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升远：帝国宣传的莫比乌斯环

编者按

日本作家火野苇平是二战期间的战争文学写作者，其作品在当时有广泛的发行量与影响，甚至在1941年美日开战前，翻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行一时。战后，火野苇平先被指控，后被开除公职。这一辩解的过程，经王升远对一手档案的阅读，发现许多微妙之处。在力证火野苇平自白虚伪无效的同时，更能呈现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中的某种结构性症候。

帝国宣传的莫比乌斯环

文 | 王升远

（《读书》2023年10期新刊）

一九四八年春日的一天，曾因战争文学而暴得大名的火野苇平收到了一通来自总理大臣的挂号公文。公文判定， “根据昭和二十二年敕令第一号 ”（即 “ポツダム宣言の受諾に伴い發する命令に関する件に基く公職に関する就職禁止退職等に関する勅令 ”），认定火野 “符合该令第四条的备忘录 ”规定之条件，并认为其作品 “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感，肯定了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致力于高扬战意，其影响既广且大。基于以上原因，不得不认定该人是迎合军国主义，并协助了其宣传者 ”（火野葦平運営委員会編：《火野葦平展》，北九州教育委員会一九九四年版）。结果是，火野被暂定为因战争责任问题而将被开除公职的作家之一。

火野苇平（1907-1960）

作为对此严峻事态之应对，就像其他所有涉事者一样，这位芥川奖得主也开始为脱罪而积极奔走、运动。在一九四八年四月致内阁总理大臣芦田均的 “异议申述书 ”中，他以近万字的长文力陈其无罪立场，并向 “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 ”寄呈了包括被审查方揪住的《向战友倾诉》《广东进军抄》和《陆军》在内的、一九三一年以降个人著书三十册备考，声称 “自日华事变前至今，我作为作家的品格 ”皆历然其间。在这份围绕个人著述展开的自辩中，三本问题作自不待言，曾合计出版三百余万部、让其在战时名利双收的 “士兵三部曲 ”自然也是绕不过去的。

火野苇平力陈自己无罪立场的“异议申述书”（1948年4月）

火野称：“‘士兵三部曲 ’由英国人路易斯 ·布什译为英文（也曾由现劳动大臣夫人、议员加藤静枝在纽约口译出版）并流布于英美，彼方也出现了赛珍珠等撰写的诸多批评文字，他们都认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这些作品若有军国主义色彩，是不可能见容于民主主义国家的。”（山岸郁子：《火野葦平の公職追放仮指定に対する “異議申立書 ”と“証言 ”》，《語文》第一三六号，二〇一〇年）引文括号中出现的加藤静枝曾嫁与石本惠吉男爵，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她追随丈夫赴美，故而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纽约版的英译本中，出现了 “石本静枝男爵夫人 ”的译者署名。一九四四年与石本惠吉离婚后的静枝嫁给了一九四八年成为芦田均内阁劳动大臣的加藤勘十，改名为 “加藤静枝 ”。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静枝接受了 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英文简称）的邀请，作为日本社会党党员以最高票当选，与同时当选的丈夫一起进入政界。火野在自辩中祭出 “火野 —静枝 —加藤 —芦田 ”这一关系链条，不无将个人的罪责与盟军治下的日本政界要人之声誉关联一处的算计，其自辩非但有着清晰的对话对象和目的指向，更隐含着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甚至拉人下水的弦外机锋。

加藤勘十（1892-1978）

待罪上陈自然旨在喊屈鸣冤，但心中块垒总也要寻处浇灭。身为作家，如此难得的素材岂能错失，于是便有了述说革职前后人事际遇以及个人复杂心境的中篇小说《被革职者》（《追放者》）。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火野的革职处分甫一解除，《改造》同年十二月号旋即刊出了该作，翌年一月创元社又跟进出版了同题小说集。作者骨鲠在喉的倾诉欲以及战后文学市场对这位话题作家之期许都足见一斑。在这部以实名躬身入局的作品之后记中，火野苇平有一段颇显纠结的表述：“我确信自己知道了一些之前不知之事，也管窥到了些黑幕中的东西。……便毫不隐瞒地写出了《被革职者》。……关于这部作品，讨论原型问题这类话题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因为我所写的并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小说。”（火野葦平：“後書 ”，《追放者》，創元社一九五一年版）既已 “毫不隐瞒 ”，又何必自称 “小说 ”而非 “报告文学 ”，忸怩之外颇有些言不由衷。而欲揭黑幕，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具体的人事关系，为此火野也颇费了一番心机。作品中，与火野相善的人物皆以实名登场，而以化名入戏者则被塑造为两种丑角类型 —他们或是在革职运动前后不断调整个人言论立场以迎合战后“民主主义 ”的“变色龙 ”，或是在火野落难时落井下石或袖手旁观者 —并以 “人性 ”之名对其做出了文学报复。当然，作品也并未回避战时战后毁誉参半的 “士兵三部曲 ”，两位英译者也分别以路易斯 ·布什之实名和 “滨崎たか子女士 ”之化名被作者带着鲜明的 “敌友观念 ”进行了褒贬。而由前述自辩不难推知，滨崎即是现实中 “现劳动大臣夫人、议员加藤静枝 ”。 

左图为1950年初刊于《改造》十二月号的《被革职者》，右图为创元社于1951年1月出版的同题小说集

“女士在美国时，曾将我的《麦与士兵》译为英文并在纽约出版。当时她还是某位外交官的男爵的夫人，后来离开了那个人，我去见时她已是滨崎国务大臣夫人。”（《被革职者》）而当火野为脱罪求见夫人并寻求其证言时，却遭对方严词拒绝。滨崎表示：“我与负责革职工作的事务局也关系密切，但若轻易出手，就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请你考虑大局，放弃让我为你写证言的念头。”她还抱怨道：“人们批评我翻译了那种军国主义的作品，我也因此受到了酷评和损失。”在一九五五年《文学界》策划的 “战后文学十年 ”特辑中，火野又旧事重提，只是 “滨崎たか子女士 ”变成了 “K女士 ”，同时又丰富了一个细节 —K氏以要去见麦克阿瑟的夫人无暇多谈为由，发出了委婉的逐客令（火野葦平：《人間の鏡》，《文学界》一九五五年八月号）。自己作品的英译者同时亦是 GHQ的红人，在火野看来这自然是不容错失的人脉，但孰料结局如斯。

加藤静枝（1897-2001）及其翻译的英文版《麦与士兵》

按《被革职者》和《人性之镜》中的描述，火野向静枝与布什两位英语译者求援发生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文坛战争责任者暂定名单公布之后。静枝的坚拒让火野倍感屈辱，而这种挫败感却在布什那里得到了意料中的宽解。《被革职者》描述称，在火野登门拜访后，布什认为， “你是被误解而遭革职的，这真让人遗憾 ”，并慨允其所求。但这份证言在火野一九四八年四月提交的申诉中并未得见，反倒出现在一九四九年的 “特免申请 ”材料中。根据这一年推出的第三九〇号政令，在一九四八年受到实际处分的涉事人可以申请 “特别免除 ”，这等于又给了火野等战争责任者一次脱罪机会，只不过此番仍需提交个人申诉和有力者的证言。这部分材料现藏于设在北九州市的 “火野苇平资料馆 ”，我有幸从 “火野苇平资料之会 ”会长坂口博先生那里得览相关文献的文字版。布什在其证言中称， “私见之下，玉井有着崇高的信仰和坚毅的性格，即便在最为险恶的逆境中依然不曾变节 ”，并蒐集、摘编了英国报刊上的五则评论文字为证。此举对布什而言顺理成章 —他不仅是火野相交十多年的朋友，也是战时《麦与士兵》等四部战争文学的英译者。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位在日英国人的命运，他以英国海军大尉的身份走上战场，在香港沦为战俘后又被辗转送往日本内地多个收容所，战后方才获释。《被革职者》中的这段人物介绍，也基本可从火野为布什著作所撰序言中获得证实（火野葦平：《序 ―ありがたい外国人》、ルイス ·ブッシュ著、明石洋二訳：《おかわいそうに ―東京捕虜収容所の英兵記録》，文藝春秋新社一九五六年版）。而就在火野提交了 “特免申请理由书 ”十天后，报纸刊出了一则题为 “为了回应布什的友情，火野苇平翻译了《虏囚之歌》 ”的报道（《朝日新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布什诗集讲述了其三年零六个月的在日虏囚岁月，然而其日译、出版却发生在火野为脱罪而再次奔走、运动之际，二人之间投桃报李的密切关系耐人寻味。

火野苇平“特免申请”材料中出现的布什证言（1949年）

布什（左图后排戴黑帽者）后将自己被俘经历写成《おかわいそうに――東京捕虜収容所の英兵記録》

讽刺的是，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布什成了身份上政治不正确的 “敌国人 ”，不仅被俘，连其翻译的火野作品也不得不由日本人重译（火野葦平：《解説》，《火野葦平選集》第二巻，創元社一九五八年版），但在此之前，他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亲日派，积极活跃在日本帝国的外宣战线上。在火野看来：“他对日本之爱，在程度和深度上不逊色于曾经的小泉八云和皮埃尔 ·洛蒂。”（《おかわいそうに ―東京捕虜収容所の英兵記録》）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月布什两次作为 “外国人记者团 ”成员来到 “北中支战线 ”为日本侵华高唱赞歌， “一直致力于介绍事变下的日本精神 ”，他相信大和魂中蕴含着佛教精神，并将宣扬此说的《日本精神与佛教》一书译为英文（《朝日新聞》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一九三九年研究社推出的《英译土与士兵》版权页上刊出了《英译麦与士兵》（普及版）的广告，文曰：“本著的英译早已是国内外翘首以盼之事，此番作为亲日英国人而夙有令名、曾作为中支战线视察外国人记者团之一员而赴支那的山形高校布什教授，在其夫人兼子的协助下终得完成。敝社兹能以此名著之出版，表达英语报国之微意，深感欣慰。”（火野葦平著， L.Bush訳：《土と兵隊》，研究社一九三九年版）战时负责日本情报统制宣传指导的核心人物清水盛明强调，外宣工作 “必须要得到有能力的外国人之协助，如有可能一开始就把我方的文章发给他们，让其编集比较合适 ”（《战争与宣传》，详后）。如此看来，此时的布什正是帝国外宣工作战线上一颗洋螺丝钉。更不可忽视的细节是，战后十年再回首战时岁月时，火野坦承，一九四九年五月布什在证言中胪列的一九四〇年一月间集中刊于英国杂志上的那些评论文字其实都是其 “伦敦知己们的话 ”（火野葦平：《人間の鏡》）。而太平洋战争前曾活跃在日本外宣战线上，后又被日本所俘受尽屈辱的 “国际友人 ”战后却又因私人情谊，将这些战时出于自己之手的文化外宣文字蒐集起来，作为证言提交给了战时英国的同盟者、战后负责审判战犯罪行的 GHQ，替日本的文坛战争责任者脱罪，公与私、敌与友、过去与当下在命运跌宕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交错。

《朝日新闻》（1939年2月9日）对时任山形高校教授布什将《日本精神与佛教》一书译为英文的报道

由前文广告中所谓的 “英语报国 ”不难看出，研究社推出的英译本实乃贯彻了战时日本鲜明的文化外宣意图。事实上，火野战争文学之外译并非是译入国需求导向的文学事件，自始至终都是日本军方强力指导和推动的结果。五味智英系统地考察了清水盛明领导下的陆军情报部（兼任内阁情报部）之外宣战略及其与火野战争文学外译工作的接点。文章指出，早在一九三八年，有着新式宣传思想的清水便已在演讲中强调：“对英国和美国，政治上的宣传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采取对他们而言容易接受的方法也很必要，越是战时就越须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采取柔和的方法。对于这种文化宣传方式，他们便会不加批判地吸纳并立即向我们靠拢。”基于这一认知，在日本国内创下了一百二十万册销售纪录的《麦与士兵》自然是绝佳的外宣素材。原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长秋山邦雄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提供的证言中称：“火野在士兵和一般国民中收获了超常的人气，这让我们想到以后可以利用他为军方的宣传报道做些有用的事。”（山岸郁子：《火野葦平の公職追放仮指定に対する “異議申立書 ”と“証言 ”》）于是，清水领导下的情报、宣传部门不仅在内宣层面推动了火野战记的单行本出版及电影化、戏剧化、广播化、舞蹈化等全方位改编，要求相关方面夹带时局宣传内容；还与火野本人直接探讨了《麦与士兵》的海外译介事宜，而作者在致妻子的信中表示 “我非常高兴，军方也非常高兴 ”（五味智英：《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清水盛明の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火野葦平》，《文学研究論集》第五十二号，二〇二〇年）。

情报、宣传部门推动火野战记文学的多领域全方位改编

表面上看，《麦与士兵》英译本在美国似乎同样取得了满堂彩。静枝的友人威廉 ·亨利 ·钱伯伦在为《麦与士兵》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盛赞该作堪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相提并论， “书中完全没有任何宣传战争的成分 ”。而更让日本读者兴奋的恐怕还要数一九三八年新科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的正面评论，她认为 “该小说没有任何宣传色彩 ”（《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九年六月三日。而赛珍珠在文中对日军在华非人性暴行的批评都被日本报纸删除了，见 Pearl S. Buck, A Soldier of Japen , The New Republic, 1939）。有了文坛重镇的加持，日本国内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该作（实为《土与士兵》的全译与《麦与士兵》的压缩译本）在彼邦读书界引起的巨大反响。以 “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我的美国朋友们研究兴趣的感念 ”“主动尝试了这项工作 ”的译者石本静枝，兴奋地概括了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称：“事变以来不太报道日本事务的美国媒体纷纷报道说，此书以其全文贯流其中、不容侵犯的人道主义精神向讲求人道主义的美国人倾诉，这将极大地消除美国人对日本之误解。”同时，她又以身在美国的海外视角观察到： “让人高兴的是，这的确命中了舆论国家美国的舆论鹄的。”（石本静枝：《アメリカの〈麦と兵隊〉》，《改造》一九三九年八月号）

左图为赛珍珠对《麦与士兵》的完整评论，右图为1939年6月3日《东京朝日新闻》关于赛珍珠书评中正面评论的摘引报道

然而，静枝面向国内媒体的报道实则是对美国舆论有选择性的呈现。“与静枝和钱伯伦的预测相反，一般的美国人和批评家只把该作理解为军国主义的 ‘自我宣传 ’。大部分批评家无视了钱伯伦的序文，开始去非难男爵夫人。在一九三九年的时间节点上， ……美国人的反日情感已普遍、迅速高涨，对被蹂躏的中国人之同情以超过反日情感的速度增长了起来。”（ヘレン ·Ｍ·ホッパー著、加藤タキ訳：《加藤シヅエ百年を生きる》，ネスコ ·文藝春秋一九九七年版）有批评家针对英译者前言和钱伯伦关于该作 “非宣传性 ”的论调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士兵的信条是以为天皇战死为荣，对于任何熟知这一点的人来说，日本政府没有阻止这部小说的发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在小说一个很短的段落中，火野表达了他对所有战争的愤慨。但他正在从事的这场战争，原因为何？他又何以身在中国？对此，火野下士从未质疑过。……”（《麦与士兵》）“纯粹是一本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战争宣传品，且深谙宣传之道！”（Philip J. Jaffe“Asia: Words and Soldiers.”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15.4 [1939]: 640）回首往事，加藤静枝也坦陈：“从美国读者那里，完全看不到对这部士兵物语的宽容。……我的翻译遭遇了 ‘不买运动 ’，书也卖得不好。”（《加藤シヅエ百年を生きる》）因此，火野在《被革职者》中表示 “听说英译本在美国卖了二三十万本 ”，复又在自辩中宣称， “我的作品若有军国主义色彩，是不可能见容于民主主义国家的 ”，这恐怕也只是因媒体鼓噪而形成的个人幻觉与误判。

《麦与士兵》的外译是战时日本外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部所代表的军国主义政治权力与作者、译者乃至海外文化市场的一场合谋，服务于日本帝国的宣传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GHQ认定火野苇平 “迎合军国主义，并协助了宣传 ”之判断可谓公允。作为一颗内宣、外宣系统中的螺丝钉，强调自家性格、文学追求自然无可厚非，但在非常年代的极端语境下，甘为军国主义的工作积极提供 “接口 ”，并乐于在其系统中发挥影响则另当别论。面向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外宣工作又在剔除了批判文字之后，通过媒体的书评译介和鼓噪转为积极的内宣物料，英文译者的知友们因私谊而撰的宣传文字被译介回日本国内时被包装为海外读书界的普遍积极反馈。于是，帝国宣传系统由内宣、外宣以及 “外宣转内宣 ”所营构起的、内外交互的莫比乌斯环（类比永无止境的循环）便成型了，日本国民就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循环结构中对内盲目乐观、对外群情激愤，在一片虚假繁荣中感动了自己、冲击了世界。在日本的火热和在西方的遇冷，不变的是《麦与士兵》，不同的是迥异的政治语境与精神状态下的读者。当然，对于这种不以对象国实际文化需求为指向的、夹带帝国意图的外译工作，异域读者未必买账，试图以此缓解英美对日情感与政治选择的文化努力也终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宣告失败。

帝国宣传的莫比乌斯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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