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我国传热学开拓者杨世铭教授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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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铭是我国著名工程热物理专家、传热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战斗在上海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员，到五十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研究传热学的副研究员，最后回到祖国怀抱，成为新中国的一代科学大师。先后任原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九十二岁的人生就像一个传奇故事。
1925年1月，杨世铭出生在无锡江溪桥杨亭村，是家中的长子。祖父杨心梅是靠行医为生的，但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改行在南京义兴转运公司做个小职员。祖父之所以放弃行医去做职员，是因行医收入太少且不稳定。在他出生时，父亲杨畴伯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练习生，后升做职员。家中的主要来源就是靠祖父和父亲的这两份工资收入。1931年，祖父去世后，一家人就只能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
无锡江溪桥老屋（资料图）
杨世铭的母亲陈润珍，出身于无锡东亭镇上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知书达礼，贤淑聪慧，一生操劳家务。外公陈然，原名善，字献可，是清末秀才。先后在省立一师附属小学、省立三师附属小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无锡积余学校任教，还曾任无锡匡村中学校董，在当地教育界很有名望。他编著的《新师范教科书单级教学法》一书，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被国内师范学校广泛采用。
无锡县立图书馆旧影
陈然（陈献可）自1929年6月至1937年11月，担任无锡县立图书馆的第四任馆长。在抗战沦陷前夕，他冒着生命危险，将馆藏善本、抄本、稿本及地方文献，抢运到太湖边的南方泉民宅中珍藏起来，免遭落入日寇之手。
日军攻占无锡后纵火烧城
1937年秋天，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无锡，当时家里和父亲失去了联系，12岁的杨世铭只得跟着舅父从无锡逃难。舅父原计划走宜兴、溧阳、高淳等县的乡间小路到芜湖，然后由芜湖再去内地。但是走到高淳乡间时，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芜湖，原定的路线不能再走下去了，两人只能逗留在高淳。
日军进犯高淳
不久，日军占领高淳一带，杨世铭他们一路上，多次被日本军警搜查、殴打，舅父的皮夹也被日本兵抢去。他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纵火烧民房、枪杀无辜老百姓的暴行。这次逃亡的生活使他身受战乱的折磨。有一次还目睹大刀队和日军士兵的混战，大刀队虽然勇敢，但终究敌不过敌人机关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深刻地体会到当亡国奴的耻辱。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手无寸铁，年纪幼小，也只能忍气吞声。想到中国同胞遭受侵略者的暴行，他的心就像被钢针刺痛。他想着一连串的问题：如何才能救中国？如何才能打退日本侵略者？如何才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01
加入共产党，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
1938年，杨世铭和家人又逃到上海，此后在上海的苏州中学读书，这个学校是原省立苏州中学的教员逃难来上海后组织重新开办的。1939年，他初中毕业后，又进入上海中学的高中部读书。这时，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他在思想进步同学的影响和进步书报的鼓舞下，参加了学校进步同学发起的读书会。
苏州中学旧址
这个读书会从1939年底开始，一直没有间断过。1940年暑假几乎天天举行，同学们除了偶然集体温习功课外，大部分时间是讨论时事、讨论政治、学唱救亡歌曲、介绍新文学等进步书刊。他阅读了大量报刊杂志和文艺理论书籍，其中大部分是读书会介绍的，如文汇报、译报、上海周报、世界知识等，大家经常阅读，尤其是上海周报有关时局的评论，更是引起他内心的共鸣。他时常翻阅的书籍还有《朱古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鲁迅先生的许多著作。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军队在华北发动反共磨擦。上海租界内发生了进步分子被迫害，进步报刊被查封的事情。在学校里，学校当局用开除、记过等方式公开迫害进步学生，三青团的活动猖獗。面对进步力量遭受迫害的情景，杨世铭的正义感更加强烈，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唯一能救中国救人民的中坚力量，也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条件是艰苦和复杂的，要有耐心、毅力和机智，于是他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立志为党的革命事业而斗争。1940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41年被批准入党，编入上海中学地下党组织。从事地下工作时期，杨世铭曾经用过的化名叫黄云。
当时，学校当局害怕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压制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规定推选年级长、班长时，必须功课成绩在乙等以上方能担任。学校企图以所谓的“好学生”标准，排斥进步学生，以达到分化班级的爱国活动和离间班级间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成绩优秀的杨世铭争到了班级的领导权，在群众中组织了温课会、篮球队、郊游会等活动，扩大进步力量的影响。
上海地下党组织学生到难民所开展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上海租界当局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活动，采取更加严厉镇压的政策。当时物价飞涨，处于穷苦阶层的学生，大多因为经济困难而面临失学的危险，在这些穷苦学生中，有很多优秀的进步学生，政治认识比较清楚，革命意志比较坚定。但是，由于局势的复杂，全校性学生运动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学生中出现了斗争意志不坚定分子，高一、高二的很多学生也没有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党的地下组织要求杨世铭起到积极引导和带头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杨世铭和年级长（党员）共同发起了助学金运动。希望通过助学金的帮助，暂时解决高年级穷苦的进步学生失学问题。
他们首先召开各班级长联席会议，成立助学金委员会的合法的核心组织。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募捐，通过开展个人竞赛和班级竞赛的方式，在一大批积极分子的努力下，胜利完成了募捐任务，最后募捐的数目大大超过了原先的预计。在这一工作过程中，也遭到了破坏，学校当局散布谣言，说募捐账目不清，分配不公，企图制造混乱。于是杨世铭加强了自身的工作，分期公布账目，还邀请学校的教员参与助学金的分配工作等等，最终谣言破灭。
然而，参加募捐活动的各个班级长却成为了学校的攻击目标，校方找他们一个一个谈话，追查奖学金运动的领头人物。党组织通过思想教育，所有参与人员都说是大家一起发起的，没有领头人物，最终学校只能威胁说，下次谁搞这种活动，就开除谁。
日军耀武扬威，控制了上海租界
1941年底，日军直接控制了租界，日伪勾结，一起制造白色恐怖，党组织急需要建立合法据点以保存和隐藏革命同志。同时考虑到1942年夏天毕业的同志们有的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相当困难，党组织决定办个小学。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据点，一方面可以解决个别同志的生活困难。当时办一所小学，需要克服基金、房屋、学生等很多困难。
杨世铭积极参加筹建小学的工作，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采用募捐的方式筹集基金。通过大家的努力，基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又找到泉漳中学的一些空房子，这样学校的场地就解决了。招收学生是建立学校最困难的一环，当地居民的家庭经济大多很贫困，他们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就不肯送到学校去读书。开始学校使用张贴广告的招生方式，结果完全失败，根本没有人来报名。后来采取家庭访问的方式，耐心说服每位学生的家长，最终争取到了60余人入学。这个小学名叫“三一小学”，建立起来后成为党的地下工作的可靠据点。
地下工作时期的杨世铭（后排右1）和母亲及兄弟姐妹在上海。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杨世铭于1942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杨世铭的地下工作经历，以上介绍仅是从有据可查的资料中觅得的点滴情况。此后的几十年中，杨世铭对于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经历守口如瓶，除了给上级党组织的材料中有报告外，甚至面对自己的亲人也是从来绝口不提。他不求在历史上扬名立传，只求当一个问心无愧的党员，当年很多秘密伴随着他一生离去，成为一个无解之谜。
02
从教师到学者，走上学术科研之途
由于长期处于紧张危险的地下工作环境，另外又有繁重的大学课程学习负担，再加上因物价飞涨，家里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杨世铭病倒了。1943年底，母亲把他送回到无锡舅父陈子辉家里去养病。
养了一阵，身体稍有恢复，这时他舅父得知无锡高级职业学校在找一个机械科的教员，他认为教员工作杨世铭可以胜任，就告诉了他。回无锡养病的这段日子，杨世铭和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交通大学的学业也中断了。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考虑到家里弟妹一大群，父亲又被银行无理解雇而失业，家中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他就决定去自荐应聘。就这样，他当上了无锡高级职业学校教员，担任的课程有机械科的热机学等。当时工资很低，仅能维持一家能揭开锅，不饿肚子。
1945年1月，杨世铭无意中看到报上登载的招考广告“某大工厂招考机械技术人才”。原来是著名的上海正泰橡胶厂要招聘技术人员。这家厂当时生产的胶鞋非常有名，但不能生产汽车轮胎，他们招聘技术人员，主要是为了要筹备汽车轮胎的生产，包括汽车轮胎生产所必需的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这与杨世铭在无锡高级职业学校担任的专业课程比较接近。他就去应聘，结果被上海正泰橡胶厂录用了。他辞掉无锡的工作，去了上海。
上海正泰橡胶厂旧址
当年的上海正泰橡胶厂生产车间
进入上海正泰橡胶厂，最初6个月是以试用性质开始工作的。随着小规格轮胎试制成功，杨世铭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受到了重用，除了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工作外，还负责生产和改进工作。1946年到1948年6月，他一边在厂里工作，同时以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完成在国立交通大学（「师说」注：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断的学业，直至毕业。杨世铭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和试制汽车轮胎的成功，以及他在学习上的专研精神，让老板非常满意。1948年10月，决定让他出国深造，派他到美国法莱尔-伯明翰机器厂，学习改进轮胎生产的技术，因为正泰橡胶厂向这个厂买了很多机器。
杨世铭（后左3）赴美国前与家人合影
1948年10月至1949年8月，杨世铭在美国法莱尔-伯明翰机器厂任实习工程师。但这个厂是专门制造炼钢、造纸、橡胶、减速器等重型机器的，汽车轮胎的生产技术是学不到的。本来指望由这家厂介绍到轮胎厂去学习，结果因为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一些大轮胎厂，害怕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不让他去学生产技术。因此，杨世铭只得在这个厂留了近一年，学习重型机器制造技术、生产组织、技术教育和试验研究等各方面的知识。
美国凯斯理工大学校景（资料图）
1949年8月，为了充实理论知识，杨世铭转到克里夫兰的凯斯理工大学研究院学习，于1950年8月获得硕士学位。1950年9月起，他又进入芝加哥的伊利诺理工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1953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学习期间，他主要研究飞机上防冻的传热问题，沸腾、对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著作有与砂金氏合著的《飞机上防冰装置的设计及分析》，以及与雅克宾合著的《饱和蒸汽冷凝的一般理论》。
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校景（资料图）
博士毕业后，他随即被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研究院聘为副研究员。杨世铭的博士导师雅克宾教授是国际著名传热学家，他邀请杨世铭留校，在研究院进行传热学的科研工作。杨世铭虽然接受了，但暗中却积极筹备回国，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出力。
杨世铭的导师雅克宾（ Max Jakob ），1937年从德国移居美国，任职于伊利诺理工大学，他是美国机械工程领域传热学教学与研究的奠基人，50年代初，培养了杨世铭等三位中国学生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去世。
03
冲破美国禁令，回到祖国参加建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都纷纷表示学成后要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杨世铭决定加紧学习专业理论，多掌握一些本领，尽早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争取更多的同学一起回国。
1949年底，他参加了美国进步团体”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当时这个联谊会的主席是朱光亚。1950年，杨世铭被选为联谊会克里夫兰区主席，他曾组织百余名中国学生到密西根州参加寒假会，邀请来自新中国的进步教会人士劳顿施拉格先生到会演讲，劳顿施拉格生动地介绍了新中国的面貌，鼓励中国学生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给杨世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刊载朱光亚起草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的《留美学生通讯》。
1950年暑假，他再次组织会员到芝加哥郊外活动，在活动中听到传闻，美国政府将准备回国的钱学森扣留，大家非常愤怒。同年秋天，美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破坏中国学生的回国活动，把联谊会列入“黑名单”，并加以监视，不久联谊会被迫解散。
1951年初，继钱学森被扣留之后，又发生一批回国途中的中国留学生在檀香山被押回美国本土的事件。当时，同学间逐渐传出美国禁止理工科留学生回国的说法，但到底这种传闻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是否是暂时的？这些问题都要等待杨世铭判断后才能确定自己争取回国的方案。
1951年，他的一名同学因父亲病危急着回国，却遭到拒绝，同时美国移民局又找中国留学生个别谈话，威胁利诱，要他们抛弃回国的想法。一个移民局官员和他谈话时，洞察到他要回国的决心，对他说：＂照我的看法，你回中国是不可能的，还是趁早放弃这种想法吧。假如不得到许可而企图离境，要被监禁和罚款的。”还说，“在美国政府眼里，共产党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放你们回国就是帮助敌人，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傻的。”这次谈话证实了美国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不是暂时的措施，杨世铭意识到要回国就必须进行一番斗争。
后来，杨世铭了解到其他国家没有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后，决定实施先到第三国读书或工作，然后再经由第三国回国的计划，他拟定了3个方案。第一个是去加拿大读书或者工作；第二个是应聘担任联合国技术专家到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去工作；第三个是去英国读书或工作。
前两个方案都没有成功。他向法国、德国、瑞士、英国等国家的学校发出了求职申请，也收到了一些学校的回复，其中包括英国北部工业大学的录用通知和薪资证明，学校同意聘请他去读书并兼做科研工作，为期一年。考虑到有一些同学经由英国返回祖国的成功案例，他决定接受英国北部工业大学的录用，主要以取得去英国的签证为目的。这样第三个方案有了初步的眉目。
糟糕的是由于英国和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英国领事馆怕一年后他流落英国。于是百般刁难，要求他先取得进入另一个第三国的签证后，才能给英国的签证。1953年，他通过大姐杨毓英随丈夫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为原国民政府的外交机构，1949年后成为台湾当局的驻日机构）工作的机会，向日本驻美国领事馆提出，结束英国的工作后到日本去访问的申请，经过日本领事馆相当长时间的调查，他才取得去日本的签证，随后获得了英国的签证，这样到英国去的手续就办妥了。
1953年8月，他去英国的手续已经完备，但无法取得美国的出境许可证。他估计经过加拿大转英国的路线比较容易，于是，杨世铭放弃领取出境许可证，选取经由加拿大港口坐船去英国的路线，冒险通过美国的边界封锁。9月9日自美国启程，他借助了早年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行动前不露声色，买了一张美国到加拿大直通列车的头等票，装作去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游客，避开了美国的边防检查，到达加拿大境内。17日直飞英国伦敦。在英国得到了留英中国学生总会的帮助，通过英国外交部申请了经过香港回国的转口签证，11月13日离开英国，12月16日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3年回国途经新加坡留影
根据杨世铭的小妹杨毓美回忆，记得当时大哥回到祖国时，带回来好几个大箱子，本以为是给亲人们的礼物。但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全装满了外文书籍，还有好多双各种式样、各种颜色的漂亮雨鞋及不同类型的球鞋底。过了几天，杨毓美放学回家，看到放在家里的雨鞋一双也没有了。妈妈告诉她说，大哥已把它们全部送到橡胶厂了。当时才12岁的杨毓美不懂事，心里还为没给自己留一双漂亮的雨鞋而难过呢。等她长大后才明白，大哥杨世铭当初把国外的先进产品带回来给生产厂家作为样品，是为开发研究新产品之用，是为了振兴祖国的橡胶事业，她这个做妹妹的心中感到非常敬佩。
04
在陈毅市长的亲自关怀下，调入交通大学任教
因为当初是上海正泰橡胶厂出资派出去的，从美国返回祖国后，杨世铭仍然回到正泰橡胶厂担任工程师。但由于在美国学习内容的改变，那时的杨世铭已不是橡胶专家而是传热学专家了。
杨世铭回到正泰橡胶厂上班后，厂里的公方代表分配他去管职工合理化建议的收集，天天与几百张小纸条打交道，大多与勤俭节约有关，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杨世铭就有了点牢骚，公方代表见他发牢骚，干脆打发他去车间劳动，和工人一起做鞋子。杨世铭心里更不服了，他觉得当时正是国家需要发挥专门人才特长的时候，有了专门技术而不发挥，是对不起党和政府的。因此就去交通大学联系，交大教务长接待了他，了解情况之后，交大正急需他这样的专家，希望他立即到交大任教。
杨世铭很高兴，就回来向组织请求调离。他找到厂里的公方代表，向他表述了为发挥自己的专长，要求调离到交大去的理由。但公方代表听了之后，却对他连声冷笑，表示即使专业不对口，也不会放他去交大。
说来也巧，这时刚好上海市长陈毅邀请正泰橡胶厂的私方经理、公方代表及职工代表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这份邀请名单是陈毅市长亲自点名提出的，其中就有杨世铭。开会地点在延安西路33号。陈毅来到会议室，诚恳地对大家说：“我陈毅诚心诚意征求意见，大家可要给我一点面子呦，哪位先带个头？”
上海市长陈毅（资料图）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几乎全集中到原工厂老板“橡胶大王”杨少振身上。似乎说：公私合营前你是我们厂的头，现在发言理应你带头。杨少振仰头看着天花板，担心说错话而受到市长的责罚，所以不愿开口。
这时正泰的另一位老董事终于开口了，他怕得罪陈毅市长这个大领导，所以故意大唱高调，说党的赎买政策如何如何好，他如何如何开心，等等。陈毅市长发话了：“这位老先生，你分到红利了没有？”这位董事忙站起：“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分到。”“那你开啥子心呀？要实事求是。明摆着有缺点不讲，只讲好听的，这不利于建设我们的国家。良药苦口利于病，大家讲嘛！”
果然，话说到此，杨少振觉得不讲不行了，闭口不谈那就太对不起陈毅市长了，他决定讲两件小事。第一件事：橡胶行业不可或缺的炭黑，一直依赖进口。解放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封锁，炭黑来源断绝。“正泰”决定自力更生，委托卢工程师试制。好不容易试制成功，就办了个炭黑厂。合营不久，炭黑厂发生爆炸，那是电焊工操作不当造成的，但上级派来一位工人干部当厂长，这人不懂技术，硬说卢工程师办的是危险工厂，又硬说卢工程师是私方人员，要大家别听卢工程师的话。最后，卢工程师被撵走了，炭黑厂也下马了。蒙受损失的是谁？是我们的国家啊！
“杨先生，你调查过？”陈毅市长问。“是，我参与筹建炭黑厂，也调查过这件事。”陈毅点点头：“这不是缺点，是错误，这个人不能当厂长，要马上调走！”杨少振害怕了：“陈市长，这位同志年轻，缺经验，能不能原谅他这一回？”陈毅说：“他不懂政策，也不会算帐，当厂长怎么行呢！杨先生，请接着讲第二件小事，不，我看事情不小，大得很呐！”
“橡胶大王”杨少振（资料图）
“橡胶大王”杨少振于是说第二件事。他从解放前讲起，“正泰”为了发展壮大，先后派三名技术人员赴美留学．其中有位工程师名叫杨世铭，在美国刻苦学习，不几年学业有成，成了当时国内稀缺的传热学专家。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他想回国，签证机关要他去问联邦调查局。他去了一问，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根本不回答，还对他冷笑。最后，杨世铭是从加拿大、英国绕圈子好不容易才回国的。可是回来后因为专业不对口，被厂里安排在车间做鞋子，现在想调到交大去，厂里却不肯放。
听到这里，原本坐在角落里的杨世铭忍不住了，他激动地站起身来说：“公方代表不但不放，还对我冷笑。这冷笑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冷笑简直一模一样，实在令人寒心哪！”“橡胶大王”杨少振一听此言，浑身发冷。好这家伙，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么？怎么敢把公方代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搁在一块说！一个是共产党干部，一个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特工部门，你的阶级立场跑哪儿去了？简直是乱弹琴！陈毅市长再宽怀大度，也岂能容你在这种公开场合胡说八道？你呀，你等着挨整吧你！
可这时杨世铭偏偏不知深浅，还要义愤填膺地继续往下说，吓得“橡胶大王”连忙去拉他。“不，我要说完！”杨世铭泪光闪闪，情不自禁地继续倾诉，他豁出去了，对陈毅说：“陈市长，我学成一心回国，我是为什么呀？就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想报效自己的国家，报效‘正泰’。联邦调查局对我那副凶恶的样子，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回到祖国，公方代表却这么对待我，我实在是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他的声泪俱下，使在场的与会者无不动容。陈毅此时，却声色不露，两眼愣愣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莫测高深的表情里，涌动着的到底是怎样的情怀和感受，让所有的人觉得不可捉摸。
杨少振担心陈毅市长一表态，杨世铭便会落得个倒霉挨整的可悲下场，赶紧出来打圆场：“这件事么，其实我也是有责任的，啊，当时开会的时候讨论杨世铭的工作问题，我虽然内心觉得不妥当，可是嘴上却随声附和。后来我发现杨世铭有抵触情绪，我也没有找他。我请求上级给我适当的处分......”
“真是越扯越远了！我陈毅今天不是来处分人的，何况我并没有发现在座各位有什么错。我倒是要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只是还不够，希望继续往下讲.....”陈毅看似严厉、不耐烦，却每句话都带着深深的爱护、关怀和体贴，让所有与会者感到陈毅市长是把自己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当与会者都被杨世铭的倾诉感动直至动容的时候，陈毅却克制住自己的激动和愠怒，有如在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一样，镇定自若，酝酿着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战局中寻求契机，打开局面，解决问题，夺取胜利。
他责备“橡胶大王”，却并不让对方觉得难堪，反倒彻底清除了他和在场所有人的顾虑，其目的只有一个：让杨世铭尽情地说话，让大家尽情地说话，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才能真正采取正确的措施，给百废待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以最有力的领导和最有效的支持。
会议结束时，陈毅市长作了简单的小结。他感谢大家对党的信任，希望大家今后有情况随时找他反映，他不在市委的话，还可以找陈丕显同志。
不久，中央明令见报：陈毅调中央工作。“橡胶大王”屈指一算，离那次开会不过短短十几天，他心里猜测：陈毅可能是为了向中央汇报，特地在离任前开那个会摸摸情况的吧？陈毅这一走，可怜的杨世铭大概只能继续做他的鞋子去了。
可是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后，杨世铭接到调令：去交通大学当教授。
“这就是陈毅！了不起，真了不起！”听到这个消息，“橡胶大王”的眼睛湿润了。而杨世铭此时则下定决心，感谢陈毅的知遇之恩，一定要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的传热学奉献终生！
在陈毅市长的亲自关怀下，他于1956年2月正式调入交通大学，担任热工教研室主任。据杨世铭的同事回忆，杨世铭到交大工作之前，在热工界就有很高的声誉，经常听交大陈大燮教授在教研组介绍他的一些工作成果。当时给热工专业的学生使用的是翻译苏联M.A.米海耶夫编写的教材，这本教材的很多内容都已经落后了。在热工学科领域美国的研究水平远远领先于苏联。他调到交通大学工作后，作为热工教研室的领导，立即着手参考美国的先进成果，编写传热学教材并担任教学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交通大学大门
05
举家西迁，成为我国传热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杨世铭来到交大工作时，交通大学正面临着一件大事。早在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中，提出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接着经国务院同意，交通大学西迁一事随之定调。交通大学西迁，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也是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同时也为了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
但是，在迁校过程中，一部分交大师生畏惧“荒凉落后”陌生的大西北，不愿割舍大上海的情愫，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大西迁，所以西迁之事一直拖着。后来交通大学整体搬迁的初心，变成了主体西迁，部分留在上海。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同意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校，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由此产生。
杨世铭来到交大后，面对要不要西迁的热烈争论，他不张扬，但却非常坚持西迁的立场。1957年，他带头来到西安，成为第一批举家西迁的交大教授。到了西安，他在交通大学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校名还是叫交通大学，到1959年7月才更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他从教学科研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认真安排每位教职员工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安排进修计划，当时热工教研室的同事相处都非常融洽。
交大师生西迁时所使用的乘车证
1958年的西安交大校门
那时西迁的交大热工教研室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传热学的教学实验课程和实验设备也是最齐全的，教学实验内容包括导热、对流、自然对流、辐射、热点比拟等。由于当时买不到现场的实验设备，杨世铭就带领教研室的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自己设计实验设备，当时教研室有几个动手能力很强的技工师傅，根据老师的要求和描述就可以自己加工出合适的实验装置。杨世铭曾提到他带领大家自制阴影仪的事例，他自豪地说：“许多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开动脑筋，挖掘潜力，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要比我们想象能做的工作多得多。”
迁校之初，百废待兴，杨世铭承担了本专业的主要教学任务，他讲授课程思路非常清晰，概念清楚，重点突出。他非常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复杂的传热学公式，并通过反复练习，让学生熟练掌握公式的应用。
杨世铭在业务上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传热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西安交通大学他为本科及研究生讲授过的课程有：《普通热工学》、《传热学》、《高等传热学》、《对流换热及辐射换热基本理论》等课程。
交通大学迁校西安后，杨世铭（左一）指导青年教师。
1958年，杨世铭出版了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第一本《传热学》教材，成为我国传热学教学的开拓者。这本书的内容参考了苏联M.A.米海耶夫的《传热学基础》和C.H.萧林二世编著的《传热学》，结合他在美国积累的先进经验，采用更容易为我国学生所接受的叙述方法和编排，将不同的放热系统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厌其烦的列出各种系统的微分方程式组，说明各个准字数的物理意义，并广泛地利用边界层的概念来阐明放热过程的物理本质，内容比苏联教材更易于理解和掌握，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
1961年，《传热学》修订版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60年代初，他与我国热工教育界的前辈学者陈大燮教授等一起制定出版了《传热学》、《工程热力学》、《热工学》等教学大纲，审定出版了一批由我国学者编写的教材，使得高等学校本科的热工课程有了适合我国国情、能初步反映我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教材，奠定了我国热工课程发展的基础。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国内外热工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杨世铭从1962年即招收研究生，到文革前的1965年，先后培养了4名研究生，这些学生均为我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留校任教的陶文铨于200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林汉涛曾任上海开能新技术工程公司总工程师，李长发曾任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易希朗曾任四川空分设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06
文革中经历磨难，心中的精神支柱始终不倒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世铭同样受到一些大字报的冲击，后又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由于他的特殊的经历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坦然、淡定地面对，心中无怨无悔。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党的信念，心中的精神支柱始终不倒。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安交大校门
杨世铭夫人的妹妹林培蕾的一段回忆，充分展示了杨世铭心中的这种信念和气节。杨世铭是林培蕾的二姐夫，1968年，林培蕾从清华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四川，报到时途经西安，来到二姐林菊媛家里。多年未见，她的二姐留她多住几天，她当然欢天喜地。看到二姐夫杨世铭那么和蔼可亲，家中一对上小学的儿女，虽然因文革失学在家，却还是那么活泼可爱，她感到二姐一家人真幸福。
没想到杨世铭夫人和她独处时，却忧心地告诉说，杨世铭当年做党的地下工作，中途因为病倒了，回家养病，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后来又因为家境贫困，在无锡找工作养家，这事在文革中被怀疑为叛徒。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美国政府阻挠，费尽周折辗转回到祖国怀抱一事，又被怀疑为美国特务。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天天挂黑牌，站在校门口，还要挨斗，已经不能到系里上班了。
林培蕾听了大吃一惊，因为在家里，从二姐夫杨世铭的言谈举止，她一点看不出被挂黑牌挨斗的痛苦。再看看二姐家里墙上挂着一张杨世铭在交通大学教授合唱团指挥合唱的照片，显得特别精神和帅气，和眼前并无两样。
接着她又听外甥女说，她在学校担任的班长因受父亲牵连而被撤了。10岁出头的小孩子还被找到交通大学，要她交代她爸爸在家的表现。她告诉那些造反派说，“我爸在家就干三件事，看报纸、下面条、哼哼革命歌曲。”把那些造反派听了气得直瞪眼。
1954年在上海杨世铭与夫人林菊媛合影。
杨世铭的夫人林菊媛也在西安交大工作，她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林梅宾是上海天星糖果饼干厂的老板，当年在上海滩很有名气。身处惊心动魄的文革之中，林菊媛也受到了冲击。此时她心中充满着担心。她告诉妹妹林培蕾，邻居中哪位教授跳楼自杀了，哪位邻居两口子开煤气罐自杀了。听来正是触目惊心啊！看到二姐被恐惧笼罩着，但看到二姐夫杨世铭淡定的心态，从容不迫的表现，林培蕾劝慰二姐别担心。
等到林培蕾临走时，从不多话的杨世铭却非常慎重地叮嘱她，一定要多给二姐写信，多劝导她，多来看看她。他叮嘱了又叮嘱，感觉他是在求自己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培蕾一下子感觉到事情有多么严重，原来杨世铭的内心里，是多么担忧夫人会顶不住……林培蕾猛然感觉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表象，都是二姐夫杨世铭刻意而为。他一定是认为，只要他不倒，有他这个精神支柱在，家是不会倒的。
当林培蕾反过来叮咛他，一定要顶住时，没想到杨世铭莞尔一笑说：“我没什么，接受组织上和革命群众的检验就是了。”真不愧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什么风浪都经历过来了。在他的骨子里已经是一切都交给党了，党来检验又何妨。面对这位坚强的硬汉子，林培蕾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崇高”两个字，杨世铭当之无愧!
1969年10月，西安交通大学热工教研室的老师大部分下放到陕南略阳劳动锻炼，杨世铭和另一位教授，分别是从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年岁也都比较大，但都是认真劳动，没有半句怨言。他俩和3位年轻教师分在同一个生产小队，白天一起与当地农民下地劳动，在农民家轮流吃饭，晚上则在生产队为他们准备的一间茅草房的大坑上休息。
下放到陕南略阳劳动锻炼（资料图）
当地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主食主要是杂粮，在苞谷米中少掺一点大米就戏称为“金包银”，算是上等了。当地缺乏水资源，平时洗脸、洗衣服用水都十分节约。杨世铭和其他老师都来自江浙一带，虽然对此感到很多不便，但积极配合老乡，克服个人生活习惯的困难。后来发现在略阳城里有一个列车电站，其凝汽器部分有较多的余热水可利用，他们就趁着为老乡送猪进城的机会，到列车电站洗个热水澡。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学校的所谓“斗、批、改”阶段，杨世铭从热工教研室下到锅炉专业。开始有机会接触业务工作，他积极参与锅炉教研室为重庆文献出版社编写的《大型电站锅炉锅内传热和水力特性》一书的编写工作，完成了第7章“锅炉受热面的温度工况”的写作。
等到文革一结束，杨世铭就马上投入了新编传热学教材、申请工程热物理学科博士点和指导研究生的新使命中。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当时国内传热学的教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杨世铭在文革前出版的第三版《传热学》成为大家争抢的教材，由于出版社来不及供应，很多学校、师生只能采取翻印、复印的方式供学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交大重新组织力量编写《传热学》教材，由于时间紧迫，新版的第一版《传热学》教材由杨世铭任主编，编写组由7、8名老师组成，198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1988年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在杨世铭的努力下，西安交大热工教研室成功获评为中国最早的三个工程热物理学科博士点之一。他还积极促进中美科学交流，积极支持青年教师出国进修。1979年10月，杨世铭邀请美国Notre Dame大学的杨光祖教授来西安交大讲学，杨光祖和杨世铭是20世纪著名传热学家雅克宾培养的同门博士。杨光祖教授在西安交大讲学1个月，是当时中国热流科学界时间最早和最长的一次国外学者讲学，影响很大。
杨世铭（左3）与杨光祖（左4）等教授合影
在杨光祖教授讲学结束的欢送聚会上，杨世铭即席作诗一首。
上世纪80年代，杨世铭教授受命出任我国热工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与王补宣主任一起，主持制定课程基本要求，统筹规划教材出版，指导全国热工课程的教学改革，多次组织教学改革与经验交流会，对我国热工课程师资队伍的成长，热工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及能源动力类多个专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说来也巧，王补宣也是无锡人，两人是老乡。王补宣比杨世铭年长几岁，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开拓者与传热学带头人。我国的传热学就是在这两位无锡人的带领下，开拓、奠定和不断发展的。
1994年杨世铭与王补宣两位无锡老乡互相敬茶
1994年，杨世铭（左3）与王补宣（左2）、过增元（左4）、陶文铨（左1）参加日本关西传热研讨会。
1994年9月，杨世铭应邀参加西交大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成立15周年庆祝会期间与王补宣合影。
1994年11月参加日本关西传热研讨会期间在京都大学校门口合影，杨世铭（左1）、王补宣（左2）、陶文铨（左3）。
07
晚年重回上海交大，传热学宗师闻名遐迩
1982年10月，杨世铭的夫人在去无锡探视杨世铭患病母亲的过程中不幸去世，杨世铭十分悲痛。1985年12月，西安交大为照顾杨世铭丧偶之痛，并考虑到他独居西安，生活上无人照料，同意他调回到上海交通大学，让他能得到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的女儿的照顾。到上海交大后，他在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除了担任部分教学任务外还指导了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
1985年12月，调回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
1990年5月杨世铭（左3）作为王如竹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合影。
1986年，杨世铭开始编写第二版《传热学》，198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基本由他独立完成，并且获得了交大优秀教材一等奖。1990年，杨世铭获得上海交大研究生优秀导师奖。1991年，获得国家教委科研工作荣誉证书。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将计算机引入传热学的教师。虽然德高望重，面对各种荣誉，他却淡泊名利，始终以负责、严谨的态度站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搞教学的，要严格要求每一个环节”。
198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七届国际传热大会的中国代表合影，左起第5人（不分前后）为杨世铭。
杨世铭在德国国会大厦前留念
1994年9月，杨世铭应邀参加西交大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成立15周年庆祝会，在会上做学术报告。
庆祝会期间与部分热工教师交流
1994年9月，杨世铭（左1）与西交大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部分教师合影，左3为王补宣。
1995年，杨世铭70华诞时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两校校长的贺词。
1995年，杨世铭70寿诞时，国际传热传质期刊专门发文祝贺。这一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光荣退休。虽然人退休了，但是他的科研工作生涯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每天都到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的图书馆查阅学术资料，了解国际传热学的最新动态。他身体依然很硬朗，生活很规律，在校园中散步，锻炼身体。
1995年杨世铭70华诞时，国际传热传质期刊的贺词。
杨世铭（前右）在其伯父（前左）百岁寿诞时的合影，其伯父为1927届交大校友。
纪念母亲百岁寿辰时，杨世铭（左2）和弟、妹等亲人在一起。
杨世铭（左1）和舅父（左3）及弟、妹等亲人在一起。
杨世铭和亲友欢聚时的开心一刻，右边是其妹妹。
根据我国“科教兴国”国策和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杨世铭和他首批培养的研究生、西安交大教授陶文铨一起再次修改编写《传热学》第三版，这部国家“九五”重点教材于1998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传热学》第三版成为行业中公认的优秀教材之一，被国内大多数高等学校采用，自出版以来重印7次。
2006年8月1日，他和弟子陶文铨编写的《传热学》第四版再次问世，这时陶文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该教材不论是在理论知识内容选取上，还是在例题、习题的设计上，以及章节的编排上都是非常合理，并多次在全国教材评比中获奖。
杨世铭晚年虽然调离了西安交大，心中却一直牵挂着西安交大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建设及传热学的发展。他把在担任国际期刊编委时期所收集的全部原版国际期刊都捐赠给了西安交大图书馆（后存放于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并且把自己的《传热学》教材版权处理事宜移交给留在西安交大的弟子、中科院院士陶文铨。
杨世铭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追求，勤奋治学，在传热传质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相变换热、高热负荷表面热电偶测温误差分析、多孔介质中的传热传质问题、有限空间中的自然对流及大空间自然对流流态的转变等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命名为Jakob准则的显热与潜热之比这一无量纲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最早确认这一无量纲数对相变换热影响的文献之一。他编著了中国第一本《传热学》教材，这部60多年来一版再版几十次的专著，至今仍是业界权威教科书，被国内众多高校使用着。
1997年12月，杨世铭（中）应邀参加国家教委热工课委会年会暨审稿会。
参加1997年12月热工课委会期间，杨世铭（中）与清华大学任泽沛教授（右）等合影。
参加1997年12月热工课委会期间参观珠海
杨世铭（中）参加1997年12月热工课委会期间，在珠海伶仃洋。
2000年1月，杨世铭（左4）参加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期间与日本九州大学尾添教授及部分学生合影。
2000年1月参加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期间，杨世铭（左3）与美国迈阿密大学刘洪谭教授及部分学生合影。
2002年10月，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热工课程改革研讨会期间，杨世铭（前左2）与部分学生合影。
2004年10月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热工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作报告。
2004年10月，在上海国际精密铜管技术年会上与学生们的合影。
2005年1月，八十华诞祝寿
2013年12月陶文铨及学生去闵行疗养院探视杨世铭
2015年90华诞祝寿
2015年90华诞时，在《传热学》上签名。
90华诞向祝寿来宾打招呼
90华诞与陶文铨院士、何雅玲院士合影
90华诞时与家人及学生合影（左1为儿媳，左2为孙子）。
杨世铭历任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教委热工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热工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传热传质杂志荣誉编委，国际传热传质中心理事等职。他为中国高等教育热工教材的建设、热工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中国热工课程今后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传热学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
2017年2月4日，杨世铭在上海去世，结束了他的传奇一生，享年92岁。他的事迹和风范，至今仍然在西安、上海两所交通大学传颂。
08
历史的回声
2019年8月10日晚，央视CCTV-1《新闻联播》播出“2019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发布。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陶文铨讲述了从事科研、教学的坚守与执着。
他在接受主持人敬一丹现场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导师杨世铭教授：
尊师重道，知行合一
传承交大西迁前辈宝贵精神
■ 主持人 敬一丹：陶老师的老师是西安交大教授杨世铭先生，他的很多著作都是陶老师帮助整理的。陶老师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要署上杨先生的名字，您这么做的原因是？
■ 陶文铨院士：我的导师杨世铭教授1953年突破美国政府阻挠，绕道英国回到国内。他1956年加入交通大学，经历了交大西迁历程。他对国家极其热爱，对科学十分尊崇。
杨世铭先生去世以后，我开始组织研究生们梳理杨世铭先生的著作，也进行回忆录等梳理工作，集结成杨世铭文集。
杨世铭先生在我国国内出版了第一本《传热学》教材；1986年他完成第二版；编著第三版时，杨世铭先生的年龄比较大了，就请我一起和他合作；到第四版时，杨先生已经退休了，他说“陶文铨，第四版你来负责，署你的名字。”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不妥当，因为这本书是杨世铭先生创立的，我只是做了一点改变，所以我就给出版社说希望还是能署名杨世铭编著，出版社也很理解我的心情，采纳了这个建议。
陶文铨院士（后排右四）、何雅玲院士（后排左五）及团队为杨世铭（前排中坐）祝寿合影。
科学家精神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追求，对名利的淡泊、对青年的提携，我们要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和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是息息相关的，年轻人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取得成果。
（本文参考资料：王宗光主编《交大老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陶文铨主编《杨世铭传热学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王朝《爱赢天下》，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西安交通大学官网；上海交通大学官网；以及杨世铭同事、亲友的有关回忆）
（本文系文化学者乐道也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配图素材来自网络、图书资料及杨世铭亲友提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作者简介：乐道也，本名程勉中，文化学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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