。欧洲委员会提议恢复一条在欧洲统一进程中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文化线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路（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希望通过这条承载着集体记忆、跨越边界和语言障碍的文化线路为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寻求文化认同[16]，以此推动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一阶段从组织形式到管理体制虽不成熟，但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作为世界上第一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线路遗产吸引了大量游客，获得了欧洲天主教信众的情感依附，为之后欧洲文化线路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奠定了基础[17]。在发展阶段（1998—2010），文化线路的概念内涵、功能标准得到不断丰富。CIIC 伊比扎会议（1999）第一次明确提出，任何文化线路都有其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物质与非物质）构成要素[1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受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修订《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简称《操作指南》，对文化线路的定义、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将文化线路列为4 种分类遗产之一[19]；而后，《文化线路宪章》（2008）阐述了文化线路的理论内涵和作为遗产类型进行保护的意义与价值[20]。这一阶段除强调欧洲共同价值观和区域共识以外，还认为文化线路应当是文化旅游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线路主题要有利于旅行社开发旅游产品，此时文化线路带有明显的经济功能。进入成熟阶段（2010—2020）后，文化线路被视为具有文化和教育特征的遗产与旅游联合框架[21]，为欧洲以外的国家（如地中海周围国家）开启了合作的可能性[22]。但仍然侧重于对欧洲统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历史和文化的挖掘，通过主题化的旅游线路和文化项目，保护多种类型遗产的同时发展旅游经济。文化线路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进入高潮，集中于分类研究（如铁路[23]、运河[24]、朝圣线路[25]等）和旅游相关研究（如经济促进[26]、生态保护[27]、可持续发展[28-29]）。
遗产廊道与文化线路不同的是，它根植于美国广袤的自然环境中，是美国荒野保护、绿道运动、国家公园功能扩展、地方性文化自觉等多重因素作用的产物。遗产廊道没有关于国家或国际层面的“统一”“认同”等政治诉求，也没有“国家象征”的意味，而更多地表现为“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等特征[30]。由于美国历史较短、文化积淀相对浅，难以形成大空间跨度的线路型文化遗产（除66号公路外），而单体遗产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物此时就显得尤为珍贵，所以，政府愿意划出大量的自然空间用于串联和保护这些拥有一定文化内涵的遗产和文物。
遗产廊道是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中的子类，从属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①截至2020年4月，美国共有55处国家遗产区域，分布于34个州，其中，以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命名的有6 处，另外有两处以运河（canal）和线路（route）命名。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公园官网www.nps.gov/subjects/heritageareas。。相对于狭义的国家公园而言，遗产廊道强调对廊道历史文化价值的整体认识，利用遗产实现经济复兴，并解决景观雷同、社区认同感消失和经济衰退等问题[31]。这表明遗产廊道的核心目标是帮助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目标的途径是遗产保护，该做法的溢出效应是美化自然环境、丰富人文景观和形成社区认同。从1984 年美国国会指定第一条国家遗产廊道（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以来，30多年中遗产廊道的保护和关注对象在悄然发生改变，从对景物和实体空间的保护，逐渐转移到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对地方少数族群和民族文化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特别强调遗产教育和遗产旅游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意义。嘎勒·吉奇文化遗产廊道（Gullah Geechee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成为国家遗产区域的时间较短，它跨越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4个州的沿海地带，有较为明确的边界，并由地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管理者通过与学校、图书馆、文化遗址、博物馆和社区团体合作，开发教育和展示项目（如举办有关嘎勒·吉奇历史和文化的演出），免费向游客开放。此外，还建立旅游网站（visitgullahgeechee.com）为潜在游客提供遗产廊道沿线所有遗产点和民族传统节日的旅游信息。由此可见，遗产廊道不仅完全继承了其“家族体系”的“公园”属性，扮演着旅游目的地的角色，而且通过对沿线文化元素的保护使得本身原不属于“遗产”的线性空间越来越具有文化气息②“家族体系”指的是国家公园系统。“本身不属于‘遗产’”是指遗产廊道本身不是遗产，而是人为划定的线性空间区域，其功能之一是沿线遗产保护。从遗产属性方面看，遗产廊道与文化线路、线性文化遗产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学术研究层面，遗产廊道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景观生态学拓展开来，成为文化遗产和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这与遗产廊道理论的世界性传播关系密切。
近年来，在我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研究中，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是重要的理论借鉴。一方面，研究者引入西方概念与理论进行分析解读，尝试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也将众多线性文化遗产本土概念进行拓展性研究和理论挖掘，共同成就了如今线性文化遗产研究的火热局面。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众多，它们形成于各个时代、囊括各种类型，而且各具特色，代表了中国灿烂的文明，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精华[32]，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当代现实功能；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寻求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系统化文化符号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特殊诉求，文物和单体遗产已不足以承担如此宏伟的历史使命，因此，拥有庞大体量和多时空维度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自然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除源于欧美的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两概念以外，我国线性文化遗产还多以线路遗产、廊道遗产、文化走廊、文化廊道等出现在研究中③在中国知网进行篇名精确搜索得到：文化走廊68篇、线路遗产46篇、文化廊道16篇和廊道遗产13篇。搜索日期：2020年3月28日。，还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直接以线性文化遗产的本名出现，如丝绸之路[33-35]、（京杭）大运河[36-38]、长城[39-40]、茶马古道[41-43]、长江三峡[44-46]、滇越铁路[47-49]、藏彝走廊[50-52]、剑门蜀道[53-54]、徽杭古道[55-56]、唐蕃古道[57-58]、川盐古道[59]、百越古道[60-61]、川黔驿道[62]、浮梁茶道[63]、岭南走廊[64]、长征线路[65-66]、北京城中轴线[67-69]等，其中，长城、大运河和长征线路已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试点，其他或可作为未来备选。线性文化遗产主要研究内容有4 个方面：第一，线路走向与空间结构研究，这是线性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从历史地理学视角为线性文化遗产进行时空界定的过程，很多历史学者、民族学者和文化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功能与价值研究，交通线路、军事工程、水利工程与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0]。第三，民族交往与文化传播研究，线性文化遗产的跨区域分布特征使之成为民族交往的通道和文化交流的纽带，随着人在线性空间的移动和交往实现文化扩散与交流。第四，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对线性文化遗产本身以及沿线各种类型遗产进行统一保护与联合开发，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当地经济发展。这些国内成果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最直接的研究参考，推动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创新，为其建设发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路径探索。
Fig.3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attribu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Park
综上，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3 条理论源流，它们各自生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不同，所以三者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形成及理论体系构建的贡献点也各有侧重（图3）。我国有着与欧洲同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多样的民族文化，同时有着略大于美国的统一辽阔疆域，欧美关于大尺度空间下的遗产保护利用理论、管理运行模式，与我国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相结合，共同构成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理论基础。诚然，尽管目前4 个国家文化公园均是线性文化遗产，但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似乎更加广泛，那么概念辨识层面，未来一定不限于线性文化遗产。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源流将在实践中被逐步丰富，并在未来研究中得到更为精准的解读。
3 意蕴
立足中华文化之根基、借鉴西方管理之经验，恰好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世界情怀。国家文化公园将本土化与世界性相融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联结，将单体遗产和地方性文化纳入拥有统一主题的国家遗产体系之中，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伦理意蕴和空间意蕴，对此解读有利于深刻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和内涵。
国家文化公园是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共同体思想”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创新和实践。从国际层面来说，“全人类有着共同的价值共识，应谋求世界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71]。推演至国内层面可如此表达：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价值共识，应谋求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的共同利益，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一种“生活共同体”，又是一种“价值共同体”，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72]。国家文化公园在“生活共同体”（地域性文化圈）基础上，依靠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联通性，凝聚不同地域或不同族群的价值共识，形成“价值共同体”，再通过遗产教育和遗产旅游实现价值引领和价值共享，在遗产命运、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建立密切关联。由此可见，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使得线性文化遗产从原先意象式的松散集合转向功能性的有机整体，即从“抽象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①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并将其视为人的本质。，并彰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种品格——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和赢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同[73]。这仅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而言，此外，国家文化公园还从“人-自然-文化”角度诠释了“生命共同体”思想。“生命共同体”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内在蕴含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74]，“两山论”①“两山论”起源于2005 年8 月15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余村的讲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5年5月正式被写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7年10月同时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完好表达了这组辩证关系，现已成为各地旅游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指导思想。自然环境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强大“背景板”和重要的遗产组成部分不可忽略。从国家文化公园的“人-自然-文化”机理来说，长城、大运河、长征线路、黄河这些宝贵的线性文化遗产既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和不屈精神的文化象征，同时也是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或地形复杂或漫长跨度或极端气候）不断改造、不断与之调和的产物。所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5]，国家文化公园正是人与自然相生相伴、和谐共处的大型遗产公共空间。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国家文化公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引入生态伦理思想。在这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具有一致性，两者都可被视为“人与自然签订的契约”[76]。这个“契约”是在协调人类游憩利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77]，既保证了人拥有走近自然、观赏自然、亲近自然的权力，也保证了自然环境受到良好管理而免遭不当人类活动的破坏。除生态伦理外，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不同的是，国家文化公园还蕴含着个人与自身、个人与他人/群体、个人与社会多重伦理关系。第一层个体伦理——个人与自身（追求道德与正义）。作为伦理主体的人可能是当地人也有可能是旅游者（即人类学研究中的“我者”和“他者”）。当地人在国家文化公园宏观文化格局中，通过不断搜寻自身的文化记忆，提升文化自觉，经过群体认同和整体融入过程实现对国家文化公园所代表的整条线性文化遗产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在优秀文化的浸润中修身立德。旅游者或因对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文化的热爱，或因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向往，或因对民风民俗的探究心理而产生旅游活动，旅游活动将“赋予其精神世界的启发和慰藉，体验到个体的生命力并促进德性的激发和培养”[78]。第二层人（群）际伦理——个人与他人/群体（追求平等与仁爱）。首先，继续上面“我者”和“他者”的讨论。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地缘意义上的主人，当地人会怀着文化自豪感（并非强势文化的优越感）礼貌而友善地面对旅游者的到访，受到热情礼遇的旅游者也须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做善行旅游者和负责任的旅游者，双方平等交往。其次，人（群）际伦理还体现在国家文化公园框架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关系。国家文化公园容纳众多子文化或在空间上分为若干区段（如大运河江苏段可分为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和吴文化4个风格不同的区段），这些子文化或空间区段不是孤立绝缘的，它们都从属于一个庞大的遗产体系，有着共同的文化形象和统一的名称（京杭大运河），所以，国家文化公园是子文化或不同地域之间平等交流、共生共存的基础与纽带。第三层社会伦理——个人与社会（追求责任与秩序）。现代社会伦理构建应该在个性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寻求辩证统一[79]。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来说，既保护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当地居民生存与发展权利，地方和个人也应在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与国家文化公园形成“命运共同体”。通过个体责任的履行达到和谐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又会保障个人和地方利益的实现，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局面。国家文化公园的全民属性和公益性充分体现了对于优秀文化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社会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动营造的良好秩序，个人和地方文化在这一社会秩序下也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公平发展机会。
上面所提到的“社会”是涉及人、文化和制度等相关范畴并可能无限延展的空间，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天下”有着相似的表征意义，与其说“天下”是“社会”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变体，不如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空间哲学。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包含着古代中国人对地理空间和权力空间的世界想象[80]，也影响着现代国家治理在各个领域的制度决策。国家文化公园作为遗产保护模式和文化展示方式的创新，向人们传递了它的宏大空间意象②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涉及15 个省区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8个省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15个省区市。数据来源：新华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EB/OL].[2020-11-26].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5/content_5458886.htm.。它串联起众多的行政区、民族聚居区、地方文化系统以及各种类型的自然资源，可谓一幅“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的大型实景画卷。相较于传统旅游目的地和文化遗产地（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古镇等）的地方性格局而言，国家文化公园正在为我们营造一种“天下”意境，让国民意识到中华文化在形式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在气度上“汲古慧今”“兼收并蓄”。随着国家文化公园未来走向制度化、标准化，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内涵、不同线路走向和空间结构的线性文化遗产会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系统（如前文列举），从而形成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网络化空间格局。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一方面传递“中国印象”，传播中国文化，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软实力，吸引国外潜在旅游者；另一方面为其他国家先行探索并适时输出一种全新的大型遗产发展模式，普惠于世，在中华国力与日俱增的时代履行“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国使命。从而真正让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天下观”空间意蕴与“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正义-平等-秩序”伦理意蕴，实现“三位一体”式发展（图4）。
4 结论与讨论
Fig.4 Value/ethics/spatial imp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Park
民族复兴、文化强国、旅游发展是国家文化公园提出的3 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它们从“国家”“文化”和“公园”3个词语脉络进行概念建构，其逻辑根源分别表现于政治、文化和组织管理方面。在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多功能/公益性/大尺度线性空间的目标指向下，3 股逻辑力量协同演进，最终使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得以正式确立。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理论源流主要有3 条，其各自的理论贡献又分别有所侧重。欧洲文化线路理论重点强调了身份识别和文化认同对于政治统一的意义，跨越不同民族国家的大型线路遗产是不同地域间的联系纽带，对其认定和管理由欧洲联合权力机构负责与协调。美国遗产廊道从属于国家公园体系，重视景观质量和环境保护，同时对遗产区域内的人和文化要素给予关注，拥有完整的评价体系，是美国政府重要的公益事业。线性文化遗产是我国本土化概念，多年的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创新，为其建设发展做了充分的理论储备。在国家文化公园创新概念中还内化着多重意蕴——体现“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体现“正义-平等-秩序”的伦理意蕴和体现“天下观”的空间意蕴，三者相生相融，“三位一体”地诠释了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和内涵。在阐述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和意蕴的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悬而未明，在此略做讨论，一并为研究展望。
第一，属性问题。名称和理论源流都透露出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多重属性。比如，缘于国家顶层设计和全民所有的公共物品属性，依托大型线性遗产文化基底打造的文化属性，基于国家形象展示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政治属性，以精神传承和文化保护为目的的遗产属性，以环境为背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属性，以大众休闲和旅游活动为形式的游憩属性等。这些是国家文化公园从不同角度体现出的属性，可被归入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总属之中。那么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将决定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导向和未来的功能发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本质属性是大众性。“国家”“文化”和“公园”所引发的3股逻辑均体现了大众性，并最终交汇、归结为大众性。理由有三：其一，国家是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为国家文化公园定名并倡导其建设的，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体现；其二，文化是属于大众的，无论是地方性的文化，还是全民族文化，都属于人民大众，文化共识和价值共识的主体也是人民大众；其三，公园是公共空间，属于全民所有，具有全民属性。因此，只有从大众性出发理解、建设和管理国家文化公园，才符合国家文化公园的初衷，才能使其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第二，与国家公园的关系问题。从国家文化公园提出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两者关系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管理科学化水平的提高和人、自然、社会之间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总的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中多处提到），在此对两者差异做几点说明。首先，两者起源不同。国家公园概念缘起于美国对“荒野”的保护；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是中国首先提出的（截至目前国际英文文献中没有此项词条记录，如National Culture Park 或National Cultural Park），缘起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愿景。其次，两者基因与目标不同。国家公园无论后来如何发展、如何被别国借鉴，始终坚持“自然”的基因，保护自然生态是国家公园的首要目标，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也是借鉴他国经验并在这一理念下运行的；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的载体是大型文化遗产，目标是通过遗产教育和文化旅游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其拥有强大的“文化”基因。再次，两者并非包含关系。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公园是两套独立运行的管理系统（或体制），目前都处于试点建设和理论探索阶段。后者由于国际经验较完备且国内实践略早，所以其初始形态与未来走向相对明确。而对于前者来说，我国是发起者和引领者，虽有相关理论经验，但如何在大时空跨度的文化遗产基础上进行富有“公园”形制和意义的建设，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摸索。
第三，未来如何？这是一个展望式话题，具有预测性质。基于前文对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成因的分析，以及对其价值和功能的阐述，我们希望国家文化公园在科学论证和深度文化挖掘的前提下，尽早尽好地建成并发挥其应有功能。就其发展走向来说，存在几方面的可能性：第一，未来国家文化公园的本底选择应会突破线性文化遗产，那些对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如大遗址类，包括现有的国家遗址公园）均可能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第二，在建设过程中，虽然各地依据不同文化特色和历史事件打造不同主题的景观和相关文化产品，但具有共识性的标识系统会将大尺度空间的形象统一起来，形成国家文化公园整体IP，使相对同质化的资源从竞争走向联合。第三，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我国国家文化公园体制，制定科学、公平、严格的遴选标准和认定程序，建立监督机制，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在国际化交流与推广过程中不断完善。此外，国家文化公园还要避免某些历史问题再现，比如将其作为政绩工程一味求大求全，因准入过宽导致名称泛滥，借金字招牌大搞商业开发，多头管理造成无序竞争与资源浪费等。这又涉及国家文化公园的另一组话题，即象征、制度、建构——基于文化象征性的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扩展问题、基于科学制度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和游憩利用问题、基于体系建构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组织和功能发挥问题。望业内同仁多多投入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中，共促其发展壮大，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1年第1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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