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出版后，言犹未尽的强世功将全书精髓与新的思考结合，通过文章，高度概括“世界帝国”概念。在他这里：帝国秩序乃是人类历史的主轴，一部人类史其实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兴起不过是古今帝国秩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历史现象，甚至成为现代帝国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希望将“帝国”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使“帝国”概念成为中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深化对“文明终结”的问题思考，也是尝试在理论上回应“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论。基于世界帝国的理论思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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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有肚脐吗？（陈恒）·从“法律多元”到“世界帝国”（章永乐）·人类世、大历史与

编者按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初期保留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执掌校务决定权，否决校方制订的发展计划，与校长罗家伦为首的校内行政力量产生矛盾。1929年清华举办的留美专科生考试是双方主要分歧之一，科目设置、录取名额及性别、考试地点都有不同方案。在罗家伦和清华师生积极运作下，清华改由教育部专辖，董事会取消，留美考试得以按校内方案执行，但却暴露出专擅的弊端。录取者中清华毕业生和助教占大多数，北大等几所老牌国立高校无人考取，引发质疑，引发舆论风波。王蔚以留美考试风波为题，探赜抉微，细密考索，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勾勒出来。一九二九年清华留美考试风波文

编者按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利用英美分析哲学所擅长的严格方法和精密论说，详细分析了当代诸多分析哲学和历史主义思潮，结合欧陆哲学的解构思想，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哲学新路向。90年代中期，他对整个美国知识界提出了严厉批评，无论左右，皆不能幸免。其中关节，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也颇具借鉴意义。张旭东对此有鞭辟入里的评述。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文

编者按说不尽的《卧虎藏龙》。在李安这部堪称意蕴无穷的电影中，玉娇龙无疑是引人无限遐思的人物。电影中展现出来的是她骄纵的个性、狂野的生命力量、不受任何规矩束缚的行事作风，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些表象之下，是一场由欲望主导的对生命本质的追寻。她的欲望挑战了原有的人伦和秩序，但最终无所适从，回归虚无之境。在这个女性角色身上，李安传递出的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批判和想象。欲娇龙，还是玉娇龙？——谈李安电影《卧虎藏龙》文

编者按“这是用舞蹈和音乐语言演绎的《红楼梦》，是写意画般的《红楼梦》。”观赏民族舞剧《红楼梦》，可使观众更多一重理解《红楼梦》这一文学经典的独特视角。作者通过阐释舞剧在“大布局”和“大结构”上的匠心，分析舞台上精彩的细节表现，与读者一起体味其中的挽歌与礼赞。挽歌与礼赞——民族舞剧《红楼梦》观后文

编者按女星岸惠子是日本战后著名影视演员，曾经出演过许多重磅作品，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寅次郎的故事》《恶魔手球歌》等，可谓日本国民级的演员。曾有作家致信给她，说“你走过的路，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是个象征性的日本战后史”。因而，其身世、人生状态与创作心灵，都值得讲述与玩味。曾在日本任教并旅居捷克的张欣（笔名长安），对岸惠子充满好奇，写下此文，可让人领略这位女演员的风采。胡萝卜骑士岸惠子文

编者按林小英用三年时间，深入六个省份、七个县域，调研了中国东、中、西部二十五所不同层级的学校，完成了这部呈现并剖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的调查报告——《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随即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本刊特约林小英与教育学学者程猛做一次深度对谈，和读者一起探讨中国基础性教育的未来与希望。理解了县中，就理解了中国教育文

编者按著名导演卢基诺·维斯康蒂晚年拍摄了“德意志三部曲”，尝试展现19世纪末至二战前德国社会和精神的诸多面貌。其中的第一部作品《诸神的黄昏》，尝试通过讲述一个德国钢铁大亨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历史，来展现纳粹崛起背后的某种精神病态。片中大量挑战性的镜头，使得争议极大。王楠借这部电影，抒发对造成20世纪德国悲剧性结构的批判，令人震动。/

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末，孟京辉导演的意大利喜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突破了他在先锋戏剧的“羊肠小道”，没有选择继续与世界先锋戏剧“接轨”，而是在世纪末提出“人民戏剧”的主张。在这部意大利喜剧的改编中，他一边在努力传达戏中所负载的达里奥·福的嬉笑怒骂，另一边又加倍努力地在其中加入独属于他自己的歌唱和笑声，把原戏改掉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他要自己也变成一只色彩斑斓的牛虻。这样的努力，塑造了中国本土戏剧的经典之作。一只色彩斑斓的牛虻文

编者按“六镇之乱”起于公元523年柔然南侵北魏，北魏在政治军事上的乏力表现令六镇边民生出轻蔑之心，加上平时积累起的对拓跋统治者的不满，终于导致破六韩拔陵掀起一场巨大的反叛风暴。本文在以往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破六韩拔陵的匈奴人后裔的身份推及单于的后裔，视这场动乱为华北以及北亚草原上匈奴和鲜卑争衡主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长时段意义上，“六镇之乱”

编者按顾颉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发现历史的“层累地造成”的奥秘，进而形成“古史辨”的风潮，震撼中国现代学术史。在刘宗迪看来，要想让历史真正成为民众的历史，就需要理解古史与故事、史志与民俗志的关系，民俗学观点、故事的眼光就不应仅仅被当成从事历史学研究时可取可弃的权宜之计，而应被根本地融入历史学科的基础结构中。古史、故事、瞽史文

编者按诺维萨德，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历史上经历了匈牙利、土耳其、塞尔维亚人的统治。正如贝尔格莱德被反复拉扯，诺维萨德就获得快速的发展，在各方角力中，这座城市意外得到了一种“自由”。它安静、文艺，承载着东欧人“欧洲生活”的梦想，很少见到传统的巴尔干性格。柏琳在和当地知识分子的接触中，也收获了这种强烈的感知。她并不掩饰对此的怀疑、失望与怅惘。也许，怅然若失，也是一个从问题出发的开始。文静的塞尔维亚人文

编者按《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的名著，虽然关于作者塞万提斯的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研究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在索飒看来，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编者按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谢冕先生长期从事新诗研究与批评，在新诗理论建设上颇有建树；谢先生自称：“建筑美学第一，且服装欣赏第二，散文创作第三，诗歌理论批评第四”；本文为学生写导师，从作者的角度看，谢先生最重要的标签是美学家。看作者笔下的谢先生及夫人，标签无趣人有趣，亲切感油然而至。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文

编者按通过松茸的博物民族志研究，人类学家罗安清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探讨的是人类何去何从的根本性问题。本文作者彭兆荣有着多年对瑶人追踪研究的学术经历，因此可在“边缘生态”等方面与罗安清的研究进行呼应与对话。反思如何在“人类世”的背景下重塑人与物种的关系，不妨把“末日松茸”作为警示或警告，重新思考人类的未来。

编者按最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互相碰撞、彼此借鉴，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今年七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的跨学科中青年学人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试着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结合最紧密的长时段历史分析加以总结，以期对未来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重思长时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文

编者按自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也是乐观主义的时代，人们习惯于理性带来的长久繁荣和相互依存。然而，和平在几个星期内戛然而止，整个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回看历史，到底是什么让欧洲走向不归之路？谁应该对战争负责？在战争狂热面前，又有哪些声音超越于混战之上？作者深入麦克米伦、保罗•哈姆、茨威格等对一战的研究或回忆，反思一战的起源，警醒我们社会的心态和自身所处世界的危险。超越于混战之上文

编者按在法国当代哲学界，评论绘画蔚然成风，他们从哲学家的视角评论绘画，关注看画的凝视活动，反思目光、绘画与话语实践的关系，充分展现着法国当代哲学的“艺术之思”。这其中，福柯对于《宫娥》的评论，又别具一格，隐含着福柯自己未曾言明，亦未曾命名的绘画考古学。绘画考古学，在福柯整体的“知识考古学”中是何种存在，《知识考古学》的新版译者董树宝，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福柯的绘画考古学文

编者按一九三一年七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怀特里弗镇，调查印第安阿帕奇部落文化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学生亨丽埃塔·施梅勒被奸杀。引发这场谋杀案的原因，被认定为施梅勒未能意识到坐上一个陌生男性的马背在印第安文化中意味着性暗示。当时以本尼迪克特为首的女性人类学家群星闪耀的哥大人类学系，在这个案件中集体保持了沉默。本文深入那个女性主义刚刚崛起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同时透过本尼迪克特的职业生涯和精神世界，分析这种沉默背后的因由。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文

编者按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个人信息和数据隐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我们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隐私的法律武器越来越多。但在法学学者的刘晗看来，无论法律写得多好，都需要落实。在互联网时代，法律的落实有赖于技术的支撑，甚至“代码就是法律”。隐私不但需要靠法律来保障，更是靠数学法则来保护。因此，历史悠久、在20世纪又快速迭代发展的密码学，就需要得到人们的重视。文章不仅梳理了密码学的基本历史，也对当下相关立法的困难与痛点有所揭示。密码朋克与个人隐私的未来文

编者按日本作家火野苇平是二战期间的战争文学写作者，其作品在当时有广泛的发行量与影响，甚至在1941年美日开战前，翻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行一时。战后，火野苇平先被指控，后被开除公职。这一辩解的过程，经王升远对一手档案的阅读，发现许多微妙之处。在力证火野苇平自白虚伪无效的同时，更能呈现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中的某种结构性症候。帝国宣传的莫比乌斯环文

辣还是不辣？你辣还是我辣？语言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其表面形式的价值体现在与其他形式的边界之中。汪锋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语言的模糊性，以及模糊语词的必要性。“辣”的边界，就是文化。🌶你不辣我辣文

编者按每一部戏剧，都有它的精神主题。作家李静将之视为“戏剧的种子”。有关新剧作《戎夷之衣》的创作，她借着两个灵魂拷问：“一个人选择作恶，纯然是环境所迫，还是他自身内部就存在着罪的诱因？”“一个听从良心法则的人，知道自己的信仰和所行是正义、是对的，而且能守得住这‘对的’，就是善与义的终极吗？”发展出她的深层精神主题，也把读者和观众带入对自身的“恶”、尤其是对自以为是的“善”的审视，以更深地理解何为真正的善。戏剧的“种子”

编者按孙歌对《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提倡的“游戏”精神，富有兴趣。在她看来，“游戏”和“美”的提出，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并进而直指“形式”问题的讨论。有意味的形式建立在穿透意象得其韵味的感受力之上，过去对于“形式/内容”的二分，窄化了问题打开的可能性，并对当下的精神生活伤害很大。在她看来，由于对实用的过度追求，我们的形式感觉极其粗糙，无法区别干瘪的形式和丰饶的形式，无法区别徒有其表的形式和底蕴深厚的形式，无法区别足以自立的形式与依赖内容才能存在的形式。因此，这篇可以视为是借《了不起的游戏》和京剧这门艺术来表述一种新的认识论。·

编者按将法庭锻造成塑造社会正义与历史理解的场所，是联邦德国黑森州犹太裔检察总长弗里茨·鲍尔毕生的信念。鲍尔以司法实践促动德国人反思是否应将“密谋”推翻第三帝国的士官称为“叛国者”；他还是以色列跨境逮捕艾希曼的幕后推手，并直接策划、组织了那场历时近三年，令当时的德国人如芒在背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郭晓蕾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弗里茨·鲍尔背负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为实现其理想——让德国从废墟中绽放出新的生命——而进行的艰苦奋战。瘦马上的堂吉诃德———里茨·鲍尔和“法兰克福审判”文

从本质上来看，“二”元对立其实是“一”元，与其说是“非此即彼”，不如说是“此不如彼”。言说与沉默看起来也是一对，但细究之，沉默并非言说的反面，而是另一种言说，有时也许是一种更加喧嚣的言说。喧嚣的

编者按曾经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畅销书的吴思，与写有《世纪风铃》《斜阳系缆》、后不幸英年早逝的吴方，曾是大学同学。两人是同窗友好，但就和著述风格一样，两人对人世物语的理解多有不同，争论多年，也未有结果。但阅读吴方，进而与逝去的故人再对话，是吴思纪念好友的方式，也是他对继续思考、继续写作的追求。#

编者按2007年，代表李泽厚哲学思想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由三联书店修订版刊行。修订不限于字句修饰，而且李泽厚特别强调，以他这一版修订为准。因此，时任三联学术出版企划工作的舒炜，与李泽厚做了一次书面访谈。问与答，皆精要意赅，是为学术访谈的典范。循康德、马克思前行文

编者按杰弗里·萨克斯是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发展问题专家，以“休克疗法之父”而知名。近年来他积极关心贫穷国家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批评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也曾严厉批驳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这种态度使得他在西方不受欢迎。实际上，正如许准在文章中所论述的，萨克斯的变与不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个人志趣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过去四十年来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及其在萨克斯一代“后冷战”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印记。杰弗里·萨克斯与“后冷战”时代文

编者按《两地书》是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一道窗口，《〈两地书〉研究》又是著名鲁迅研究者王得后的成名作。关于鲁迅，有太多说不完的话题，孙郁借《〈两地书〉研究》再版上市之际，重温《两地书》，对鲁迅“私人”和“公共”语境的处理，以及王得后研究中的洞见，有着非常体贴的分析。进入“鲁迅世界最为本然之所”文

编者按近年来，福山敏锐地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共识的崩解，但他在最近的新著《自由主义及其不满》中，依然坚定地为自由主义辩护，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在道德上都是合理的，并且作为实际政治问题是必要的”，关键的是要和新自由主义、身份政治这些威胁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做切割，并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不过在作者看来，福山的辩护缺少一定的逻辑自洽。福山的突围文

编者按近年来，中日互联网媒体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大家把日语中的假名去掉，而用汉字表意，形成了全新的书面语形式，以及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在网上被称为“伪中国语”。对于在去汉字化的大趋势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汉字本应离他们越来越远，但只由汉字组成的日语表达却突然冲进视野，这种反常的冲击也构成了“伪中国语”魅力的一部分。“伪中国语”对于中国年轻网友来说，也同样具有“陌生化”的魅力。这种大众文化及二次元的再创作，作为一种时代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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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通过阅读法国汉学家儒莲与德国学者关于中国学术的通信，辅以研究其人生轨迹，李雪涛试图对儒莲做出客观的评价：儒莲视学术为生命，其汉学成就是空前的。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明显性格缺陷的人，嫉妒、易怒，热衷于“八卦”，还很刻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曾与儒莲会面并通信的王韬，从当时走出国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看儒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很多人爱引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名言：我的语言的世界（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其实，为了表达现实世界，人们创作（造）了语言，而有了语言之后，人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语言世界。汪锋：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绿狗的故事。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去云南丘北县一个白族村子调查白语，问到颜色词，为了便于发音老师理解，就先问“狗”怎么说，白语是：khuaŋ33；又问“黑狗”怎么说，白语是：xəɯ441

编者按19世末到20世纪前期，地处帝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有大约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被迫流散到中国、日本、中亚和美国等地，形成了“离散朝鲜人”群体。本文从反映“在日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美国电视剧《弹子球游戏》切入，结合作者在中国东北的田野调查，从微观视角揭示小人物、个体命运与东亚近代史的关联，个人、家庭、家族通过泡菜这一寻常物事来维系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由此思索个体经验和选择对国家边界塑造的意义。“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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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九九三年，《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标题是“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被网民们当作不言自明之公理加以信奉。而关于网络实名制的讨论，一直是众说纷纭。且不论相关政策如何制订及落地，这其中涉及的诸多伦理、社会、法治等问题，就值得关注。或许正如这篇文章所言，“每个人都有权在网上保持匿名，但匿名却并不一定是网络交流的最好办法”。人人都知道你是一条狗文

乾隆皇帝正是借助雍和宫和这个仪式，来显示他统帅天下各族的威仪。由此北京的驱魔舞，在内涵上超越了萨满，超越了祈福，它在政治上也超越了拉萨，超越了伊犁，但以上政治内涵都与百姓无关。张临希：北京的风俗文化，经过众多民国文人的渲染，它已经具有了独特的风韵。这跟沿海开放型的口岸城市的气质不太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形容它是沉静的、乐天的、保守的。而中国主流的沿海沿江城市，它们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幻想、冒险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而显然北京不是这样的气质，它迟缓得多，它始终以固定的价值观为它的城市文化基础。所谓的现代性不足，（是指）象征新兴城市繁荣的那些指标，比如商团自治、城市空间、报纸传媒、城市精英甚至底层江湖，在这里都存在，但是都不太鲜明。因此北京的研究就不如上海、汉口、天津甚至成都那样异彩纷呈。大概是首都的意象遮盖了大部分北京自身的特色，因此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一个首善之区，一个稳定灰暗的古城。华南学派的学者刘志伟先生曾经说：“中国的原理不在紫禁城，它就在一个一个所谓的社区里边。”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他的儿子瞿宣颖就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绝不乐意拿高高在上的天坛、正阳门、太和殿这些官方意象来代表整个北京。北京之所以为北京，不仅仅是这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往往更容易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他们可以瞬间地点亮一座古城，让灰暗变成彩色。2023年雍和宫祈愿法会北京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边疆民族的文化，它们融入了北京的生活，给城市增添了色彩。钱歌川在《北平夜话》里边观察那些在天桥漂泊的城市底层平民，认为他们具有游牧的遗风，这就跟王府井东郊民巷生活的那些人是另一个阶层，他们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钱歌川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两个阶层，其实有他们的共同之处。因为城市是巨大的容器，它会用娱乐塑造共同的生活。那么这两类人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媒介进行沟通，他们的习惯如何在接触中逐渐地趋同呢？北京史学者史明正和董玥，他们就注意到了近代出现的北京公园，就是这样的公共场所。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古老而绵长的地带，就是寺庙。据晚清民国统计，北京保有寺庙1700多座。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实际上不及这儿的零头。出门见庙这种生活习惯，会让百姓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而上述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就是我所写的这个北京新春的风俗“打鬼”，它是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这个风俗，原本是藏传佛教的金刚驱魔舞。它具有萨满跳神和印度瑜伽面具舞的渊源，在藏传佛教流行区域，受到民众的热捧。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蒙古地区，无论草原、绿洲、大漠还是城镇，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把看这个金刚驱魔舞视为吉祥，风俗就流淌在边疆人民的血液之中。因为“满蒙一家”的这种清朝皇权政治，驱魔舞也进驻了北京宫廷。它就在黄寺、黑寺、弘仁寺和紫禁城中正殿这几处藏传佛教寺院中上演。而这个风俗进入北京，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政治。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打鬼一七四五年，雍和宫建成。乾隆皇帝把这里的驱魔舞改造成了规模盛大的官方盛典，参与的喇嘛等级分明，蒙古王公使臣、文武百官在观看前后都要对皇帝三跪九叩，由此确立了雍和宫宗教中心的地位、中枢权威，具有天生的神圣性。乾隆皇帝正是借助雍和宫和这个仪式，来显示他统帅天下各族的威仪。由此北京的驱魔舞，在内涵上超越了萨满，超越了祈福，它在政治上也超越了拉萨，超越了伊犁，但以上政治内涵都与百姓无关。他们有娱乐自己的方式，人们好奇这些西藏扮相的神灵与鬼怪。于是清中期开始，大家逐渐来围观赶热闹。边疆习惯就逐渐转化为了北京自己的节日。几大藏传佛教寺院也就形成了官民共通的媒介，城市的公共味道，在逐渐地增加。虽然近代北京动荡不安，但百姓依旧喜欢赶热闹。我们看到无论是“直皖大战”“直奉大战”，还是“华北事变”期间，都有数万百姓来凑这个热闹。西德尼·甘博（Sidney

Han）。沙畹又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在华北和东北展开大范围调查，所获整理为多卷本《华北考古记》（Mission

编者按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列宁发明的概念，而是一种历史的实有。在殖民过程中诞生的各个帝国中，又以英国最为典型，其麾下的知识分子纷纷建构各种帝国主义理论与话语，阐释国家的兴起与扩张。其中以霍布森“理智帝国主义”为代表，不但模型范式和之前的帝国论述不同（成本-效益分析），甚至还略有批评；而且建立一套道德教化的论述，形成一套全新的“干涉主义”，其影响流被至今。“理智的帝国主义”文

编者按国家能力是近年的热点问题，王裕华的新书《中华帝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即力图论证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网络形态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模式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本文从社会科学方法层面对其提出了批评质疑，指明其政治精英网络的概念运用和论证逻辑上的缺欠，例举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误解，并有感而发对当下美国政治学中的中国研究风气作一针砭。历史的“把位”文

编者按靖国神社问题是反思日本战争行为绕不过去的话题。当2001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打破此前东亚各国之间某种政治默契关系始，它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日本学者高桥哲哉《靖国问题》一书，目的正是为了打破日本社会受右翼思想影响的状态，将之问题化，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二十八万多日本读者是以怎样的心情阅读这本书的？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文

编者按邓中夏是中共创始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领袖。因邓中夏曾就读北京大学国文门，让在北大读书任教的本文作者多了亲切感，同时也有了解、探究他的人生经历的欲望。那时的邓中夏等人确实英姿勃发“正青春”，从自性本心出发，不仅富于理想，而且埋头实干。如今回首往事，让人不胜感慨。青春之我——邓中夏与“初心”文

编者按布哈林曾是苏联革命史中的负面人物。其实他多才多艺，可谓革命队伍中的百科全书派，甚至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在他入狱之后、被枪决之前的一年时间里，写下了三部弥足珍贵的著作。这些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才重见天日。无论是历史的复杂，还是人物的争议，乃至写作情形的特殊，都应对这些著作予以重视。在监狱里著书立说文

编者按在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打工者”是极为重要的劳动主体。但城乡阶层的差异，导致这一群体成为被市场和资本征用、规训的主力军，产生了大量诸如“素质”“自我发展”等主体想象的话语。在余秀华、范雨素等人的故事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篇旧文，对进入打工者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道门。“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文

编者按

一个社会转型成功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有没有丰富的、发达的、现代的社会组织。雷颐：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帝都，多少朝的帝都。它虽然是帝都，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自然生发的一个市民的城市，有非常繁华的市民市井生活。我们说有市民就有江湖，那么它各行各业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行会，并且行会里面内部又分得很细，比如说说书的当时多数是盲人，分内城、外城，内城、外城都随着听众口味的变化，要调整说书的一些价格、内容，它的两个行会协商不成，甚至就有点暴力性的冲突。同样比如说这个水对吧？当时没有自来水，都是挑夫、水夫送水，主要是山东帮、保定帮和少数的北京人，他们来垄断了。这三帮中，山东（帮）的权力最大。那么彼此有个地盘的划分，我的地盘这一带是我来送水，您不能够侵入到我这儿，如果有就会有冲突。但是又面对着井，提高水的价格，那么水夫又可以联合起来。井主和这些水夫在面临着自来水进入的时候，他们又联合起来和自来水公司斗争。又比如说粪行，当时在北京是个比较发达的行业，那里面的这个行会帮派有很多，他们更暴力一些。那么有些没有行会，事实上也有，（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到现在十字路口往往是非常繁华的，实际上十字路口就形成了一个口子，口子多数是卖面条、卖馒头，每个口子都有自己的类似于一个行会一样的把持者，它内部纷争厉害，但是为了维护这行各业的利益，它又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20世纪北平的掏粪工（来源：bing.com）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整体性地往前走，清朝恰恰又在经过“庚子之乱”之后提出新政，他们了解到外国是有商会，并且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和租界的外国人打交道，（也）发现外国有商会，他们彼此协商，共同制定一些谈判策略，（他们）觉得中国也应该有商会。所以1902年在上海首先有一个商会，那么到1904、1905年，清政府新政就要求各地都要成立，北京的是1907年建立的，是比较晚的。并且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商会尤其东南的商会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最后都转向革命。相反北京的这些商会是因为在首都、京师，是支持清王朝的。虽然后来清王朝覆灭了，但这个商会还一直存在。商会是一种新型的现代的（组织），但是里面和传统的行会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尤其北京反应的很明显，是原来的行会变化而来的，所以里面很多做派、做法有点还不脱离行会的性质。但毕竟是一个新的组织，商会就没有这些地域限制，（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和政府的博弈，或者是保护会员的权益，所以商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开始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商会相当于行会，它对于政治参与的就更多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也确实政治性的议题话题越来越多，你想想一九一几年、一九二几年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是吧？恰恰和现代的发展、技术的发展，比如说从前几乎都是在饭店，甚至青楼里面谈一谈，聚会、社交，现在有大学、有图书馆，电话也开始有了，有茶室，甚至有咖啡馆，那么还有一个：澡堂。很多新的澡堂里面，有锅炉并且有电话，电话就方便联系。并且报纸开始出现了，这样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这种公共空间。而这个公共空间对中国社会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在北京始终是个市民性社会，它的工业不发达，正经的产业工人人数非常少，但是有一个特点，它的文化单位也多，它的大学、报社多，这些人也成为这种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的一员。民国时期上海总商会（来源：bing.com）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当时从前有个千步廊什么的，把天安门窄窄的现在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广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突然就发现，这些商会行会都是可以被政治动员的一种工具，（以前觉得）我们是这一行，您是那一行，我们和我们雇主的共同利益相对更多一点，但是按照现在阶级划分或者阶级观念逐渐清晰，现代性侵入逐渐就是说可以按照阶级来划分、来组织。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从行会、商会，还有到工会（的变化），一有工会那个政治性就极强了，恰恰当时具有政治敏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北京政府是压制国共两党的，国共两党在北京都是做地下工作，那么共产党当时诞生没多少年，它首先想到按照经典马克思理论（动员）产业工人，重点就是什么门头沟煤矿工人、长辛店的机车工人。就是国民党也发现我们得在基层，在民众中做一些工作，也想深入，但是发现这种什么长辛店、门头沟这种所谓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共产党已经在那里运作的差不多了，没有他们活动的空间；相反，国民党就把自己的工运放在传统的这些行业，包括人力车夫、送水挑夫，就传统行业，国民党在这方面。因为他觉得共产党在那都已经做了，那我们在传统行业做。所以当时，国共合作。我们看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一步一步，从一个行会变为商会，再发展就是开始产生阶级意识，各个阶级的不同的工会，它每一步发展都是对前一段的一个否定，但又不是说完全割裂，（而是）各种因素搅合在一起。北京可以说在20年代最大的一次叫工运或者叫市民运动，就是打砸电车，电车司机在这打砸过程中，他们还没有更深的阶级意识，就觉得电车整个就是破坏我们生计的，没有说电车公司老板是什么（阶级），电车公司的工人是另外的无产阶级。所以是在整个的不断地博弈的过程中，他的所谓的阶层意识、阶级意识，参与现代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这一点对于北京这种城市来说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在那时候绝对不是一个选举型的（政治），有什么议会代表的，就是从前是行会，（后来）商会开始力量比较强大了，和官方可以博弈了。没有议会，（那么）很多这个行业人的诉求，通过什么表达？就是通过这些组织。所以这个对北京来说，或者对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来说），这种社会组织是极其重要的，我觉得一个社会转型成功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有没有丰富的、发达的、现代的社会组织。好，我今天讲到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