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刘运峰：从孙犁手迹看其晚年生活与心态
编者按
孙犁的作品大家都熟悉了，暂且按下不表，这里说的是他一个有趣的习惯。孙犁不写日记，却喜欢在书衣上随手记上几笔，有的与书有关，更多的则是与书无关的生活琐事与当时心境。《书衣文录》手迹版真实还原了孙犁的记录，这种兴之所至的记录，更随性，也更真实地展示出作家的生活实况。
从孙犁手迹看其晚年生活与心态
文 | 刘运峰
（《读书》2017年7期新刊）二〇一五年五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孙犁的《书衣文录》（手迹）（以下简称 “手迹本 ”）。尽管《书衣文录》已经有了山东画报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版本，但这个 “手迹本 ”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九月版的《书衣文录》（增订版）相对照，就会发现，“手迹本 ”向人们透露了许多具有珍贵价值的信息，堪称孙犁著作的原生态文本。
孙犁：《书衣文录:手迹》（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
孙犁曾经说过：“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书衣文录》所记录的事情，基本是作者当时的所思所想，因此，这些写在书衣上的文字可以看作孙犁的日记。日记是手迹的一种，除了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不可更改性之外，还具有私密性。通过这些文字，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孙犁的情感生活和日常起居。
一
“文革 ”后期，孙犁和张保真曾经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先以互有好感而结合，后以冲突分手告终。对此经历，孙犁始终耿耿于怀，曾在 “芸斋小说 ”《幻觉》《续弦》等作品中做了艺术化描述。在以前发表的《书衣文录》中，也适当做了披露，但在发表前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从“手迹本 ”中，可以看到两人冲突、纠葛较为详细的记录。
写在《全宋词》书衣上的文字共有五条。其中第二条为：“一月十六日，伊早起外出，中午未回，晚八时归。余询问，伊出言不逊，而声音颇怪。余大愤怒，立请邻居李君至。彼为余之行政组长及支部书记，余甚激动，声明离异，所言多伤感情，彻夜未眠，念念要下决心。而此等事，决心实甚难，晚年处此，实非幸也。”这段话记录了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孙犁和张保真发生激烈冲突的一幕，对方早出晚归，令孙犁生疑，欲问究竟，张保真则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孙犁大动肝火，声明决裂，说明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难以持续。但孙犁仍有些犹豫不决，因此痛苦不堪。文中提到的 “李君 ”，乃为孙犁在《天津日报》的同事李夫。夫妻吵架，往往要惊动单位的负责人，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也可以看出孙犁在面临感情破裂时的无计可施。
写在《全宋词》书衣上的文字之第二条手迹
在第三条中，孙犁写了一段很模糊的话：“人知珍惜自身名声，即知珍惜他人感情，亦能知珍惜万物。然亦不必尽如此。”孙犁是很在意自己名声的人，但是，在面临感情危机之时，他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似乎要 “豁出去 ”了。
写在《全宋词》书衣上的文字之第三条手迹
但在处理感情问题上，孙犁又常常优柔寡断。仅仅在写完这段话七天之后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孙犁在《癸巳类稿》的书衣上又提到了张保真：“保真代买书皮纸两张，色质均劣，手指一划则脆裂。此盖装订油印材料之纸，非包书之牛皮纸也。今后应说明要包装纸，庶乎近焉！”虽然刚刚发生了冲突，但孙犁依然请对方代劳，说明两个人暂时归于平静，又回到了相安无事的状态。二月七日中午，孙犁又在《全宋词》书衣第四条中写道：“王林评我：多思而寡断。此余之大病也。一生痛苦，半由人事，半由劣根，思之自恨不已。今年春节恐难平度也。”虽然春节临近，但孙犁的心情仍然很痛苦，难以排解。那时，孙犁已经六十二岁了，遇到这种事情，的确让人感到郁闷。
春节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到了三月份，两人的冲突再度发生。在《宋词三百首笺注》上，孙犁写道：“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时一封书信之纠纷尚未息，余自警勿再受骗上当，以小失大。”这几天，是孙犁和张保真矛盾激化的时候，因为此前的三月十一日，孙犁在致韩映山的信中说了很重的话：“约略言之，结婚数年以来，我对此人的印象是：不地道，不可靠，不懂事。婚前即有所察觉，你也知道一些，但当时感情用事，不能明断，即如与其前夫关系，此已非常情所能容忍，但我竟原谅之，但屡教不改，毫无廉耻，因此近年来，我心中颇有受骗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警惕颇深，她很不满。今年春节因小事发衅，屡次吵闹，且甚为嚣张，似有步骤，有背景，有离异决心，要求到干校去了。”“最近一次交锋，我大愤怒，险些没出大事，细思这样一个人，会把我弄到这种地步，因此决心与她离婚，已通知她的单位。”
时隔两个月之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孙犁在《唐代文献丛考》上写道：“两月前云散雪消，不知风日从何处起也。”这表明，尽管两人的冲突暂时告一段落，归于风平浪静，但孙犁内心还有许多担忧。果然，六月十三日，孙犁在《续资治通鉴》第二册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十一日波澜。”说明两人矛盾再起。
但在寂寞和烦恼中，孙犁也体会到了来自亲情的温暖。如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汪悔翁乙丙日记》条：“今日外甥小宏来为我擦窗，惜其一身新服装。”小宏是孙犁大女儿孙小平的儿子，本名赵宏。冀中人习惯称外孙为外甥。懂事的外孙专门来为老人打扫卫生，擦拭玻璃，给孙犁带来了不少的安慰。
但是，对于孙犁来说，平时更多面对的，是孤单和冷清，尤其是每逢年节，老人更加感到孤独，心情也很不平静。如一九八一年旧历除夕《杜诗镜铨》（九）条：“每至年关则多烦恼，不知何故。当安身立命矣，明日戒之。”这和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写在《清秘述闻三种》（中）上的文字大致相同：“又近春节，精神不佳。老年人皆如此乎？抑个人生活方式所致耶？恐系后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孙犁在《春游琐谈》上写道：“今日拟沐浴，午后准备一切就绪，而火炉迟迟不旺。从一时至三时，尚在鹄候状态中。身倦天寒，已无兴致，包装此书后，当收场矣，可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没有洗浴设施，去单位或公共浴池又有诸多不便，在天寒地冻中，欲沐浴而不能，其冷清、无助可想而知。
二
孙犁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也是对待自己的文字近乎苛求和追求完美的作家，即使对于只言片语的书衣文录，孙犁也绝不敷衍，而是反复推敲。尤其是在正式发表前，孙犁对原有的手迹进行了不少改动。如果对手迹和发表稿进行一些比较，可以看出孙犁在不同的环境和状态下表达方式的变化。如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群芳清玩》（上）条：“近日忽想不购新货，取橱中旧有者整理之，有瘾可过，而不太累，亦良法也。”发表时将 “有瘾可过 ”改为 “有事可做 ”。当时题写的时候，比较随意，也比较直白，也更能流露真性情，“瘾”实际是孙犁常年形成的 “书瘾 ”，“过瘾 ”是一种颇为舒服的状态。大概孙犁不想读者看到自己过于率性的一面，因此做了修改。
孙犁（1913-2002）
一九三三年，鲁迅在编辑《两地书》时，就对他和许广平的书信进行了部分修改，包括增加一些内容，删除一些字句，修改一些称谓。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信的内容涉及不少的人和事，往往不宜公开。《书衣文录》也是如此。在发表前，孙犁或是思及往事，或是意犹未尽，对不少原有的手迹进行了增补，如写在《六十种曲》上的文字在发表时增写了最后一段：“又一九七二（四）年十一月记：书之为物，古人喻为云烟，而概其危厄为：水火兵虫。然纸帛之寿，实视人之生命为无极矣，幸而得存，可至千载，亦非必藏之金匮石室也。佳书必得永传，虽经水火，亦能不胫而走。劣书必定短命，以其虽多印而无人爱惜之也。此《六十种曲》，系开明印本，购自旧书店，经此风雨多残破，今日为之整修，亦证明人之积习难改，有似余者。”
孙犁外在的形象堪称谨言慎行，但其本质上还是性情中人，他在书衣上记述自己的感想时，不免会有一些率性或是激愤的话，如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写在《津门小集》上的题跋，手迹为：“回忆写这些文章时，每日晨五时起床，乘公共汽车至灰堆，改坐 ‘二等 ’，至白塘口。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尚有人视为 ‘不劳动 ’‘精神贵族 ’‘剥削阶级 ’者。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德明同志邮寄嘱题，发些牢骚以应之。”在正式发表时，则改为：“回忆写作此书时，我每日早起，从多伦道坐公共汽车至灰堆。然后从灰堆一小茶摊旁，雇一辆 ‘二等 ’，至津郊白塘口一带访问。晚间归来，在大院后一小屋内，写这些文章。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明日即见于《天津日报》矣。此盖初进城，尚能鼓（贾）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后则逐渐衰竭矣。”发表稿则更为精炼，而且将那些牢骚话也删去了，日期也随便署为 “一九八一年八月 ”。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写在《津门小集》上的题跋手迹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孙犁在《今世说》上写了两段话，但在发表时却把第二段删去了。这些文字是：“今日上午报社送信件来，其中有肇公一信，报告一好消息：几十年寻觅不见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一书，于五月廿七日在北京图书馆发见一翻印本。此亦可贵。为此书，曾经梦寐求之，闻讯兴奋不已，当即复信，并通知在京女儿，前往协助复制。文字一事，只要是印刷品，无论油印、石印，印份多少，总会找到，况此书为铅印乎。然竟如此不易，亦未能明其原委也。”
“肇公 ”，即孙犁的老朋友陈肇。《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是孙犁一九三九年十月在阜平期间所作，一九四〇年四月由晋察冀通讯社出版，百花湾边区抗敌报社经售，但由于印数不多，环境恶劣，这本书长期下落不明，孙犁为此萦怀于心，念念不忘。一经发现，其兴奋之情难以自已，随手记下了自己的感受。这本书的重新发现，给晚年的孙犁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五日，他写了《一本小书的发现》，七月二十六日，又写了关于这本书的校读记。由于当初写在《今世说》上的那段话大多都写入了《一本小书的发现》一文，便在发表《书衣文录》时将其删除，以免重复。不炒自己的冷饭，体现了孙犁写作态度的严谨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手迹本 ”还流露了孙犁的真性情和明确的是非观。如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即春节那天的《知堂谈吃》一则：“文运随国运而变，于是周作人、沈从文等人大受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的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以郭沫若之身份，尚思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汗（汉）奸，汗（汉）奸可同情乎？前不久有理论家撰文，认为我至今不原谅周的这一点，是因为我有局限性。没有人否认周的文章，但文章也要分析，有好有坏。并非凡他写的都是好文章。至于他的翻译，国家也早就重视了。还有沈从文，他自有其地位，近有人谈话称，鲁迅之后，就是沈了。尊师自然可以，也不能不顾事实。过犹不及，且有门户之嫌。还有人想把我与沈挂钩，因实在没有渊源，不便攀附，已去信否认。”应该说，这是孙犁直抒胸臆、爱憎分明的一段话，但在正式发表时做了明显的改动。
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的《知堂谈吃》一则手迹
先将开头改为：“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随后将自 “没有人否认周的文章 ”至“已去信否认 ”全部删除，接着新写了一段：“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辞为何义。汉奸二字，非近人创造，古已有之。即指先是崇洋媚外，进而崇洋惧外。当敌人入侵时，认为自己国家不如人家，一定败亡，于是就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越大。这就是汉奸。于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判他坐牢了。至于他的文章，余在中学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对其晚景，亦知惋惜。托翁有言，不幸者，有各式各样，施于文士，亦可信也。”
在《中国书法全集》（康梁罗郑卷）一则中，孙犁一共写了三段话，前两段在正式发表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调整，但第三段则完全删去了。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今之青年，并汉奸之不知，甚亦不知租界为何物，且有人缅怀租界，拟议建立博物馆者，不知收藏何物。见诸报章，亦无下文，不知何时建立也。”这段话，孙犁的指向对象非常明显，反映了孙犁对当时一些举措、倡议的看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是为了避免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孙犁没有公开发表这段文字 ,但这段文字对于研究孙犁晚年的心态至关重要。
三
阅读 “手迹本 ”的另一个收获是，在过去排印本中发生的疑问，在“手迹本 ”中可以得到订正。如《晏子春秋集释》（上）条，《书衣文录》（增订版）的编者加了一条注：“这一则书目下未注明写作日期，故仍按最初发表时，列于此。”其实，手迹中则为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 ”，并属 “双芙蓉馆藏书 ”，这一疑问迎刃而解了。再比如《弘明集》（上）条下，在发表时署日期为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由于文中提到 “今日初四，明日则皆上班矣 ”，因此 “增订版 ”编者加了一条注：“丙寅年春节，应是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正月初四应是二月十二日。所以，此则写于正月初四，应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看这一则的手迹，正是二月十二日。有可能是孙犁在整理发表时漏写了其中的 “十”字，因此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情况。
［《书衣文录》（手迹），孙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 文中孙犁手迹来自《书衣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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