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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 汪锋:你不辣我辣

汪锋 读书杂志 2023-11-27

编者按

辣还是不辣?

你辣还是我辣?

语言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其表面形式的价值体现在与其他形式的边界之中。汪锋从语言学的角度阐释语言的模糊性,以及模糊语词的必要性。

“辣”的边界,就是文化。


🌶

你不辣我辣

文 | 汪锋
(《读书》2023年10期新刊)

这两年云南旅游很红火,很多朋友都会问,云南的菜辣不辣?这个问题貌似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回答,尽管从二〇〇二年开始,我就常年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似乎很了解情况。后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讲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我们一家的亲身经历,我们一家到大理,孩子还很小,不能吃辣,我们特意叮嘱饭馆,不要放辣子,服务员满口答应。等清炒土豆丝上来,我们傻眼了,上面撒满了红辣子。只好叫来服务员,指着红辣子问她:不是说好不放辣子的吗?服务员一脸无辜:这是调味的,油炸过的,不辣啊。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辣子默认是那种皱皮青辣椒,对我们来说,那种是——爆辣。另一个故事是陈保亚老师讲给我们听的。说是在云南德宏,有一种涮涮辣,本地人吃火锅时,会拿一个辣子在火锅里涮几下,然后赶紧拿出来。一个湖南游客到德宏吃火锅,老板也这么给他涮了几下。他觉得老板太小气,让老板把辣子丢进去。老板很吃惊,劝他不要这么干,会辣得受不了。他不听,一把抓起那个辣子,吧唧吧唧几下吃了大半个。老板很佩服,冲他竖起大拇指。就在这时候,游客咚的一声倒地,辣晕过去了。


著名的丘北辣子


朋友们听完了这两个故事,一般都表示懂了,意思是云南菜很辣。其实,这并不完全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辣不辣是相对的。如果您听过《小马过河》的故事,当然就知道“深”“浅”是相对的,因人而异,想确切知道其意义,得自己亲自试一试。小时候,我父亲教训我们的口头禅是:“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得自己亲口尝一尝。”那时候对此半懂不懂,后来有点明白了。


不过,仔细一想,又有新的疑惑,如果都要亲自体会,那还用得着问人“辣不辣”啥的吗?“辣”这样的词意思那么模糊,不是反而给认知增加干扰吗?很多宣扬审辨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人会强调要区分事实(fact)与观点(opinion)之间的差别,常举这样的例子:“辣椒有籽儿”(事实)与“辣椒好吃”(观点)。事实是可以验证的客观,而观点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如果我们将世界分成四个层阶:物理世界-感觉世界-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参见陈保亚:《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语言世界是对其他三个世界的表达,语言世界将感觉和文化连接起来,这一点容易被关注到,但物理世界也要通过感觉世界才能进入语言的世界,这一点则常被忽略。客观事实是一个理想,或者说信念,我们人类是通过大家的感觉去“摸象”。因此,所谓的“事实”其实是群体普遍认同的知识,“观点”则更强调个人的认知。那么,“云南菜很辣”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个观点?就有点模棱两可,也就是说,从个人认知到群体知识并不是截然的二分,更像是一个连续统。


云南黑三剁(来源:bilibili.com)

在汉语中,“辣”通常跟其他味觉并举,所谓酸、甜、苦、辣、咸。


既然是味觉,自然是要通过味蕾的,这是长久以来的共识。但现代科学证明“辣”其实是一种神经末梢产生的触觉,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叶斯(David Julius)和阿登·帕塔普提安(Ardem Patapoutian)等学者的研究发现,辣味与温度-触觉感应器有关,皮肤等身体部位也可以感受到“火辣辣”。出人意料的是,舌头上并没有找到对应辣味儿的味蕾。


现在,我们通常会把“辣”和“辣椒”直接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辣椒原产秘鲁,传到中国是明朝的事情了,在四川流行起来也不过约四百年的历史,而云南则更晚至清末了。“辣”是个后起字,早先是“辛”,现在书面语词中还有“辛辣”的同义联合。


早先的“辛”主要是葱、姜、蒜的辣,但哥伦布大航海带来的辣椒后来居上了。辣椒在亚洲的传播史很有趣,经由葡萄牙人传到日本时被称为“南蛮胡椒”,后来日本武士再从朝鲜带回去时又起名叫“唐辛子”;而朝鲜人则以为日本是辣椒原产地,称之为“倭辛子”。随着全球大交流时代的到来,各种外来的味道开启了征战人类饮食场的历程,而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象征性符号也记下了人群的部分记忆,或者说错觉。汉语用一个“辣”字可以对应英语的hot/spicy/fiery,在认真的人看来有点敷衍,但细究起来,似乎也不怎么影响交流。这实在是很妙的事情。


哥伦布的四次航行路线(来源:wikipedia.org)

“辣”这样的语词体现了语言的一个重要特性:模糊性。语言学有一个模糊语言学的分支。有一派观点认为之所以有模糊语词,是因为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是模糊的,界限不清,比如蔬菜和水果的区分;还有一派观点认为这是源自人类自身认知手段的限制,比如,味觉、触觉傻傻分不清楚。这些似乎都不是根本原因,语言模糊性根源自其强大的指称功能(参见陈保亚:《语言文化论》)。“辣”可以用精确的方法来衡量,一九一二年,药剂师斯科维尔(Wilbur Scoville)发明了测量辣度的方法,一个辣度单位(SHU)就是以五十升水来稀释冲淡到无味的辣度,通常的辣椒是一万辣度。如果我们了解到涮涮辣的辣度是44.133万斯科维尔单位这样的精确信息,我们也可以用模糊的“爆辣/变态辣”等词语来指称;反过来,如果我们交流的信息是模糊的,比如,在饭店点火锅底料,微辣、中辣、超辣还是变态辣?直接用斯科维尔单位就传递不了模糊的信息,想象一下,告诉服务员上一个2.5万斯科维尔辣度的锅底,换来的一定是一脸蒙。总结一下,精确的语词只能指称精确的信息,而模糊的语词二者皆可,指称功能更强,而现实交流中,既有模糊信息,也有精确信息,所以,模糊语词是必需的。


《语言文化论》书影(来源:douban.com)


语言更基本的一个特性是约定俗成,一个言语社团的模糊语词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基础,云南人对辣与不辣的判断来自他们的生活。陈保亚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隔壁邻居因为工作忙,请了一个外地保姆帮忙照顾不到一岁的小孩,保姆怎么哄小孩吃饭,孩子都不吃,晚上邻居回来后知道了,二话不说,舀一大勺辣子放到饭里拌上,孩子马上狼吞虎咽。生活的每一天,人们都在默默观察和展示“辣”的边界,这个外人很难知悉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早已浇筑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边界叫作文化。


“辣”在各地的发音都差不多,写成汉字则更是一样,这也是语言误导人的一面。我们要时刻警惕,语言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其表面形式的价值体现在与其他形式的边界之中,也就是说,“辣”与“不辣”在人群中的边界决定了“辣”的实际价值。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辣与不辣的区分边界各有各的习惯,也各有侧重,东北是甜辣,川渝是麻辣,湖南则是油辣,云南人说辣不辣也只能从自身出发,外来者还是入乡随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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