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合著的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出版，这部书是二人十年合作的研究成果，也是格雷伯的遗著，用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志和考古学的证据，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制度进行全新的阐发。王铭铭曾与两位作者相识，在学术旨趣上同样受莫斯文明论的影响，他指出格、温二人实践了一种新史，在这一新史中，社会复杂性与人同时产生，历史可如季节般循环展开。王铭铭同时也指出，“新史”的写作固然有诸般问题，但其对人类学综合性的探求，对文明统一性的探求，值得特别称道。
受人文科学表述危机煎熬的知识分子很多，但身在资本主义大都市伦敦的人类学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考古学家温格罗（David Wengrow），却可谓极少数有刨根问底决心和能力的佼佼者。十多年来，他们出于共有的理论志趣和社会关怀紧密合作，费心汇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积累的证据，努力以之证明人类史的堕落论和进步论之荒谬，以期对人类社会在过去三万年来的变迁提出根本不同的解释。最终，在格雷伯年仅五十九岁（二〇二〇）遗憾地过早去世之前，他们完成了一本名为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的杰作。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来源：douban.com） 书名中的“Dawn”比较好理解，是指黎明、曙光、萌芽、开端，常被考古学家用来形容文明（不平等）的起源。“Everything”貌似万物的意思，其实恐怕是指“我们祖先全部的人性”，包括其无辜和邪恶、平等和不平等、冷与热的“复合本性”。副题的意思相对直白，指的是与既有人类大历史旧史叙述截然不同的新史叙述。在他们看来，如果非得历史地追溯人性，那么，我们便先要认识到，并不存在单面人性。那种将人性之一面当作先发的全部人性（如，自然人或野性人的人性）并将人性另一面当作后发的晚期全部人性（如，文明人的人性）的做法，大错特错。那些用由简到繁、由童年到成年等直线模式来理解过去的做法，也大错特错。 受过阿伯纳·科恩（Abner Cohen）“双面人”理论的影响，在思索“The Dawn of Everything”的深意时，我甚至猜想，“双面人的起源”可能是个合适的译法。然而，两位作者用的原词却是“Everything”，他们不愿局限于“双面”，而选择了“一切”。比起他们的前辈，格雷伯和温格罗雄心更大，他们致力于借助科学研究得出的证据，勾勒出一幅破天荒的人类史图景，他们有志于指出，这一图景比那些被信以为真的乏味历史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来源：douban.com） 两位作者的人类新史，除了令我想起格雷伯的导师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西方人性幻象”的揭示之外，还令我想起诸如科恩的“双面人”概念，及“过程人类学”导师利奇（Edmund Leach）的“钟摆”模式。我甚至深信，“双面人”和“钟摆”之说，本已为我们消解列维-斯特劳斯的冷社会（即顽固地抵制历史变化的“神话社会”）与热社会（即不断求新的“历史社会”）之分及暗藏于它背后的卢梭“自然”和“不自然”之分做了准备，而这似乎正是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想完成的使命。然而，格氏和温氏志向高远，他们要“改写人类历史”（如其所言，他们要“change the history of humanity”，其中“change”既指改写，又指改变）。他们之所以要引申莫斯的文明论，是因为他们要用它来止息堕落论和进步论之争及作为其余音的左右派之争。他们用有力的话语指出，无论身处哪个观念形态阵营，学者只要还在寻找以不平等或差序为特征的文明之起源，便会制造出伪历史。带着这一告诫，他们实践了一种新史，在这一新史中，社会复杂性与人同时产生。对于社会复杂性之生成和再生成，仪式“作用圈”发挥的作用是首要的，它们兼备“支配”和“互通有无”等丰富内容，其历史远比被视作文明要素的城市、国家、文字、阶级、哲学大传统古老，而后者一一可以在其中找到原型。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作用圈”曾被不少启蒙思想家说成是非西方的、传统的，但它的本质是全人类的。穿越于古今自他之间的文明风情万种，但差异之异下流淌着一个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同样是文明，是不可数的文明，是humanity（人性、人类、人文等）一词的含义。 专注于不同区域之研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一定能在书中找到不少对数据的引据和解释的不准确之处；习惯于用旧史来限制事实发挥启迪作用的学者，一定也能在书中找到许多令人生疑的观点。然而，这些都难以否定两位作者人类新史叙述的知识和思想价值。这部著作还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课：做文明史，不能只收罗所有可能得到的“证据”，用以证明自我民族的古史特殊性，我们尚需展望世界，不仅要有比较，而且还要与我们的“异类”（如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达成某种同理心。如果说缺乏这种同理心是堕落论和进步论历史观的问题之源，那么它同样也是受这类史观影响的文明自我主义学术的问题之源。 格雷伯在一个几乎以民族志为一切的社会人类学传统（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中工作，温格罗则在一个曾致力于结合民族志、人文地理学、民族学和生物人类学的人类学系隔壁（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研究所，柴尔德曾是该所所长）工作。前者早已有志于通过拓深人类学的历史深度，使其思想抵达“史前”，后者能从前者那里感知当代问题对于考古学家的重要性及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然其专长为古史研究。在人类学社会科学化的一百年后，这对学术搭档致力于通过考察历史中的持久现象（这些既包括物质和文化的结合现象，又包括诸如“作用圈”之类的社会机制）复兴人类学的综合性，这特别值得称道。 格雷伯和温格罗本亦可对历史时间性的更新做出更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他们的精力集中于汇总证据，难以更多思考季节社会形态学在这方面的启迪。旧史的主要问题来自其对“周期性时间”与累积性的“历史时间”的二分。二元对立主义使我们误以为，线性时间属于“自然系”，周期性时间属于“文化系”，为了科学地研究过去，我们必须以前者为“客观”。由于过于迷信“客观”，我们未曾想到历史可以如季节般展开。在我看来，格雷伯和温格罗已表明，对历史做季节循环式的理解是可能的。遗憾的是，他们未能以足够的理论指出，人性既是复合的，历史便不可能单线——它或许更像冬夏的冷热轮替，而由于轮替的两方既可分又“互渗”，原始冷神话有文明热历史的温度，文明热历史也有原始冷神话的冰爽，二者之间的过渡，如冬天之后的春天，夏天之后的秋天。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 NewYork：Farrar, Strausand Giroux, 2021）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将每月不定期更新—— 阅读思想，看见《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