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错字小议
编者按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我们国家的语文工作与事业，贡献良多。他一直关注书报中的日常表达，对很多刊物的错别字，有认真的发现。这篇小文，就是他对这些错误的归纳、总结，并号召作者、读者、编者联合起来，“向错字宣战”。吕老的提醒，对我们书刊出版的从业人员来说，永远都不会过时。
错字小议
文 | 吕叔湘
（原载《读书》1982年2期）天天看书看报，天天看见错字。
错字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作者的笔误，或者由于原稿字迹潦草，排字同志误认；但是也有原稿清楚而排校失误的。还有原稿不误而被编辑同志或校对同志改错了的，例如我的稿子里的“利害”常常印出来是“厉害”。
吕叔湘当年没少给《读书》写信挑错儿（来源：搜狐）
错字造成阅读上的困难，程度不同。有一种错字，一望而知。例如：
它反映了一个王朝行将末落的情景。(《读书》一九八一年十月号65页)
阿波特被保释出狱后，现在避免惹人注意，隐姓埋居。(同上112页)
新版鲁迅全集闻世了。(《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八版)
〔他〕……的花腔哨子拉得婉啭清越(《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十月号18页)
这些都可以叫做透明的错字，对于绝大多数读者不会造成什么困难。
这些例子的所以不造成困难，是因为汉语词汇里没有“末落”、“隐姓埋居”、“闻世”、“婉啭”等等词语。下面的例子就多少有点不同了：
四十八岁的妥木斯同志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以后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就教。(《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四版)“常”是“变”的基础，“变”是“常”的发现。(《写作》一九八一年二期20页)“就教”和“发现”这两个词是有的，并且在这里似乎也可以讲，这就引起了读者的疑惑。然而再想一想就会感觉讲不通。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班毕业的同志怎么会到一个师范学院去“就”教呢？该是“执”教吧。(形近？)“发现”也不能用来跟“基础”相对呀，大概是“发展”之误。(音近？)再看底下的例子：
他〔刘知几〕说：“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文时义大矣哉！”(《写作》一九八一年二期17页)
“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同上，35页)
所以他……强调传神(《画马赞》：“韩千画马，毫端有神。……”)(向上，36页)
这在熟悉古书的人，这三个错字也是一望而知的。如果古书不熟，那就有问题了。头两句还可能怀疑有错字，就去查书，但是要在《史通》和杜甫集这样的大部头的书里查一句两句，虽然不比大海捞针，也够得一查的。而况还不一定怀疑有错字呢？第三句里遇到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凭什么怀疑这个人不是姓“韩”名“千”呢？(这三个字分别是“之”、“僻”、“干(幹)”。)
底下举两个叫读者为难的例子。
考核合格，给予一年左右时间自行复习，补考不及格，取消顶替资格。(《光明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第一版“职工子女顶替要认真进行考核”条)
怎么考核合格了还要补考呢？是不是这里的“补考”是“复试”的意思？那也未免认真过了头了。再把这一条新闻从头看一遍，十之八九是在“考核”和“合格”的中间漏排了一个“不”字。这个“不”字可是少不得啊！
“揆之于理而不谬”，“征之于事而不悖”，“挈之于情而不通”，这是权衡文章总的“平准”，是文章的根本大法。(《写作》一九八一年二期20页)
引号里的三句话，形式上是平行的，意义上也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可是第三句显然跟头两句合不拢，并且本身说不过去——怎么能说是一个作家只有不通人情才能把文章写好呢？这里显然有错字，又得查书。这三句是从叶燮的《原诗》中引来的。《原诗》这部书篇幅不大，但是不象《史通》和杜诗那样容易找。不查书而就原句琢磨错在哪里是困难的。我曾经试猜“不通”为“不违’之误，查对的结果却是“可通”之误！
最难发现的错字是不出名的人的姓名。假如你把“张大”写成“李大”，谁敢说他不是“李”大而是“张”大呢？当然也有暴露的时候，例如一九八一年八月号的《小说选刊》里有一篇的标题是《张师傅外传》，目录里也是一样的，可是本文里这位师傅却姓赵名德祥。这可叫人纳闷儿，这位德祥师傅究竟姓张还是姓赵呢？过了两个月，在九月号的76页上，更正出来了：“赵师傅”系“张师傅”之误。
跟姓名同样的难于辨别正误的是数目字，因此报刊上对于一般的错字可以不去更正，对于错误的数字却常常要更正，例如《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四版上就有一则更正：“11月12日第一版刊载的‘关于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召开座谈会研究小商品中小农具生产供应工作’的新闻稿末段中‘10月’应为‘11月’。”
但是有些数字只要跟有关的别的数字一“轧”，就能断定是错字。例如有一本书叫做《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里边附作者白晋的传略，说他“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四岁(71页)，这是明显的错误，翻到前面67页，“他一六五六年生于法国曼城”，一推算就知道一九三〇是一七三〇之误。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例子。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的《人民文学》28页上有这么一句：“柳叶桃一看，一共十六个字：《开展文艺批评，繁荣文艺创作》，不免将信将疑。”一个这么刺眼的错字怎么会从校对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的，实在令人诧异。
上面提到更正，连带想起一个不大容易遇到的正和误和平共处的例子，出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
“启示”的变化
有机会回到大学母校，发现了一个喜人的变化：过去学生宿舍楼门口屡屡露脸的“遗失启示”被“招领启事”代替了。大学生们学习紧张，经常发生丢东拉西的现象，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然而过去遗失了难找着，以至于要贴“遗失启事”，现在则不等“遗失启事”贴出来就有人贴出“招领启事”了。
连标题带正文，两个“启示”，四个“启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表示作者(编者？校者？)还拿不定主意呢？
吕叔湘手书《礼记·学记》
由错字联想到校勘。一般人有那么一种错觉，好象一定要是正经八百的经、史、子、集，才有校勘问题，近代作品，尤其是现代作品，似乎用不着校勘。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语文》一九八〇年第六期有刘坚同志的一篇《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就是谈的这个问题。我想从我自己的经验中也引几个例子来说明。
(1)我在一九四〇年写《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的时候，引用《默记》里的一条材料，用的是《知不足斋丛书》本：
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这里边的“孙”字是可疑的。后来在一九四九年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内容改写成《说们》的时候，参考了几种别的版本：《说海》本作“孩儿辈”，涵芬楼校印宋人笔记本作“孙儿辈”，涵芬楼印明抄本《说郛》本作“孩儿懑”。比较起来，《说郛》本最可取，我在论文里就引作“孩儿懑”。
(2)苏联龙果夫所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207节引《子夜》里的一个句子作为人称代词受修饰的例子：
她是常到交易所的她，叫做刘玉英。
这里显然是所根据的本子有排印上的错误。我校订汉译本的时候，查了开明书店一九三三年版的《子夜》，果然逗号是在第二个“她”字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我们并且找到一种救国出版社的本子，那里边这一句的逗号是在“她”字之后的，龙果夫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个本子。
(3)最近看《中国文法要略》的校样(这部书的纸型在十年动乱中损失了，正在重排)，遇到一个例句：
慢讲模样儿，就这说话儿，气度儿，偺们儿里头大家子的，孩子只怕也少少儿的。(《儿女英雄传》二十二回)
北京话里没有“偺们儿”的说法，这个问题在写稿子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可是我当时除所用的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外，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核对。这次特地找了另外一个本子，申报馆活字排印本，查对出来“儿”是“城”之误。
(4)还是看《中国文法要略》校样时遇到的问题。我在例句里引用了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中的一句：
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这里的“当”字似乎可以讲得通，可是总觉得有几分可疑。我已经忘了当初是从什么书上引来的，很可能是《古文观止》。查了查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印的《古文观止》，清清楚楚是个“当”字。手头没有《洛阳名园记》，怎么办？终于在《宋文鉴》一三一卷找到了这篇文章，果然不是“当”字而是“常”字。
吕叔湘手稿
让所有写稿子的、编稿子的、排字的、校对的，乃至于广大读者，联合起来，向错字宣战！并且把号召变成行动！试拟三条：
一、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建立严密的检查制度，发现错字，查明责任，但不对外宣布。
二、查出来的错字要更正，不要怕难看。要是怕难看，最好的办法是减少错字。
三、请求读者帮着检查。收到来信，要在更正时附带道谢。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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