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龚龑：简·奥斯丁的读者们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生前并不十分惹人注目，其影响却在20世纪持续发酵，不但拥有极为庞大的“粉丝”队伍，而且在学院批评中也颇受重视。龚龑此文，可以视为对奥斯丁在不同时代氛围和不同理论框架下的形态梳理，很有学术史的意味。文章展示了对奥斯丁评价的重大变化，以及读者七嘴八舌、评论万花丛生的有趣状态，再次证明，经典作家、经典文本，在新的社会形态、阅读条件的作用下，可以不断被重新唤醒和激活，变为对当下社会存在的某种积极回应。
文 | 龚 龑
（《读书》2016年4期新刊）
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影响持续扩大，相关论著汗牛充栋，她简直可以方驾莎士比亚、比肩狄更斯。
《我的姑妈：回忆录》
其实，奥斯丁辞世后的五十年，相关文学评论并不多。一八七〇年以前，仅六篇期刊文章见诸报端，专论其小说创作。一八六九年，《我的姑妈：回忆录》面世，读者一厢情愿地把家庭成员的回忆当成“第一手资料”。奥斯丁成了远离尘嚣的乡村淑女，或融洽大家庭中的温柔姑妈。这样的大众形象，爱德华时期的鉴赏家、学者和作家，所谓的“第一代简迷”，也欣然接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查普曼（R. W. Chapman）的《奥斯丁文集》刊印，不仅巩固了这一传统形象，提高了作家的经典地位，还迎合了“一战”后英国民族性构建的浪潮。随着大英帝国衰落，民族性“主旋律”变调：“昔日的乡村英格兰”和温馨的家居生活，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阳刚激昂。当然，也有读者敏感地察觉到小说掩饰的愤世嫉俗。早在一八五九年，就有论者说：“奥斯丁太冷静、太无动于衷、太自持有度，从不轻易发牢骚，或滔滔不绝地议论。淡淡的讽刺，是她得力的武器。”
真正让奥斯丁读者们对立起来的是哈丁（D. W. Harding）。《有节制的仇恨》是他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时的讲演稿，一九四〇年在《细察》刊物上未加改动而发表，哈丁因之称雄于奥斯丁批评史。文章开篇就指出，奥斯丁的印象，经过批评家、文学史、大学讲坛和文学报道等层层过滤，“到了读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哈丁毫不客气地挑明：“阅读和欣赏她的，正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哈丁精心挑选了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评论）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哈丁区分了两类读者。一类是业余爱好者，沉溺于小说中的闲言碎语，或者欣赏其中“淡淡的讽刺”。哈丁眼里，“第一代简迷”在奥斯丁的“标准英语”或者小说折射的“文雅社会”中，醉心修炼自己独特的鉴赏眼光和文化格调。第二类则是严肃认真的“专业”读者，关注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尤其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培养成熟而复杂的批评能力。
发表于《细察》（Scrutiny）上的《有节制的仇恨》
这一区分其实蕴含深意。“二战”前后，英美的学院派形成，就出身而言，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子弟，不同于查普曼等“年长一代的绅士学者”。哈丁和利维斯（F. R. Leavis）等，用伊格尔顿的说法，是“孤陋寡闻的小资产阶级的后裔，而非占据早期文学教席的上层社会的业余爱好者”。这些“中产阶级教授”反对“绅士学者”，将批评矛头指向自我欣赏、不求进取的上层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以“简迷”自诩，他推行绥靖政策，难免见恶于哈丁等。哈丁赞美奥斯丁对日常道德之暗中抵抗，就是责伐那些保守派的泛泛之谈。“温柔姑妈”变成了颠覆作家，仿佛“奥登式的特务”，专门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来挖墙脚。哈丁的文章传开，民众为之哗然，甚至质问，他是否传达了“共产党的观点”。燕卜荪（William Empson）私下对该文的回应，证明了此类怀疑并非子虚乌有，“这是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位女士（奥斯丁）的回应，无非要强调：托利分子认为，她赞同现存体制，而我们红色青年坚信，她的心在反叛者一边”。脱离现实的美学，向来为利维斯派所不齿，文学研究必须面向社会和政治，诚如伊格尔顿所言，利维斯本人“有一段时间甚至谨慎地赞同了某种经济共产主义”。
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1948），开篇即称“伟大的英国小说家有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
《简·奥斯丁：作为防御和探索的反讽》（一九五二）显然是对哈丁的响应，且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自此，美国的奥斯丁论文数量开始赶超英国。马德里克（Marvin Mudrick）认为，奥斯丁小说之矛头，多指向中等阶层的价值观：谨慎的日常算计、自诩的人道主义、虚套的贞洁观念，尤其作为经济考量的婚配等。奥斯丁尽可能回避同现实的冲突，不露声色地穿透市民社会的华丽外表，含沙射影地揭示其物质基础，“打消资产阶级未婚妇女的白日梦”。这让读者想起奥登的诗行，“英国中产阶级的老姑娘 /描写金钱招情惹爱的力量 /直白而又清醒地揭示 /支撑人间社会的根基”（黄梅译）。五十年代的美国，文人志士不便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社会上弥漫着一股保守思潮，《反讽》的艺术批评，自有其社会维度，不容忽视。
《简·奥斯丁：作为防御和探索的反讽》
不过，也有大众媒体或者通俗作家指责马德里克，如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的书评，攻击《反讽》耍弄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此类批评更包含了不同职业风格的对抗：现代文学批评逐渐变成了学院派的理论，与报刊书评、印象式赏析渐行渐远了。“二战”后，英美大学扩招，各色知识分子纷纷进入高校，中产阶级教授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此时，小说研究在高校刚刚起步，新批评派正考虑如何将诗歌分析的技巧移植于其他文学形式，而奥斯丁小说更为精致简练，且数量不多，成了最佳“突破口”。马德里克系统阐发反讽之奥义，的确不同于普通“简迷”轻浅的欣赏，别具专业研究的技术性和严肃性。但新批评逐渐模式化，醉心于使用学科专用术语，含混说和张力论也好，意图和感受谬见也罢，很大程度上，此后的奥斯丁小说研究，被拖入形式化的范式中。意想不到的是，消遣性的日常阅读和专业性的文学阅读，完全被隔离开来。这是文学研究丧失社会支持的开始，更为后来奥斯丁被普通读者和知识精英奉为不同的经典而埋下了伏笔。
特里林编辑的《艾玛》
即便在学院内，奥斯丁的读者也开始分裂。特里林断言，如果“风格既可以表达任何创造和行动的内在真理，同时又可以掩饰这个真理”，《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新风格的尝试，其手法“比奥斯丁其他作品的反讽更深刻，它是对反讽本身的反讽”。特里林借助历史的后见之明和欧陆的哲学思想来阐释《曼斯菲尔德庄园》：女主人公范尼的基督教精神，到了十九世纪，变成了强烈的责任感，经历了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世俗化”后，再变为当下社会的某种强制力量。论者的复杂心迹，影影绰绰于文中，“奥斯丁首先意识到控制人们道德生活的那种恐怖力量，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无名审判者，在它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展示自己世俗精神的纯洁性，因为和宗教精神相比，世俗精神中黑暗和模棱两可的领域更多”。英国左翼学者巴特勒（Marilyn Butler）指出，特里林身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纽约，难免误读了十八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后来，美国东海岸的知识分子，尤其浪漫主义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领衔、布鲁姆（Harold Bloom）为后起之秀，把奥斯丁小说完全置入一个非社会性、无时间维度的艺术真空中。
“女权主义就是这样的”（Illustration by Ellie Foreman-Peck）
巴特勒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来讨论奥斯丁小说的政治背景，颇有振聋发聩之效，一举改变了和政治无涉的奥斯丁形象，从而拉开了奥斯丁社会历史批评的序幕。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成为学界的重要潮流。学者们借助了新兴的文学理论，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来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文本与历史的勾连。《简·奥斯丁和女性主义》（一九八三）追溯了一条始自阿斯特尔（Mary Astell）的英国女权主义路径，将奥斯丁纳入到启蒙运动的传统中。《欲望和家庭小说》（一九八七）指出，英国十八世纪文化中的狂欢性因素（如游戏、节日、醉酒），逐渐被资产阶级的、带有“规训”性质的文化实践（小说阅读、主日学校等）所替代和收编。作者借重福柯和巴赫金来切入文本，探求小说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艺术形式间的复杂关系，考量奥斯丁及其小说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建立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上述研究者大多经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潮和社会震荡，熟稔德里达和杰姆逊等“后学”。“文化革命”的遗腹子被迫离开了风风火火的广场和街道，转入落寞寂寥的高校和研究所，索性将马克思的箴言颠倒过来，“如果哲学不能改变世界，至少还能阐释世界”。
《简·奥斯丁的小说：清晰的艺术》
学院派的理论热，引来了“普通读者”的抗议。在《简·奥斯丁的小说：清晰的艺术》（一九九二）中，加德（Roger Gard）毫不客气地指出：“职业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面向普通读者。”本书标题不言而喻，奥斯丁小说一贯平易近人和亲切自然，用不着专业理论批评的介入；历史文化的视角，尤其政治阐释，纯粹多此一举。奥斯丁具有典型的“英国范儿”，“是一个与政治绝缘的显著特例”。广而言之，“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也具有同样的非政治性”。加德自称为“普通读者”而写，高谈英美文明的特殊性：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或者世界大战时，对于政治斗争和权力运作，一般民众也表现出“完全的漠视”，“因为英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会受到战争威胁”。诚哉斯言，自越战以来，一连串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发生在英美本土之外。书中一再提及的“普通读者”，其实是个预设概念，甚至不是十八世纪约翰逊（Samuel Johnson）式的，而是加德式的“普通读者”，他们不仅精通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小说，还要读懂并且鄙视当代文论。
《简·奥斯丁的政治观念》
尼尔（Edward Neill）则代表了激进派的精英读者，《简·奥斯丁的政治观念》（一九九九）左右开弓，为保护奥斯丁誓死而战。他认为，巴特勒的历史观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思维，没有充分意识到理论的有效性和表征的复杂性。不过，加德之流才是他真正的标靶。以尼尔对《理智与情感》的阐释为例。情感不仅不是嘲讽的对象，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武器，专门用来对付小说中真正的“恶”——“也就是布莱克所说的，对一切事物的盲目占有欲。”小说充分显示了理智与情感的复杂关系：玛丽安与歌德的少年维特，具有惊人的相似；绿蒂拒绝维特，也就排斥了情感，正如威乐比出于“慎重”而放弃玛丽安。埃莉诺恪守的“谨言慎行”，实乃十八世纪“优伶和舞者”的道德观，而非布莱克式的牺牲精神。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倡导的温良隐忍，“至今仍然受到城市雅皮士以及寻求自我提升的小资产阶级的热烈追捧”。总之，奥斯丁不再是“约翰逊的女儿”，却变成了“布莱克的姐妹”。尼尔基本不对引用的理论加以解释，仿佛读者都是内行，有点伊格尔顿的风格。譬如下句：“本雅明曾叮嘱过，要抵制作者之于读者的百般干扰，巴特和福柯也宣称，作者已然死去；在德里达式的理解中，作者意图并非（意义的）源头，而是它的结果，这更超乎新批评的启蒙教导。此三者结合起来，有助于释放文本性的嬉戏，不再纠缠于阐释的诸种限制。”巴特勒的意思，普通读者还比较容易领会，尼尔的，则殊难理解。其政治立场，就算是真情表现，也极容易被对手简化为纯粹修辞姿态的怀疑论。
大众和学院精英对立的另一个“主战场 ”，则是奥斯丁和性。
一九九五年八月，斯坦福大学的某教授为《伦敦书评》撰文，论及新版《奥斯丁书信集》。其中提到奥斯丁姐妹间的亲密关系，包括肢体接触等。为了夺人耳目，当期封面赫然写道：“奥斯丁是同性恋吗？”恶作剧式的提法，顿时引发了英美各大报刊的热议。一连几个月，《伦敦书评》充斥着学界和普通读者的来稿。暮年的巴特勒也被电视台邀请来主持正义，验明奥斯丁的清白。迫于压力，这位教授给《伦敦书评》去信，否认自己暗示奥斯丁是同性恋。
McGinnis 和 Rietkerk 饰演的玛丽安和埃莉诺
有读者还不算完，甚至出示了“历史证据”，某家具店的购物清单，以此证明奥斯丁父亲为女儿定制了两张单人床。一九九三年北美奥斯丁协会的年会上，有学者曾提到这则细节。不同于一般“粉丝”的情绪激昂，二〇一二年，英国学者穆兰（John Mullan）写了《姐妹同床共枕么？》的短文，讥讽某些学院精英，“一似爱玛，耽于幻想”。他建议专家去研究奥斯丁的前辈伯尼（Francis Burney）。她也和妹妹苏珊“同床共枕”，穆兰还提供了“物证”。一七八二年，妹妹结婚前三周，伯尼写信道：“一想到即将和你分别，再也不能分享同一屋子、同一房间、同一张床，再也不能私底交谈，我心下戚然，怎能高兴起来？”穆兰的意思不言而喻：十八世纪英国的性经验，没那么复杂。
美国学者赛奇维克（E. K. Sedgwick）摆足了福柯的架势，偏要探究奥斯丁时代的性经验。她正在从事“自慰的缪斯 ”（Muse of masturbation）的课题，《奥斯丁和自慰女孩》是寄给“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学术论文。文章后半部分涉及《理智与情感》的阐释，有些说法张大其词，甚至故意曲解原文。而作者之用心，是纠正奥斯丁批评中的偏颇，一些只看文章标题的读者，恐怕没时间和精力去搭理。五十年代以降，英美的社会文化中，一度试图强固“男子汉气概”、推行“传统婚恋观”。在这样的语境下，由布思（Wayne C. Booth）等学者发起的、以叙事和婚恋情节为主导的解读套路，成为经典的奥斯丁小说分析模式，影响了后来的几代研究者。在赛奇维克等人看来，某些正统文学阐释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作为反击，有必要大力推行“酷儿奥斯丁”（Queering Austen）。赛奇维克论文探究的重点，并非奥斯丁本人的性倾向，甚至不是为了“坐实”玛丽安和埃莉诺间的亲密关系，或者“曝光”玛丽安和爱德华的自慰倾向，而是抵制权威的异性恋解读路径，即：为什么一说到奥斯丁小说的主题，读者只能想到道德教化或者婚姻和财产。
《奥斯丁和自慰女孩》一文的开篇
赛奇维克的关注，乃是后生殖（postgenital）时代特有的：性别的身体（或个人）和各种社会规范力量之间的复杂斗争。从事酷儿研究，作者获得了一种故意挑战主流势力的快感，“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跟世俗对抗，也要把真相说清楚”。作者属于介入型的研究者，积极干预时政，或者让学术越出学院而进入日常生活。当下的文化批评，也许距离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越来越远，但并不是远离社会现实，而是向具体的文化社会生活领域转移和渗透。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之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站稳了脚跟，社会形势出现了“右转”，新左派或者激进者无法从政治、经济等领域下手，只能牢牢抓住“性别身份”说事，进行所谓的“身体革命”。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对个体的高度关注本身，是否更是诸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当然还应看到，欧美激进派对既定体制的批评，是对主流社会的某种扰动，确实也起到某种“意识形态补丁”的作用。
奥斯丁是一个极为流行的经典作家，在民众中的名气如日中天。她不仅象征了“乡村的英格兰”，还是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第一人；她虽然单身，却成为传统婚姻的象征物。英美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义，大力宣传保护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如建筑、景观等。根据奥斯丁小说改编而成的“古装剧”，兼有广告效应，上映后，引起了巴斯、莱姆等地的旅游热潮。一般学者也乐意来讨好普通“简迷”。当下，某些标榜“文化研究”的学者，特别属意奥斯丁与饮食、针线活、儿童、绅士等的瓜葛，进一步推动了以奥斯丁为招牌的“文化产业”。《为什么阅读奥斯丁》（二〇一一）和《人人的奥斯丁》（二〇一二）等，都是同时讨好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新作。在北美奥斯丁协会的种种活动中，“奥斯丁知识问答”极为流行，学院派的得分往往低于奥斯丁的“粉丝”。
不同类型的读者七嘴八舌，评论万花筒中的奥斯丁也更加五色斑斓。这恰恰证明了，文本的意义是如何历史地生成。普通“简迷”所钟爱的英国乡村和居家用度，历史学者所爬梳的“观念之战”，或者学院精英所钩沉出的“酷儿”情结等，其实并不完全内在于奥斯丁的小说。宁可说，作品中某些文化或心理因素，在新的阅读条件下，被重新唤醒和激活，变成了对当下社会存在的某种积极回应。奥斯丁寄怀于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作为经典作家的奥斯丁，恰需要不同时代的读者来持续地加以构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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