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格局形成时间相对晚近，而在三代及其以前的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两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在中国考古学将近百年的探索之后，李旻用高地与平原的地理分界和物质文化传统的差别重新检视早期中国社会在中原中心政治格局形成之前的多元发展轨迹，以及高地龙山社会在三代文明内外所传承的多重历史遗产。中国青铜文明形成所涉及的空间范畴接近整个地中海世界——在历时千年的过程中，诸多政权与社会群体在持续的互动中此消彼长，形成复杂的政治遗产。面对大量出土资料，在描述区域文化间风格差别的同时把握社会变革的宏观特征，是考古分析向史识转化的必经之路。这要求学者反复思考作为研究工具的考古学分类，兼顾不同时空尺度，服务于自己的问题。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区域物质文化特征趋同之势。在考古学工作之初，学者用零星发现的考古学遗址及其器物群来概括区域文化的典型特征，彼此之间的空白地带成为不同文化传统的边界。工作日久，空白得以逐渐填补，黑与白的差别变成不同程度的灰，连接起史前社会连绵不断的文明传统。因此，考古学文化命名越来越多、越分越细的趋势反映出的并不是史前社会的真实特征，而是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所内在的排他性。这在讨论青铜时代文化交流时尤为显著——距今四千年前，阴山以北是横跨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传统，以南则是各种地域性龙山文化，空间尺度差距悬殊。物质文化分布空间的连续性，以及跨区域互动网络中的流动性与多样性，都需要设计宏观的框架来描述与解释龙山社会变革的核心态势。在地理学界用胡焕庸线来表达中国人口与地形二元性特征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影响下，使用东西、高低的二元格局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区域互动——仰韶、夏、周在西，龙山、殷商在东，此起彼伏。此后，对仰韶与龙山文化关系的认识从空间差别变为时代先后，东西二元空间框架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原与边地的解释框架，其中以童恩正的半月形交流带为学界熟知，特点是把关中、晋南盆地与黄土高原区分开来，并入以嵩洛为中心的中原。然而，这个以人文地理上的中原为前提的空间体系无法把“何以中原”作为考古学问题。以地形与水系作为空间分类的基础，用“高地龙山社会”和“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两个概念来描述巨变中的龙山社会涉及的频繁互动、跨区域网络、文化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遗产，有助于在中原—边地二元框架之外思考三代历史空间的形成。高地龙山社会概括了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龙山时代区域文化及地方类型——高原水系为相关社会提供的交流网络和共同生业传统，特别是连接高原河谷、高地与低地的廊道，例如太行八陉、崤函古道、泾渭河谷、洛阳盆地、商洛走廊、藏彝走廊等。因此高地龙山社会范围包括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以及青藏高原东部。以斝、鬲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晋南盆地等地广为分布，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核心特征。位于空三足器分布区之外的四川盆地和河西走廊也由于与上述区域的紧密联系而属于高地龙山社会。高地龙山社会与蒙古高原为邻，因此成为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社会交往的门户地带。与北亚、中亚社会之间的交流，导致龙山农耕社会中畜牧经济和冶金业的发端。同时，长江下游良渚文明崩溃后，东方玉琮造型传统通过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晚期社会传播到高地龙山社会，成为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玉器作坊中频繁出现的器型。因此，祁连山的玉矿与马鬃山玉矿、铜矿在龙山时代先后得到开发——高地社会玉器时代、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中国青铜时代形成期三个时间概念基本重叠，共同描述龙山时代幅度广阔的巨变。作为高地龙山社会中的两个重要都邑，陶寺和石峁达到三至四平方公里规模，并在聚落布局、陶器传统、葬俗玉器等方面具有共性。其物质文化传统不但把晋南盆地和晋陕高原连在一起，而且显示它们与关中、河湟、洮岷以及河西走廊等西部传统存在频繁交流。同时，它们与东方的王城岗、瓦店、平粮台、禹会、尧王城、两城镇、桐林、后岗、孟庄等龙山古城遥相呼应，构成以淮河水系为主干的交流网络。其中，日照尧王城与两座高地龙山都邑规模相当，其他则是中小型城址。东方龙山社会中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的鼎食传统，并把在良渚—大汶口社会中已经日臻完善的精酿与宴饮传统推向巅峰。
石茆石墙
从北向南，太行东麓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的河内（豫北冀南）以及商洛走廊南端的南阳盆地，都出现高地龙山社会的印记。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的双耳罐以及北亚风格的铜矛窖藏，成为具有冶金矿业知识的高地龙山社会南下秦岭南麓绿松石矿、朱砂矿以及江汉铜矿区的考古证据。由于穿越太行的河流多在河内汇入古黄河，使得河内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的延伸。因此，汤阴白营、磁县下潘旺等河内遗址中，具有陶寺文化特征的陶器和高地龙山双耳罐与东方陶器一起出现。这些龙山聚落成为龙山社会交流网络的重要枢纽，也是各种知识会聚的地方。通过这种远程交换网络，镶嵌绿松石片腕饰、货贝、玉器等龙山社会贵族文化标志，分布范围跨越黄河上中游与东方海滨。距今三千八九百年前龙山都邑的衰落开启后龙山时代政治版图的重组，导致此后历时千年的高地龙山社会的逐渐分野与中原三代政治传统的形成。在二里头崛起的前夜，在洛阳盆地的花地嘴、商洛走廊中的东龙山等遗址出现具有典型高地特征的陶器群与玉器。同时，在嵩山东麓兴起新砦古城——位于高地与平原交会地带的嵩洛地区成为后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中心舞台。洛阳盆地中二里头都邑的崛起标志着中原青铜时代政治传统的形成。虽然其规模与陶寺和石峁基本相当，但物质文化传统中的复合特征赋予二里头空前的创造力。二里头出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铜铃、青铜铸造技术、货贝项饰、牙璋等来自高地龙山社会贵族物质文化传统，其日用陶器传统则体现出高地与低地的混合特征——作为其主要炊具的深腹罐和陶鼎都来自淮河流域造型传统，而许多陶器又体现高地作坊的制作与装饰技法。二里头陶器群的分布范围显示其政治网络北达晋南，南至江汉，西抵关中，东到淮中，勾勒出早期中原政治地理空间的范畴。陶寺、南石—方城、周家庄等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导致二里头时代晋南盆地人口锐减，在嵩洛与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人烟稀少的分隔区。在二里头政权控制范围之外，黄土高原北部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在石峁古城衰落之后传承着当地袋足鬲造型与装饰传统，并与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齐家文化晚期分布区内的高地社会保持互动，形成独立于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形成中原和北方社会的第一次分野。二里头时代晚期，来自河内的下七垣陶器群在洛阳盆地逐渐上升，并在二里头都邑末期占据主导地位。以尖足鬲为标志的下七垣陶器传统，出自太行山西麓的太原盆地，在河内龙山晚期聚落废弃之后逐渐沿太行诸陉东进东麓山前平原。此后，河内高地势力南渡黄河，与后龙山时代出现在山东的岳石文化人群共同西进洛阳盆地，导致二里头政权的终结，并先后在偃师和郑州建立新都。郑州政权在二里头政治网络的基础上四面扩张，作为其物质文化印记的二里岗文化分布范围北抵晋中，西至关中，东到鲁中，南达湘西。这是高地陶器群首次大范围出现在低地平原，取代东方以鼎为中心的陶器传统。距今三千五六百年前发生的这场变革所带来的下七垣—二里岗陶器传统，与殷墟所见晚商物质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因此考古学者将偃师和郑州视为早商都邑。李济视为殷商文明东方之源的山东龙山文化，在二里头崛起的时代早已湮没。后起的山东岳石文化对于殷商青铜文明贡献不多。因此，现有证据支持邹衡的下七垣文化起源理论，商文明从日用陶器来看是一个源自晋中和河内的高地势力，南下取代二里头建立的中原政治传统。虽然商文明来自高地鬲食传统，其贵族宴饮与祭祀则沿用始于二里头的铜鼎。因此，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明结合了来自二里头的冶金、礼器与都邑传统、太行山两翼高地制陶传统，以及少量东方岳石制陶传统。无论是二里头还是郑州政权，都没有成功地将高地社会纳入其政治体系。刘绪指出，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遗存在陕北、关中西部和晋北等地普遍缺席。在二里头时代，石峁废弃前出现在黄土高原北部的蛇纹鬲比例逐渐上升，分布范围向北到达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在二里岗时代，高地社会虽然进入人口低谷，也不复存在大型都邑与玉器传统，但是其袋足陶器清晰地显示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绵延。远在商人控制区之外的西部高地，寺洼文化与齐家文化制陶传统存在密切联系，未曾出现过显著断裂。商人控制区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大甸子所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也保持着与二里岗造型迥异、以筒腹鬲为特征的高地陶器传统，这些都可以视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他们在与早商文明的对立中通过物质文化与口述传统保持其历史遗产。
殷墟时代的高地陶器
晚商时代，王朝放弃郑州返回河内，先后在洹河两岸的洹北和殷墟建立都城。规模三十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宏伟的城市。而在黄土高原，军事化程度和流动性日益增强的高地农牧部族与北方的蒙古高原和东方的殷商王朝同时保持交往。李家崖文化分布区出现的辛庄、高红、李家崖等山城，通过黄河中游密集的支流河谷与诸多梁峁上的石堡聚落相连，组成了大型政治联盟。位于石峁遗址以南约二百五十公里的辛庄山城外围有护墙防御，中心建筑群落有二十多个夯土基址，建在夯土包边的峁顶之上。其中庞大的长方形下沉式院落外面环绕两级回廊，总面积达到四千二百平方米，可能属于宗庙或宫殿建筑群。辛庄和李家崖聚落沿用了龙山时代的石墙，其峁上建筑传统可以追溯到高地龙山中心芦山峁。李家崖祭祀坑出土的石雕骷髅人像，与石峁浮雕相似，或为龙山古物。殷墟出现的家马、战车、北方青铜器，卜辞中武丁王朝与高地诸方的频繁战争和大规模使用羌人祭祀的记录，从不同角度展现出殷商与高地政权之间的对立，形成中原政权与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之间第二次文化分野。
李家崖祭祀坑出土的石雕骷髅人像（《李家崖》彩版27）
沿川陕古道南下，最为显赫的高地龙山社会遗产出现在成都平原。从中商延续到商周之际的三星堆与金沙祭祀遗址中大量使用来自高地龙山传统的牙璋和玉琮，既有传世龙山古玉，也有使用岷山玉料的当地作品，其使用特征体现出与高地龙山仪式传统的延续性。金沙出土的二十余件玉琮中，包括一件良渚晚期造型东方玉琮，并刻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鸟纹，可能是通过淮河流域进入高地龙山社会之后南下四川的。这些玉器的分布与传承说明石峁、二里头、三星堆、金沙共享高地龙山仪式传统。三星堆出现的陶盉和绿松石镶嵌铜牌也与二里头和黄河上游的齐家坪存在密切联系。这个从鄂尔多斯到四川盆地的玉器传承网络，完全处在中原政权控制范围之外，也超越了黄土高原龙山陶器传统分布范围，形成高地龙山社会记忆传承的多元谱系。殷商末期，王朝体现出高度内卷的趋势，殷墟人口达到巅峰，外围聚落规模与数量却显著下降，王畿之外缺少重镇翼护，导致西土联军得以顺利从孟津北渡黄河，在牧野击败商王大军，攻陷殷都。《诗经》等传世文献中的建国叙事显示，周人定居周原之前曾周旋于晋陕高原戎狄之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这里曾是高地龙山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地带，先周时代周原主要炊器是来自高地龙山传统的高领袋足鬲，与高原之上的陶器传统基本一致。周原北方有以李家崖—西岔文化为代表的鬼方势力，西方有以卡约和寺洼文化为代表的羌、戎势力，南方有以三星堆—金沙文化所代表的蜀人势力。这些高地部族或与殷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或远在王朝控制范围之外，因此不与殷商王朝共享政治立场、宗教传统与历史叙事。来自殷商时代之前的历史遗产或许不曾出现在殷墟甲骨文中，或被商人遗忘或拒绝，却在晚商蜂巢式社会结构中传承，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共享。周人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之上建立西土政治联盟，共同面对东方的殷商王朝。灭商之后，周人选择来自关中的联裆鬲取代来自黄土高原的袋足鬲作为炊具，并通过东征将这种陶器带到东方，以此强化周人以骀（武功）为祖先之地的关中本位文化认同。这种对器用传统的选择凸显出周人与高地社会之间的认同区别，形成中原政权与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之间第三次文化分野。然而，这种对立并不严格——周人贵族、高地联盟贵族、西迁殷商贵族在周原比邻而居，各有宗庙、礼器、家族荣耀世代传承，并彼此联姻，使周原成为不同文化传统会聚之处。周人贵族墓葬中频繁出现的龙山玉琮,以及用青铜仿制的双耳罐、琮、背壶、乳足瓮等龙山造型，可能都是这些文化传承的物化载体。宝鸡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属于与周人结盟的高地贵族。随葬物品的复杂来源体现出这些贵族与四川、甘青等高地社会存在密切联系，因此，李零称之为“西周的邻居与后院”—他们作为高地龙山记忆群体与庄白微史家族这种殷商世袭史官共同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殷商工匠家族的迁入使得殷式陶鬲在周原、丰镐、洛阳等西周都邑频繁出现，使河内与关中制陶传统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西周物质文化。从未进入三代礼器传统的高地龙山双耳罐造型却为羌人族群世代传承。
曲村晋侯贵族墓葬M113出土的青铜仿制龙山玉琮、双耳罐，对比右下的陶寺龙山双耳罐
为有效控制高地社会，王朝在晚商时代人烟稀少的晋南建立唐（晋）国，并将鬼方“怀姓九宗”迁入盆地。在《左传》（定公四年）中传承的封唐诏令中，“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虛，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涉及的“夏”“戎”交叠正是高地龙山传统分野的结果。在黄土高原之上，周王朝在殷商势力从未到达的泾河和渭河上游设立了一系列深入寺洼文化分布区的据点。甘谷朱圉山附近的毛家坪和李崖两处西周遗址出现周人、殷商遗民、高地部族陶器传统与葬俗共存的现象。清华简《系年》追述的秦人祖先传说中，参与武庚叛乱的商奄贵族被流放至此，为周人防御戎人部落。在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前，秦国始终是戎人包围之中的一块飞地。在中原东北方向，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都邑同时出现殷墟四期风格袋足鬲、西周联裆鬲以及沿袭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围坊三期高领袋足鬲。其中殷商与西周两种陶器传统都是在西周早期随着燕国的建立由商、周移民人口带到当地的。秦、燕两地跨度将近一千六百公里，揭示出王朝重组政治版图的雄心。西周的灭亡显示周王朝始终没有成功地将高地社会纳入其政治秩序——戎族入侵关中，贵族世代传承的青铜器被掩埋，曾经在周原紧密的社会网络和由铭文礼器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因为失去其物化载体变得如同历史传说。关中的失陷与东周政治中心东移使得王庭与位于四川盆地和黄土高原的社会逐渐疏远，形成中原政权与高地群体之间的第四次文化分野。此后，四川盆地远离东周列国，到战国晚期才为秦国征服——古史传说中的岷山故事，可能来自关中陷落之前。
西周陷落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距今四千多年前开始，一系列社会变革有如巨大的旋涡，席卷广阔的龙山世界。陶寺与石峁气势恢宏的龙山都邑会集各地物质文化传统，其高大的城垣与壮丽的山川一起被赋予神圣的意义，清晰地定义着空间与传统。此后，二里头辐辏式的形成过程涉及来自黄土高原、晋南、关中、商洛以及淮河流域的贡献，确立嵩洛为中心的政治空间。此后，商、周政权则分别兴起于黄土高原东西两端，分别从河内与关中入主中原。因此，高地龙山传统是三代文明的重要源泉。同时，从二里头开始，每一次中原政权的崛起，都扩大了与高地势力的对立。四度文化分野，彻底改变龙山时代政治空间格局—从高地—低地到中原—北方这种政治空间二元结构的转变在西周得以实现。从周原东望，由近及远依次是关中、晋南、嵩洛、河内四个地理单元。在周人空间化的历史视野中，年代越早的政权，距离关中越近，时间越近的政权，距离越远——“有此冀方”的陶唐位于晋南盆地，“有夏之居”的夏后位于洛阳盆地，“四方之极”的商邑最远，至少要两个月的里程。这个大约有一千年时间纵深、一千公里空间跨度的时空框架，构成周人想象与规划其天下秩序的空间结构。从考古视角来看，文献中这些政权分别对应的是陶寺、二里头、殷商的历史遗产，并通过兴建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邑重现了二里头以嵩洛为中心的政治空间格局，辅助其关中政权。黄土高原腹地则被排斥于西周的文明空间之外，并直接导致西周的灭亡。西迁殷遗建立的秦国的东进不但重启关中城市化历程，而且最终兼并六国成为融合高地与东方传统的集大成者。西周建立的关中—嵩洛中心政治格局最终在汉代重现，并成为中国政治空间传统的主干。*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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