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起义的故事颇富传奇，在中国革命危难之时，胡景铎等的起义倒戈，扩大了中共的陕北根据地，有了周转回旋的余地。韩毓海由此出发，思考的是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同窗、同乡、乡党与同志之间的关系，乃至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与礼乐之制的关系。
如果把中国革命视为中华文明一次伟大的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那么，中国的社会精英如何具备了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思想，如何成为革命的先驱者和发动者，他们怎样在远离了立场犹疑、见风使舵、具有投机性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背弃了自己绅士和有产者的生活，与脚上有牛屎的农民结合在一起，通过自身和自己家族的残酷牺牲，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中，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灾难深重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中国革命是一场深广的人民大革命，但是，如果没有精英分子的参与、发动乃至领导，没有他们大无畏的牺牲奋斗精神，没有他们主动地与人民结合在一起，没有他们如此彻底地“放下”——“放下”自我和自我利益，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与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怀抱着这样的问题，我接受了友人的邀请，从华北平原跨越太行和吕梁，飞向千里之外的陕北。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故乡。
此行首先抵达的是榆林的横山。延安和榆林，一南一北，是陕北的柱石，榆林所辖诸县市里，向南直线方向，正对着延安的，就是横山。横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条山脉，它从甘肃六盘山出发，穿宁夏、进陕北，一路绵延浩荡，奔向黄河岸边，而背靠毛乌素沙地，向南面对黄土高原的横山，简直就是这样——赤条条、无牵挂地横站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枣湾、羊圈、干沟子，土洞、沙梁、柠条山……横山一路所及，扑面而来的，大都是这些土得掉渣的名字，对我而言，唯一例外的地名，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波罗。这个名字，仿佛是从历史中跳出来，让人眼前一亮。“波罗”，因佛寺而得名，横山此地大兴佛寺，时在北魏。建造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鲜卑人，也在此建一片浮屠。“波罗”这个名字当然是外来的，它取自“般若波罗蜜”。般若是“智慧”，“蜜”的意思是“去”，而“波罗”是“光明、美好的世界”，般若波罗蜜，意思就是“引领你去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而般若波罗蜜，讲的就是：唯有“放下”自我，才能求得解放和解脱。这是个极为深刻、朴素的道理。横山有大河，最著名的是无定河——就是古往今来，多少诗词名篇，都写到的那条令“深闺梦里人”魂牵梦绕的边河。无定河划开了中原与草原，是两种文明和生产方式的纽带，无定河两岸，经历史长河冲刷出的台地草甸，蒹葭苍苍，在我们的先人渔猎耕耘了五千多年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庄严的古寺——接引寺。
接引寺乃是波罗的地标，“接引”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般若波罗蜜。背靠草原，面向中原的接引寺上，有古城堡一座，名波罗堡。明代军政两分，榆林镇（延绥镇）沿着明长城，有三十六营堡，横山境内有五堡，波罗堡即其一。在这个遥远的地方，顿悟了什么是“放下”，什么叫祛除利益取舍，何谓祛除烦恼、恐惧，油然而生“解放”和“解脱”；何谓引导人们去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与顿悟，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要旨，这就是波罗这个地方给与我的，是我此行的收获。波罗触发我的，起初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一九四六年，在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抉择焦点上，在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的时刻，也就是在波罗这个地方，发生了后来被证明对扭转陕北战局有着重要作用的事变——横山起义。
戴海燕油画作品《横山起义》（来源：sohu.com）
一九四六年夏，胡宗南部由南向北，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由北向南，形成南北夹击，进攻延安之态势，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似乎只有一条退路_东渡黄河，去往山西——不得不全面放弃陕甘宁根据地，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危局。欲取延安，必取榆林；欲固榆林，必重横山。因为横山向南，正对着延安。而大危局的转变，往往具有壮烈的风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凌晨，驻守横山的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和陕北保安部队大部共五千余人，在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时任国民党晋陕绥司令部少将参议胡希仲等人率领下，于横山波罗堡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投向延安。横山起义爆发，使得陕北的大部分地区，一朝回到了共产党手中。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变。蒋介石的一手好牌，因此被釜底抽薪。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九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满打满算不过百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背后有美苏两强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党代表的则不过是“边区政府”，延安之外，中共在全国只有几个零散的根据地，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国共两党一清二楚的实力对比情况—一旦考虑到这个现实，就会明白，横山的起义者选择的是怎样的道路，他们为这样的选择，又准备付出怎样的牺牲。横山起义，对于解除延安北方重围，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毛主席做出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延安北方局势的松动，毛主席就没有转战陕北的广阔空间。率部起义的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二人，都是富平人。他们率领的起义部队，主要由富平抗日子弟兵构成。晚清到民国，陕西富平，当地最有名望的家族，是胡家，这一家里，出现了叱咤风云的六兄弟。长兄胡景翼，是辛亥革命元勋，也是关中大地上涌现出的著名的戎马书生。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胡景翼经历了多次起义、流亡与失败。胡景翼一生主张反抗帝国主义，倡导民主政治，践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杨虎城、邓宝珊、高桂滋等，皆为胡景翼部将，李大钊曾经这样评价胡景翼说：“与我党合作之最可靠者，非此君莫属。”然而，不幸的是，一九二五年四月，胡景翼因毒疮发作，病逝于开封，去世时只有三十四岁。天不假年，赍志以殁。
陕西靖国诸将领合影（左二邓宝珊、左五胡景翼）（来源：baike.soso.com）
忠孝节义，是富平胡家的门风。胡家六兄弟中，年纪最小的是胡景铎，他与侄子——也就是大哥胡景翼的独子胡希仲——年龄相仿，叔侄俩仅相差三岁，一起长大，一同进学。在小学、中学时代，胡家叔侄有一位同窗挚友，名叫习仲勋。在讲到横山起义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献中，研究重点，都放在习仲勋、师源等人与胡家叔侄之间的“革命友谊”之上，但是，我感到，如果离开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底蕴，离开了陕西这块土地，离开了陕西、富平的家风门风，离开了厚植于这块土地上的乡党气节，仅讲“革命友谊”，恐怕还是难以解释他们之间那种特殊交往，难以阐明那种侠肝义胆的生死情义。习仲勋是横山起义的策动者，是胡家叔侄走上革命道路的引领者，但与“引领者”比较，我深感，“接引”似乎是一个更为准确传神的词，而接引的意思，就是“波罗”。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革命的学说，其实也就是引导你走向光明、美好世界的智慧。陕西和陕北，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革命的故乡？中国革命思想中，怎样包纳着这块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漫长、深刻、朴素的智慧？革命与传统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同窗、同乡、乡党与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进而言之，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与礼乐之制的关系又是什么？这是我思考的问题。陕西，是周的故地，周礼，是中国制度的肇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中，《仪礼》最古，其中《仪礼·士相见》，讲的是社会精英之间的交往准则和习俗。“士与士相见”，并非简单的直接见面，实际上，在见面之前，他们必须要通过“傧者”（捎信人）传达邀请，要通过书信和礼物“礼尚往来”，总之，必须事先通过“礼仪”以表达诚意。书信、傧者和礼物，这三者在中国社会精英的交往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研究这段历史，最吸引我的，乃是习仲勋与胡希仲之间、胡家叔侄与亲朋好友之间大量的书信往来，以及传递书信的方式。而无私的“革命友谊”，就建立在这种庄重的礼仪之上，是厚重的礼乐制度的现代升华。天下与国家，是胡家叔侄和习仲勋共同的话题，及至他们离别家乡，各奔东西，依旧还是通过书信，通过信使，通过互赠礼物，继续热烈地谈论着这些话题。于是，不绝的书信、信使和礼物，就成为联系这些伟大理想，传递这种高尚情义的方式和纽带。天下兴亡，归根到底，是“乡曲父老，同学少年”这个礼乐共同体的兴亡。正是通过这种“礼尚往来”，胡家叔侄才一步步地冲破艰难险阻，不顾一切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胡希仲（来源：page.om.qq.com）
一九三九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胡希仲在富平组织抗日义勇军，带领富平子弟兵离开渭北家乡，奔赴山西前线，编入高桂滋八十四师。当时，正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捎书给胡希仲，并附上二百银元，以壮军需。在八十四师担任营长的胡景铎统领下，胡希仲率富平子弟兵在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激战，“胡营愣娃”一战成名。那一年，胡景铎二十五岁，胡希仲二十二岁。书信、礼物之外，信使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勋从绥德派侯金榜赴西安看望胡希仲，侯金榜在途中（耀县）被捕，这位信使叛变了，他交出了习仲勋给胡希仲的信，且供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习仲勋的信中叙述的皆是兄弟情义，陈说的都是家国大义，并无任何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内容，但狭隘多疑的蒋介石，据此认为胡希仲“通共”，盛怒之下，蒋亲自批示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就地处置”胡希仲。蒋介石的横霸，是典型的“无礼”“非礼”之举，不但触动了陕西“乡党”，更触动了“礼尚往来”的礼乐共同体，当然也触动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基础。在国民党元老高桂滋、于右任、冯玉祥、张群、邓宝珊等的强力斡旋下，胡希仲终得以免死，恢复了自由。一九四五年十月，根据毛泽东提议，由习仲勋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毛泽东当时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那一年，习仲勋三十二岁。从这个时期开始，胡希仲与习仲勋之间，终于又恢复了书信往来。他们汲取了此前的教训，信使的选择变得极为慎重。在可靠信使传递的书信中，胡希仲敞开心扉，向习仲勋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压力，乃至对于蒋介石统治的不满和厌恶，在信中，他们谈人生、谈哲学，也谈诗词，而习仲勋则讲述了这样的道理：只有彻底放下自我，才有无限光明。胡希仲后来说，习仲勋信中的这些语言，成为他当时最大的慰藉。一九四六年春，习仲勋派出师源作为信使，两次进入波罗堡与胡景铎见面，师源与胡景铎是富平同乡、中学同窗，而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第二次进波罗堡，即向胡景铎宣布，经习仲勋介绍，中共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中旬，习仲勋派出西北局统战部长范明，再赴波罗堡，这一次，范明带去的习仲勋亲笔信，是写在白绫之上。以白绫为信物，表心明志，此为“礼”之最高者。而接到白绫信物之后，胡家叔侄和范明商定了举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8年5月，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来源：tianshui.com）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接胡景铎通知，胡希仲离开榆林，于次日拂晓进入波罗。十三日凌晨，胡景铎率所部五千余人发动了横山起义，随即解放了无定河以南五千余平方公里的辽阔区域。这些地区的解放，为此后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赢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起义军通电宣告：继续靖国军精神，为和平建国而奋斗。习仲勋代表中共西北局，宣布组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在延安，胡希仲与习仲勋久别重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接见胡景铎等起义部队主要干部，毛泽东握着胡景铎的手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中，精英阶层总是少数，而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精英的选择不外是两种：一种是自觉于自身之稀有和宝贵，于是率先逃走，以此保存“国粹”；另一种则是留下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使自己成了光，成了灰，燃烧照耀着人民奋起救亡的路。一九三七年，钱基博先生随浙江大学辗转于江西泰和，他撰文《吾人何以自处》，其中讲了几个读书人的故事，如今读来，依然发人深省。其中谈《孟子》里的故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闻讯，立即逃跑，而且还有“从先生者七十人”，而当敌人撤走、风平浪静之后，曾子方才大摇大摆地回来，继续做学问。子思居于卫，有齐寇，子思的门人就说：“老师，咱们赶紧跑吧。”子思回答说：如果大家都跑路了，那谁来为国家守城呢？于是子思就与门人一起留下抗敌。孟子说：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确认、自我认同、自我评估各异。曾子把自己视为老师，而儒家最讲尊师重道，因此遇到危险，老师就必须先跑，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乃国家民族之宝贵财富，不能贸然牺牲，更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所以，老师率先逃跑，这正是爱国的表现。与曾子不同，子思是把自己视为国家的臣子，臣子皆有保卫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所以，他选择了与城共存亡。敌军兵临城下，大举围城，知识分子是留下来坚持抗敌，还是率先逃跑，这是一个问题。而钱基博的思考是：扪心自问，面对敌人围城，读书人当然可以选择逃离、选择逃难、选择从长计议，乃至选择苟活，人皆怕死，谁也不必唱高调。人皆有死，生死面前，精英阶层与老百姓都有命一条，因此，读书人也应该因此知道，自己活下来，逃命成功，这是因为千百万人的牺牲，他应该对于这种牺牲怀抱歉疚，从此，他的学问之中，应该包纳有这种深深的歉疚，从此读书人应该知道：吾人的学问，是建立在人民的牺牲之上的。读书人要知耻，知耻后勇。
“从来都是鞋匠起义要当老爷，老爷起义要当鞋匠——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许只有一次。”这是一位俄罗斯思想家的名言，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精神的由衷赞美和敬意。正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是“鞋匠起义要当老爷”，所以，人们就总是难以理解“老爷起义要当鞋匠”的壮举。一九四〇年，胡家叔侄血战中条山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研究历史，他从历史和战略的角度，重新发现了陕甘宁这个地方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联系。这个人就是陈寅恪，当时，他写下的著作有两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文史经典。与胡景铎、胡希仲一样，陈寅恪也出身于督抚之家。陈寅恪的祖父是清朝湖南巡抚陈宝箴。与胡家叔侄一样，陈寅恪胸中也有万丈不平，自然也有万丈韬略。但是，他们的思考与选择不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胡家叔侄的回答是：放下自我，到脚上有牛屎的人民中去。而陈寅恪关怀的问题则是：如果没有了贵族、如果没有了世家，中国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陈寅恪魂牵梦绕，一辈子都没有能够放下。陈寅恪有十分豪迈的诗句：“读史早知今日事。”他讲得很自信，很豪迈，也很自傲，能够以史证今，善于“用学问讲政治”，能以历史上之“大变局”认识眼前之“大变局”，陈寅恪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本领，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对于中国之命运，陈寅恪心里的答案是清楚的，在他的著作里，他对自己心声的表达也是明确的：观历史之变迁，中华文明的根脉就在于文化学术，文化学术之根脉在于家族，家族之根脉，则在于地域。因此，离开了贵族阶级，特别是贵族文化，离开了精英家族，中华文明就无以附丽，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这就是陈寅恪的基本立场。“国家神圣，而学术尤神圣，未有不学无术之国家，而可以长治久安者也。”学术比国家更重要，没有知识与学术的国家，亡了也罢。这是一种天真，也是一种骄傲。但是，究竟什么是知识？毛泽东在延安曾经这样回答说：除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者之外，还有其他别的知识吗？答案是没有了。一九四〇年，面对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寅恪思考的却是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重大变局——公元三一六至五八一年，从西晋灭亡到隋朝建立，中华文明，究竟依凭着何种力量，度过了长达近三百年天下大乱的艰难时光呢？审视这个历史大变局，究竟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陈寅恪的结论是：要走出旷古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只能靠胡汉贵族的融合，以形成一个新的贵族领导阶级。由此出发，陈寅恪对于上述约三百年之历史，做出了令人叹服的剖析：纵观天下大势，无非是北魏西魏、江左、北周三足鼎立，其中南方的萧梁政权，固然完整地保存了中原贵族文化，但却因拒绝与胡族贵族文化相融合，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占据中原和洛阳的北魏、西魏政权，则由于实行“全盘中原贵族化之过度政策”，因而得罪了胡族，这条路其实也走不通；而只有偏居于关中之北，河西走廊之东的北周，因为天时地利的原因，能够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只有在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上，走胡汉融合的新路，如此才能顺天应命，成就伟业。因为瞩目于北周之何以兴起，陈寅恪方才透过遥远而繁茂芜杂的历史，目光深邃地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关陇”，并创造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范畴—“关陇制度”。陈寅恪概括说：北周的伟大，就在于立足关陇成一新制度，而“关陇制度”，便是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也是唐代政治兴衰转折的要害所在。“读史早知今日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谓“关陇”者，无他，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作为末代贵族，晚清遗民，陈寅恪自然没有多少赞成和拥护国民党政权的理由，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赞成共产党，如果说，彼时的陈寅恪，心中向往延安，那几乎就是荒谬的。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来源：wenhui.whb.cn）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选集》甫一出版，钱基博即通读一遍，他的评价是：一、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大势，能抓住根本，故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二、能一切从具体问题出发，分析得细致入微，彰显经世致用本色。这是《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的作者，对于一个湖南书生的深刻评价。
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得失，而走向解脱与解放——带你到光明的世界去，从此走光明、欢喜的大路—这是般若波罗蜜的真谛，这一真谛，就这样在现实里发生了，而且，发生这一切的地方，竟然就叫波罗。接引寺和波罗堡巍然屹立，今天，它们似乎是沉默着，而这种沉默，却使得传奇更加真实，这种沉默，也许是为了有一天，再次向有缘人讲述这宇宙间的真谛，讲述这人世间的际缘。历史已经证明，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就像富平胡家一样，走上了一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走上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但是，却符合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的信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天看来，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阶级、阶层利益的“放下”，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其实是一个两位一体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他们使得中国得以不依靠外部势力和本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通过波澜壮阔的革命，推动了、实现了、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波罗堡上路的时候，友人在车里放了那首著名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对面价沟里流河水，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一面面那个红旗硷畔上插，
快把咱们的游击队接回家。
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
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
你当红军我宣传，
咱们一搭里闹革命多喜欢。
红豆豆角角熬南瓜，
革命成功了再回家。
般若波罗蜜，“放下”与“解放”，虽是一念之间，但这一念背后，却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慨而慷。（感谢胡希捷同志对本文的帮助，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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