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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细节的意义(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

扬之水 读书杂志 2019-05-07

编者按


文物和考古,这两门学科的关注对象、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等都有很大不同。《白沙宋墓》则是成功结合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的一个范例,是“通过田野工作,结合文献史料,最大限度地展示当时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力作”(孙机语)。这里推送扬之水评介宿白《白沙宋墓》及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的文章,以纪念2月1日逝世的宿白先生。



细节的意义

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

文|扬之水

(原载《读书》2002年9期)



文物出版社的考古报告和学术专著,再版者很少,最近重版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因此很引人注目。《白沙宋墓》卷首刊有一则出版社的再版说明,其中说道:

 

本书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田野报告的经典之作。书中全面报道了白沙宋墓的发掘资料,着重通过墓室结构的特点和墓室壁画的内容,结合丰富的历史典籍考证和再现了宋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作者将文献考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者在书中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生动的宋代日常生活资料,在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风俗等方面所做的精辟阐述,至今仍可供学者参考。

 

记得此书初版问世不久,即有一则短评,于是找到一九五八年的《考古通讯》,果然是有的,标题作:《宿白著:“白沙宋墓”》,刊在第十期的“书刊评论”栏,文章说:

 

这本报告的文字内容,可分为正文和注释两部分。其中注释所占的字数远超过正文,有不少是必要的考释,但也有若干注释可以精简或删节的。如壁画中的人物衣饰、用器、室内陈设、马匹等等,莫不广引文献或其他各地出土资料,详予注释。这样,就难免注文所占的字数比正文要多。如果我们随便检阅一下,会感到:像二十页三行正文“著圆领窄袖浅蓝衫”和四行“著圆领窄袖四浅蓝衫”所有的注[37][38],其所考释的是一为“圆领”、一为“四”的文献记载,因而对服著这两种服饰者的身份没有起到作用,几近乎是注释名词而已。又像同页第八行,正文“黑鬃黑尾浅黄色马”,其注[39]也做了约四百字的说明。我们知道,举凡墓葬中出土的画马或马俑,甚至早在殷周的车马坑、车马饰等的出土,都不难理解为墓主人生时所骑而死后也象征着要用的马,这只要在正文中添几个字就行,何必引用近来出土的辽墓资料呢。又像二十一页三行“双手持骨朵”,既有七种不同形式的比较插图插图一六,复于注[42]中做了六百多字的考释。这种编写的体制,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有的注文偏重于名词的解释考证,有的注文几乎可以独立成为数百字的短文,其所起的作用迹近于《辞海》《辞源》一类的性质。如果为了便利读者读此一书不必再翻其他参考文献则可,不然是大可不必这样编写的。

 

不惜篇幅引录这样多,是因为当年提出批评的,今日看来,却正是此著的优胜之处。当然这一则评介并没有怎样的权威性,也未必能够代表当时考古界的一般看法。不过直到《白沙宋墓》再版,此间的四十五年中,并没有一部用同样方法写就的田野考古报告出现,毕竟有点耐人寻味。

宿白(1996年2月1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侯艺兵摄)


界外人士常常把文物与考古并提,二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考古——田野考古;文物——文物研究,学科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均有很大不同,考古所最初属科学院,若干大学将考古专业设在人类学系,都表示出这种区别;《考古》杂志与《文物》杂志各有侧重,各具风格,其区别也很显然。至少考古界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严守学科界限的。

《白沙宋墓》却是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一个恰好的结合。书的本身原也分作两部分,其一是田野考古报告,此即正文部分,亦即对遗迹遗物极为严谨的客观描述;其一是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此即注释部分。对墓室壁画中一事一物的诠解与定名,引证文献,排比已知的实物与图像材料,对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做细致的梳理,皆由注释部分完成。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繁琐考证,它的作用也不是《辞海》《辞源》般的语词释义,此中对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均与对整个历史背景的把握密相呼应。它有点像侦破案件,往往从最能反映本质或特征的细节入手,以之作为打开关键的锁钥,由此推断出墓葬的时代先后,它的性质,以及墓主人的身份。就一处墓葬的发掘而言,考古报告是对遗迹遗物的忠实记录,并从性质上作出判断;而文物研究,则是努力于把墓葬中的一切复原到它的时代中去。可以说,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最终揭明的不仅仅是一事一物的性质与名称,而是它的背后我们所力求把握的历史事件。


王国维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书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白沙宋墓》昭示的是一种方法,它在考古工作中的意义不必多说,此书即是运用成功的一个好例。在此之前固然早有观堂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但《白沙宋墓》则更推进一步,即在实物与文献的契合处复原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这当然是一项更为艰苦的作业。



《白沙宋墓》之后,有《中国古舆服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它是运用《白沙宋墓》的方法从事文物研究而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此著初版于一九九一年,以它的沉稳、厚实,在专业领域渐成一部权威性的著作,最近所出增订版,更显示了这样一种力量。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与初版相同,增订本仍是分作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古舆服制度的单篇论文,此番除对旧作重新修订之外,又补入近年发表的相关著述。下编《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其实可以单独成书,不过其中的种种考证本与上编中的论文多有呼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如此裒为一编,正好显示一种总体的丰厚。

征引宏富,论据严密,考证精审,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虽考校一器一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笔锋所到,便总能纵横捭阖,不断旁及与器物共存的历史场景;还有简练干净的文字,准确清晰的线图等等,都是《论丛》的出色之处。其中的不少发明和独到的见解,十年来已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普遍认可和采纳,对此其实已无须再说更多的话。


2017年4月3日至7月16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展之一“秦汉文明“(Age of Empires)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秦始皇陵1号铜车马(复制件,秦始皇陵院藏) (来源:荣宝斋,PHOTO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论丛》谈车的一组,可作中国古车制度史来读。为出土的古代车马器定名,是细致而繁难的工作,先秦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法,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它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以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出土,而揭出中国古车曾经有过却久已隐没的光荣。先秦古车是否西来,虽然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先秦马车系驾方式中几个关键的细节与西方截然不同,则是讨论这一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最为重要的证据。

《辂》,最初发表在一九九一年的《文物天地》,至今依然是关于这一议题的论述最为详实的一篇。虽然仍是辂的考证,但在这里却教人看到中国古车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结。依《周礼》之说,王有五路,即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汉晋至于明清,路亦即辂,便始终是豪华的天子用车。宋以前,辂虽装饰繁复,却并不妨碍它行驶自如。至于宋,则情形一变。这时候的马车,早没有先秦时代“小戎俴收”的轻巧迅疾,运输用车,车体增大,天子之辂,所增更甚,以两轮而支持一个庞大的身躯,重心不稳,进退失衡,几不可免。近翻宋人笔记,读到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上中的一段记载,正是描述如此情景:


上乘玉辂,率命翰林学士执绥备顾问。近岁多阙正员,临时选差他官,与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己亥明堂,必大再为之。按京师用唐显庆辂,尝以登封,其安固可知,元封改造已不能及,今乃绍兴癸亥岁所制。上自太庙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至辂后,由木陛以登,惟留御药二官者侍立。执绥官先从旁用小梯攀缘而上,卫士以彩绳围腰系于箱柱,辂行颇摇兀,宸几亦觉危坐云。


[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公元960年-1127年,现藏国家博物馆)。卤簿,简言之就是古代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

目击身历,自然形容得亲切。明清时代,辂因此不能不仅仅成为大朝会时充庭的仪仗或大驾出行时的卤簿,而完全丧失车的功能。不过既然唐宋时已经有了改进车制的迫切需要,如以四轮代替两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史籍间有关于四轮车的记载,但俱是偶一为之,各有殊用,终不成为实用的交通工具。又莫高窟二八五窟西魏壁画中出现过四轮车,却是龙、凤或狮子拉着的神仙车。)当然制作四轮车必须首先解决前轮的转向装置,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在于乘轿之风由唐而宋,愈演愈烈。由北宋入南宋的吴泳曾经慨叹:“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轿,故温公云不以人代畜也。而今则无一人不乘轿矣。”《鹤林集》卷三十,《送王昌巽序》)宋人咏及乘轿的诗作很不少,北宋孔武仲《暖轿》:“垂帘为户竹为舆,千里征行似宴居。达摩无心惟稳坐,倪宽已老更耽书。”《全宋诗》卷八八二,102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南宋朱翌《轿中坐睡》:“饱食登长道,箯舆枕臂眠。鼻间真栩栩,腹外亦便便。徙倚两竿竹,咍台四仆肩。忽然成小憩,放手即醒然。”(《全宋诗》卷一八六四,20830页)又南宋虞俦有诗题作《数日官兵来拣军轿,直拘还殆尽,一出不可,欲往见鲍倅、汤倅,如隔千里》《全宋诗》卷二四六五,28584页),可见轿在当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风气之下,车制的改进自是不急之务。而在驷马车上控纵自如,与在暖轿中“闭帘无事只看书”孔武仲《暖轿二首》,《全宋诗》卷八八二,10285页),交通工具的改变,对于士人的心理素质、精神风貌的形成,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依靠实物和文献的结合而能够大致复原的若干生活史场景中,除了认识古器物之外,它也许还可以为认识古典乃至认识历史而开启思智,沿着它扫平的道路,或者可以生出很多另外的思索。

商代至西汉前期的马的形态(见《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第64页) 


收在《论丛》中的《唐代的马具与马饰》,谈到马镫的产生和它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使人想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细节,即不使用马镫的骑士一种特别的骑乘法,亦即挺直脚面的骑乘姿式。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许多表现这一生活细节的画面,如第十四窟的智马本生、马王本生《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图版46、52,文物出版社等,一九八九),又第一一四窟的龟王本生等同前,第二卷,图版135);并且,新疆尼雅出土的时属东晋的缂毛面革底靴,竟也是这样一种挺直脚面的样式其中之一见《鉴赏家》第八期,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它的影响,应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在萨珊诸王制作的骑马狩猎纹银器中,常常可以见到如此的骑乘姿式Persian Art-The Parthianand Sassanian Dynasties,p.206—212,纽约,一九六二)。挺足绷腿,夹紧马腹,大约是前马镫时代中骑术的骄傲,姿势既英武,控纵亦得便,只是未免太吃力。而马镫的发明,却使这一切被轻松化解。马镫最早出现在中土,为魏晋之际,是用作上马的单镫,而东晋初年,单镫即已为双镫所取代《论丛》,97—98页)。克孜尔石窟的盛期为四至六世纪,此间马镫在中原地区已经逐渐普及。挺足的骑乘姿式,不见于河西石窟,当然更不见于中原,可知如此习俗影响不及于龟兹以东。

讨论这样一个细节当然不是毫无意义。近年西安发现的安伽墓和太原发现的虞弘墓,是比较特殊的两座墓葬。安伽卒在北周大象元年,虞弘卒在隋开皇十二年,二者均为在中国朝廷任职的中亚胡人。安伽墓的石棺床与虞弘墓的石椁,都布满充溢着胡风的雕刻墓葬简报均见《文物》,二〇〇一年第一期),它自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连带今藏日本Miho博物馆、出自北齐墓葬而与之同风的一组石棺雕刻也引起关注。不过石雕中的一个细节似乎至今未曾被人注意到,即虞弘墓石椁雕刻中的骑者,皆是绷紧脚面的姿式,而安伽墓棺床石雕中的骑者则否,虽然都不用马镫。细审之下,Miho博物馆所藏北齐石棺雕刻,却是两种情形并存Chinese Archaic  Bronzes,Sculpture and Works ofArt,Lally & Co.,纽约,一九九二;试比较图版1:b,1:g,1:i,1:k与1:c)。如果把服饰、饮食器具等因素与之一同考虑,那么是否意味着此中包含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信息?它对准确判定墓主人的族属和地望之所在,是否会有一点启发意义?


(隋)石椁西壁西北石板。四周浮雕一圈肥叶忍冬纹花边。上部图案雕绘三人一马在行途中驻足饮食之情景。马前后各有一年轻随从,正托物侍奉主人(来源:山西博物院虞弘墓石椁展)


关于古代马具,有意思的细节尚有不少。比如蹄铁在中国的出现。《论丛》在《唐代的马具与马饰》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略云:


有些著作认为我国唐或唐以前已有蹄铁,但并无确证。按公元前一世纪时蹄铁的应用在罗马已较普遍,然而唐代马具中还未发现此物,有人举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踠促蹄高如踏铁”之句,来推测唐马已有蹄铁,则属误解;因为这不过是诗歌中用的比喻。我国古代兽医著作中,常强调马匹的护蹄,而不曾言及钉蹄铁。汉王褒《僮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宋章樵在《古文苑》中为此文作注解说:“落当作烙,谓烧铁烙蹄,令坚而耐踏。”是说烙蹄。徐悱《白马》:“研蹄饰镂鞍,飞鞚度河干。”是说研蹄。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是说凿蹄。至南宋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说:“使虏,旧唯使、副得乘车,三节人皆骑马。马恶则蹄啮不可羁,钝则不能行,良以为苦。”反映出的也是不钉蹄铁的情况。又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大食国的马,当提到“其马高七尺,用铁为鞋”时,似仍颇觉新奇,反映出这时我国对装蹄铁的做法还比较生疏。我国普遍采用此物的时间,大约不早于元代(117页)


这是比较慎重的意见。最近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交通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图版五录有莫高窟三〇二窟窟顶西坡时属隋代的一个画面:林中绘一人一马,其人左手捉住马的一只后腿,右手举向马蹄。图版说明把它解释为“钉马掌”。但这一解释却缺乏同时或大抵同时的文献依据,而如此动作也很有可能是烙蹄,因此不好把它作为蹄铁出现的可靠证据。不过元代以前,已有若干关于蹄铁的零星记述。南宋李曾伯《丁亥纪蜀百韵》句有“劲弓骨为面,健马铁裹足”,自注云:“戎师获到羌人马,蹄以铁裹。”《全宋诗》卷三二四四,38697页)曾伯仕于理宗朝,卒在度宗咸淳元年。又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录叶梦得事甚详,其中说到,叶“与人语,辄示以臆,或以手指,喻而不言,惟其童艮子能知之。有马卒颇慧,其童语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问,当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复以右手如击物状,数点而止。退而请于其童,乃曰:‘令汝呼钉马脚色回鹘尔。’”叶梦得生于北宋,卒在南宋初年。这里说到的“以右手如击物状,数点而止”,形容钉马掌的动作很是形象。而两则记述一曰羌人,一曰回鹘,似可表明蹄铁于元代以前,先已出现在中土的西部地区。

古已有之的古器物学,更多的是追求其中的古典趣味,今天与田野考古并行的文物研究,当然与之异趣。文物研究不能少却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了解与廓清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尽管有时它会显得过于琐细。而若干历史的真实,也许就隐藏在这平平常常的生活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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