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谢冕先生长期从事新诗研究与批评，在新诗理论建设上颇有建树；谢先生自称：“建筑美学第一，且服装欣赏第二，散文创作第三，诗歌理论批评第四”；本文为学生写导师，从作者的角度看，谢先生最重要的标签是美学家。看作者笔下的谢先生及夫人，标签无趣人有趣，亲切感油然而至。
文 | 韩毓海
（《读书》2023年11期新刊）
一天下午，正在家里写这篇文章，师姐打电话来，说要请导师谢冕先生和师母吃顿饭，聊聊天。我一听说有好饭吃，就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不管，于是两个小时后，我们师徒四人就坐在某餐厅里了。
谢冕（摄影：徐梓岚）
我们的餐桌后面墙上是“乌托邦”和“Sex Pistols”乐队那些短命的文化挑战者的合影。“乌托邦”和“诗”与吃饭挂钩，此可谓中西皆然，中国的“礼”，就起源于祭祀，通俗来说，其实就是请神和祖宗的灵魂吃饭，然后，再发展为请人吃饭的规矩，外国也这样，据说这充满南美洲风格的大厅的某处还悬挂着麦当娜当年演出穿过的外套，于是谢冕先生落座甫定就笑吟吟地说：哦，那是“先锋派的圣物”——你看，有了文化这个“圣物”垫底，咱吃饭的意义就与“搓大盘子”不一样了。城市城市，其实城与市不同，市是做买卖的地方，如果只有城，没有市，那个城就仅是个“城堡”，一个没有烟火气的城，那不叫城市。中国的城，发展为“市”，大概是隋唐之后的事情。西方则要晚得多，具体说，那就是资产阶级兴起以来的事情，“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说资产阶级把城改造为做买卖的地方，资产阶级文化，都是在饭馆、茶叶店和咖啡馆里产生的。世界上著名的饭馆，不是因为饭菜做得好，而是因为以文化人聚会的场所而著名，饭菜如何是一回事，哪些文化名人常来坐而论道，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是“文化的公共空间”？说白了就是文化人吃饭聊天胡扯的地方。什么是城市文化？首先就是饭馆的文化。于是，“先锋派的圣物”可能只能陈列在文化人聚会的场所，与“城市和秘密”同在。正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供奉在伦敦的咖啡屋里，波德莱尔愤世嫉俗的诗句应该陈列在巴黎拱形门下四处可见的小酒吧之中，文化批判的风暴在中产阶级的柏油大马路上四处游荡，最后一头扎进咖啡屋内。餐厅门口“严禁核武器入内”的调侃的标语让我想起本雅明所谓“波德莱尔在词句中制造密谋和反叛，一如公社战士奔走于街垒之中”的警句。波德莱尔肖像（1855年）（来源：thepaper.cn）
师姐此时正在以暴风骤雨般的语频向谢先生“痛陈”她对当下文化状态的见解，从“国学”到“后现代主义”，从诗歌到电影，语锋一贯宛如“匕首投枪”，先生和师母偶尔也对我们质疑发问，而我们的小小的诡计却在自己语言的“狂轰滥炸”中来引诱出谢先生那些可称为警句的“文化时评”，引出先生的“论语”。历史的经验表明这点阴谋总是屡试不爽。谢先生上课亦如孔夫子的“家教”，虽说最终仍是“吾与点也”，但绝不排斥弟子们发些“击剑扛鼎之士”的宏论。我的工作，一向就是埋头苦吃，一边剥虾，一边点赞味道可以与师母做的媲美。那一年我的一位师兄得了很重的病，师母几乎每星期要做些虾差我送到医院中，我难抵诱惑曾偷食了几枚，味道之好，使我对病患者大生嫉意，现在想到皆因博士生期间肚中无油，故常去谢先生家搜刮吃食，时间长了，摸出点规律，一般星期五不去，因为这是社科院上班的日子，师母不在家，这一天连先生自己也只好清心寡欲吃面条。我一直认为，笼统地称谢先生为学者，不如指明他为美学家，要更为具体。这不仅因为他是八十年代新潮诗或“新诗潮”的热情辩护士，而追求“审美的自由”正是他始终不渝的理论信条，谢先生思想深处，无疑是认同以审美来疗救文化之痼疾，甚至来救度人类并使其获得自由感的文化追求的。然而在此一点上，他又与他的老朋友不同。他的一位老朋友大呼“美是自由的象征”，我以为这其实不过就是柏拉图所谓“美是理念”，而且老朋友们以为，美作为理念，是比政治经济还要更高一个层次的理念，而谢先生虽然也觉得社会责任乃我辈所必有，但一直认为改良改革或改造实为经济人和政治人之事，臧否人物，谢先生尝谓：“禀情如此，改也难。”故我私心认为他对于社会改造之可能之说，非惟持“存而不究”态度，而且简直悲观低调也未可知。这世界上永远有两拨人，一拨人以为搞政治就可以不吃饭，一拨人认为搞经济的唯一目的其实就是“吃饭”。正如一拨人认为，美和艺术不食人间烟火，为了美和艺术就可以不吃饭，又一拨人则以为艺术就是赚大钱吃好饭。谢先生说“美是生活”，这就是把美的追求放置于肯定生活的诗意和生命的美感之上的，比如他常有些“危言耸听”地告诉我们，自己“建筑美学第一，且服装欣赏第二，散文创作第三，诗歌理论批评第四”，这令人想起章太炎先生曾自谓自己“烹饪学”第一，鲁迅当年曾为章太炎身为革命家，但却把文章写得如此难懂大为困惑，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学人也为谢冕由新潮诗的辩护人走向美文的肯定颇有微词。“谢冕”这个八十年代的文化符号，在九十年代仿佛一夜之间由“激进”转入“保守”，乃至理论界颇有几匹先锋敦请“谢老师应该下课了”，个中原因就在谢老师一直都没在“上课”，因他“上课”如同充满诗意的生活对话，这种对于文化生活的超功利的态度，使他对后新时期和后新诗潮们功利主义的弄潮有些警惕，对把文化当商业来做持天然的反感。正像李泽厚总是想着去与古人对话，与诗歌对话，却懒得与今天的报纸文章对话，这是对中国文化超功利的审美氛围“心有千千结”一样，谢先生对于鲁迅宁肯与鬼聊天，也不给神歌功颂德心有戚戚，对中国当代文化中现代性的忧乐之美终也从来不敢忘怀。八十年代末，他曾慷慨地给一位写诗出身的文化批判者的博士论文以较高评价，但其中肯定的乃是其继承李泽厚“审美的救赎”的一面，而对其中文化热衷大言不惭之处（比如所谓“感性就是钱”），却未必没有微词。及至我论文答辩时，他坚持要请李先生担任主席；我一直认为，在检讨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方面，谢先生经常考虑的是李泽厚的“批判的审美主体性”，而非“后李泽厚”的“审美的主体性的批判”，这就是说，既不能把美等于政治和经济，也不要把美抬高到吓人的、不适当的位置。一如搞文艺的人，完全有必要关心政治经济，而搞政治和经济的人，无论其工作如何伟光正，他不能忘记，是人就也要休息，也要吃饭，也要懂得人情世故，对自己的爹娘，也是要认的。进一步说，他们也要使自己和人们的生活，比较地符合人道主义的标准。我以为谢先生被奉为先锋于前，又被斥为保守于后，正在于他坚持用审美之维来批判、超越教条主义的痼疾，而绝不肯掉过来用种种武器来破坏生活常识、审美氛围的缘故。先生之教“诗”“乐”尔，当今之世，我见到的“大师”少，这样的真儒者，我所见者唯谢夫子一人，这是很幸运的事。
谢冕（前排左三）与韩毓海（后排左二）于北京大学新时代诗歌座谈会（来源：news.pku.edu.cn）
因而，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先锋精神，其实有“和而不同”的两义：其一是专注于我们的生活中多余了什么，以期以批判的武器专事祛除生活中的残渣；其二是关怀我们的生活中少了些什么，以审美精神重建当代生活中的对话、趣味和诗意氛围。谢先生从根本上说还是后者意义上的理论先锋。谢先生尝谓：没有“对话”的谈话是训话，没有诗意和生趣的真理是教条，他老人家以一双诗哲的慧眼看世界，处处皆为有我之境，在他的视野里，审美的阳光洒满了真理与伦理的大地，离开审美的诗意的阳光，真理的统治有可能退化为教条的统治，伦理的规矩将陷入礼教的虚伪。所以甚至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精神应是“美的精神”，它破除了“文革”的教条主义，又排斥了九十年代一股功利主义势力，谢先生的先锋性与保守性，其实也就在于他对美的批判的主体性的坚持了。多年来，我们被称为“谢门弟子”的这一群，正是深深地体味了先生睿智的目光和师母从容优雅的气质的重量，在文化先锋的“乌托邦”氛围里讨论、争辩，在“没有家法的家法”中获得何谓文学、何谓艺术、何谓生活的诗意的顿悟。我们沉浸在人群的一个角落里，有属于自己的快乐的话题，正像那天晚餐时，餐厅正在播放的巴西歌手汤姆·泽（Tom Zé）的名曲《巴西情结》也是如此动人：“每一个巴西人都有一个情结／这就是我们难以言述的原因/它关乎一场严肃的对话／严肃的行为严肃的生存／严肃的微笑／和严肃的泪痕／甚至连‘游戏’也是严肃的／爱情，难道也要如此‘深沉’？／噢，上帝／你用严肃把人间变成地狱／所以我们要放弃形而上学／我们要的是对这世界的‘兴趣’……”Tom Zé - Complexo de Épico（来源：youtube.com）
尊性情，道学问，什么是性情，陈寅恪说，那性情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谢先生主张尊性情的学问，他理解的性情，大概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性情。但中国传统的学问，是文字训诂基础上的阐释学，目标就是对经典的解释与阐释，至于经典的精神是什么，学者们往往就不大关心，而视之为学问外的“性情”。至于新文学与新诗，是建立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研究新文学与新诗，大概是用不上训诂与文字学，在我看来，研究新文学，也不必事先去学习现代汉语和西方的语法学，于是，自“五四”以来，研究新文学、新诗的，就因为不必用训诂、文字学，不必擅长现代汉语语言学，于是被视为没有学问的“趋新”和“浮夸”，搞得胡适之先生，也非得去搞考据才行，否则他就在文学系站不住脚——这其实不过是恭行了他原来反对的一切罢了。其实据我辈谬见，因为过度地阐释，名流学者乃至“新国学”的浮夸尤在“新学”之上，比如可以花数不清的时间来讨论《红楼梦》《水经注》作者真伪和版本问题，这也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这只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的瓦解，平添许多怪异现象而已。”或如钱锺书先生所谓李梅亭，是把头脑等于卡片箱的阿木林，由于较少触及一些深刻的意义问题，他们的真正成就乃在于如何去超越殊少创见的乾嘉余绪。然而，讲重史据材料，讲事上琢磨务求真切，这又是谢先生所心仪的。师母陈素琰生在乾嘉学术的故乡，她的治学专注于这一方面。多年以来，我甚至觉得不是谢先生的开阖气势影响了陈师母，反是师母缜密如江南苏绣般的功夫底气和引而不发、藏而不露的机锋给整个谢门弟子以更深远的影响。我们的陈师母，是王瑶先生第一位女研究生，彼时女研究生属凤毛麟角。师母起先在党刊工作，八十年代回社科院继续研究，因为是大家、大单位出来的，她的风格便从来镇静自若，从容不迫，记得她有一次无意中跟我谈起，七十年代初从河南干校去江西鲤鱼洲干校看望丈夫和儿子，见到谢老师和他们的独生子谢月正在田野中牧牛，父子俩皆裸背如农夫，师母笑道：“从背相上看，你父子俩简直一模一样。”——我为她所描摹的境界所打动，这是一种身处大时代之中而又万事不萦于怀的空明境界，其中渗透着淡然面对世事变迁的平常心。正是这种事上琢磨的锻炼讲求，使师母特别具有一种从容的风度，对所有的事变，她皆能以大气度化之。谢老师曾说起，在鲤鱼洲干校时，陈老师有一次望着山下的农舍里的炊烟和窗外挂着的红辣椒，企望自己家里也有这样的房子，也有一大串这样的红辣椒。在这往事回忆之中，又体现着他们夫妇多么深挚的恋情，犹如在寒冷的雪天，农舍小屋的灯光中透出的家的温暖。
谢冕先生与夫人陈素琰（摄影：吕宸）
人们常说，谢先生有“童心”，我以为他老人家老谋深算，未必有什么童心，他最特别的，我以为是有孟子所谓不忍之心。在鲤鱼洲干校时，谢老师负责养牛，他最爱惜的牛叫小花。另一位老师负责使牛，吆喝牛下田，经常鞭打小花。久之，谢冕问，你为啥打它？使牛的说，它是牛，为啥不能打？谢冕说，你再打试试，那先生果然又打，于是，谢冕奋起，纵身将那人扑倒在田里。在鲤鱼洲干校，有猴常来访问教师宿舍，久之，教师与猴结下深厚友谊，以至于教师吃饭猴吃饭，教师看书猴陪读，教师干活猴帮忙，猴是北大教师的好朋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北大访问学者。最终猴在厨房学会了划火柴，这就不得了，赶它走，它不走，留下它，怕它不小心放火烧了大本营，最终有个心狠手辣的管理者，自己出头，把猴拉出去杀了。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五七干校”旧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鲤鱼洲（来源：rwxy.hnust.edu.cn）
这件事，是谢老师终生的大痛，他经常怀念鲤鱼洲，主要是怀念那个来访问的猴，他老人家一辈子谁都可以原谅，但我从来没听说，他要原谅那个杀猴的人。李零说：“不是好人不发愁，不是坏人不出头。”我很赞成他的话。好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发愁，这就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最动人的地方，里面蕴含着弱者哀兵必胜的战斗精神，这也是儒家与佛家最可以沟通的地方。除了每周要挤公交车去社科院上班外，陈师母是极少出门的，各种文化活动，几乎也是都不参加，然而，她对学术走向乃至社会人事状况却有着冷静的洞悉。她坐在书桌旁，却仿佛总能透过窗际的垂帘，看穿文化界刀光剑影的热闹光景，并且连同中国社会里的各种处理人际关系的狡猾和手腕之类也都往往难逃她的慧眼。所以当我们热衷于构筑种种文化浪漫主义乌托邦空想之际，每每是师母仿佛不经意加入讨论的三言两语，便将我们或有的空疏点破，令大家为自己的空疏和头脑发热而惭愧不已。有一回师母向我打听学校书店里可有新刻本的《华严经》，我方知师母的研究是很广博的。佛学精义之一，在于绚烂之极归乎平淡，这实际是与她治学一切全凭事实材料说话，一切事外功夫神通，都要不留痕迹地化在这平实之中的方式相通的，即不是排斥神通、断见和意义，而是要将这神光外露、有迹可寻之聪慧，藏之于平凡的世界之中。此所谓佛家之“正法眼藏”，而“藏”之一义，正是陈师母要接近的境界，它与谢先生的“显”恰好构成相得益彰之妙。谢先生门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陈师母有一天在园中劳作时，竟有一只美丽的小鸟飞来落在她手上，从此就住进了他们的书房，再也不肯离去。我们系主任、著名文学史家费振纲先生称此美事为谢先生“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谢先生和陈师母琴瑟合鸣，精心伺候这位来访的小鸟，也许，他们想起了鲤鱼洲的猴子，也许那小鸟的身上，住着小猴子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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