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雪涛 （《读书》2023年8期新刊）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主编魏思齐（Zbigniew Wesolowski）邀请我为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新著《儒莲与谢林·冯·坎施达特、克拉普罗特、恩德利歇尔、加贝伦茨及亚历山大·冯·洪堡有关中国的学术通信》（Stanislas Julien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über China mit Schilling von Canstadt, Klaproth, Endlicher, Gabelentz, und A. von Humboldt,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21. P.110，以下引用仅注明页码）写一篇书评。这本书只有一百多页，但由于所有的书信都是用法文写的，尽管有魏汉茂的德文翻译，但对于不精通法文的我来说，读起来依然有些费劲。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来翻译、做笔记。在着手写书评之前，不知不觉已经做了十多万字的札记。这些书信大部分是儒莲写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其他学者寄给他的，所讨论的内容大都是东方学和汉学的问题，展现了一个生动、立体的儒莲形象。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一再查阅其他的文献，试图对这位备受争议的汉学家予以更恰当的评价。
德国的语言学家加贝兰茨
一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界乃至东方学界，儒莲都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有关中国文学、汉语语法、中—印佛教乃至中国工艺的翻译和研究，在当时的法国及整个欧洲，都可谓超群绝伦。尽管其他汉学家也在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进行研究、翻译与著述，但在儒莲看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做重复且极其平庸的工作。他对这些“成就”丝毫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有的只是鄙夷，这些从他对包括自己的老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谴责和批评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儒莲留给我们的大量译文和研究著作，借此很难对儒莲本人做客观的评价。不论是在法兰西学院还是在东方语言学院，儒莲都担任过汉学教授，有关他的教学工作，他在书信中自我标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但当时的“圈内人”——同行们——对他的评价并非如此！ 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在一八九四年的《通报》上撰文，对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的欧洲汉学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在回溯到儒莲时，他写道：儒莲不大容易为年轻人所接受，并且对于他杰出的导师，也没有留下任何深情厚谊的回忆。他当然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性格上的缺陷——我甚至认为他身上有某种天生的嫉妒心——对汉学造成了伤害，即便他曾在中国研究上投下过巨大光辉也很难予以弥补。此外，他忘恩负义，这并非是因为他重译了雷慕沙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因为他指责自己恩师的所谓不当行为，比如剽窃了马若瑟（Prémare）《中国语言札记》的部分内容。鲍狄埃（Pauthier）是一个比儒莲差得远的汉学家，但鲍狄埃却比他的对手儒莲更有骑士风度，他为他们共同的老师报了仇。儒莲，这位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在从事了四十年的教学工作之后，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的学生，他们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人数上，都无法与那些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新生代法国汉学家抗衡。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甚至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委托给他保管的这些宝藏的目录：他制作的一份平庸的中文书籍清单似乎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承担同样的任务。……儒莲的著作是伟大的，却只属于他个人：可以说，其代表作主要是他的《汉文指南》（Syntaxenouvelle）和《慈恩传》（Pélerinsbouddhistes）译本；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然而，尽管这些著作为作者本人以及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但儒莲绝不是一个好老师：他不把自己的学生看成接班人，反而把他们视作对手，而一个好老师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在儒莲那里永远不会培养出大学者来。（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01-1894), in: T’oungPao, Vol. VI. (1895), pp. 116-118）
曾协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改良派著名思想家、报人王韬与儒莲有过交往，他对这位法国汉学家的翻译、研究以及人品也有过评价。王韬论儒莲的文献目前能见到的有两种：其一是一八六八年他写给儒莲的一封长信；其二是在一八七三年二月十四日儒莲去世后，他特别为这位“通中西之学”的“硕儒名彦”撰写的《法国儒莲传》。王韬于一八六七年底前往欧洲游历，帮助理雅各进行翻译工作，他在一八七〇年初回国途中，在巴黎拜访了儒莲。王韬在儒莲去世后写的《法国儒莲传》中，对这位法国汉学家有一番完全不同于法国学者的评价：
一般说来，书信和日记等一手文献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在二手文献中为了保持某种形象而加入的修饰、隐语，从而可以直接窥探作者的内心世界。儒莲与远离他生活、工作圈子的德国学者的书信往来，能展现较为真实的自我。这些书信所展现的儒莲，是一位视学问为生命的学者，同时也热衷于臧否学界人物，在头衔、职位以及荣誉面前，他不遗余力地拉关系，为自己和“自己人”创造条件。儒莲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有强烈的嫉妒心，暴躁、易怒，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国汉学研究的官方机构中独揽大权，并且排斥一切竞争对手。在他的书信中，他指责其他一切汉学家：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老子》英译是从他的《老子》法译本剽窃而来（p.84）；巴伐利亚的诺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是一个平庸的汉学学者（p.84）；英国的一位汉学家将“金瓶梅”翻译成了“李子装在了金罐子里”（p.84）；儒莲根据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好逑传》的英文译本书名 The fortunate Union推断出，这位译者根本不知道“好逑”一语出自《诗经·国风》中的一首诗（p.55），等等。儒莲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不仅对他的论敌如此，对他的老师雷慕沙也不例外。在评论雷慕沙的《玉娇梨》法文译本时，他提醒读者要格外小心阅读，因为其中有三千至四千个翻译错误（p.55）。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给儒莲的信中，恳求他在对诺依曼做出评价时务必手下留情，因为诺依曼是他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一家的朋友（p.93）。
雷慕莎的《玉娇梨》法文译本扉页和插图（1926年）
德国的语言学家加贝兰茨（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著名汉学家贾柏连孜［Hans Georg Conowvon der Gabelentz］的父亲）写信告诉儒莲：西班牙人卡斯塔涅达（Benjamín Casta eda，此人实际上是秘鲁人）有关广东话语法的著作《广东土音》（Gramaticaelemental de la lenguachina, dialectocantones, por B. Casta eda. Hong-kong, 1869）抄袭了雷慕沙的《汉文启蒙》（p.82）。儒莲在其后的回信中却说：“雷慕沙在出版《汉文启蒙》时，只是对马若瑟的书进行了删减而已，但他在序言中却胆大妄为地宣称自己对作者使用的例子进行了复核，并称这些修订工作是他自己做的。……当雷慕沙出版他的语法书时，他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中文，而直到他去世时（一八三二年六月四日），他甚至还没读过‘四书’。”（p.84）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汉学家考狄在论及儒莲时说“对于他杰出的导师，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深情厚谊的回忆”的缘故。 从书信中还可以看出，儒莲特别热衷于传播一些其他汉学家的“轶事”。他在给奥地利植物学家恩德利歇尔（Stephan Ladislaus Endlicher）的信中，提到了曾经作为俄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大汉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偷书”的一个细节，据他推断：两出中国戏曲的印刷本是克拉普罗特从阿瑟纳尔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里偷走的，并撕掉了扉页。他还说，克拉普罗特也曾以同样的方式从圣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偷走了一些汉语、满语的珍贵版本（p.56）。在给加贝兰茨的信中，儒莲更为详细地叙述了克拉普罗特的“偷书”行径：“在克拉普罗特的藏书被出售的前一年，我把目录寄给了科学院，并告诉他们说，其中大部分汉语、满语、蒙古语、吐蕃语和日语的书籍都是这位无耻的学者从他们那里偷走的……克拉普罗特偷书的行径真可以写一部书了。”（p.80）这显然是夸大其词。根据魏汉茂的研究，克拉普罗特的藏书中其实只有大概十五部是从科学院借来而没有归还的。其他儒莲贬低克拉普罗特的叙述也跟实际情况多有出入（pp.80-81,Note210）。
也就是说，儒莲在翻译《大唐西域记》的序文时遇到困难，向当时在中国传教的伦敦会的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求助——当时他任职于上海制造局，“艾君”（艾约瑟）又将其“西席”——“丽农山人”介绍给了儒莲，帮他解释《大唐西域记》的序文。“丽农山人”是蒋敦复的号，他当时与王韬、李善兰有名于沪淞，被称为“三狂士”。遗憾的是，查遍儒莲所译的《大唐西域记》法文版，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马若瑟或蒋敦复的名字。 儒莲在他的《西域记》（卷一）法译本的前言中提到了这个译本是应他“杰出的朋友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的紧急请求”而翻译的（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 Par M. Stanislas Julien, Tome Premier, Paris: A L’Imprimerie Imperiale, 1857, p. VI），并提到他在书中插入了一幅由维维恩·德·圣马丁（Vivien de Saint-Martin）绘制的大比例尺的中亚和印度地图，以帮助读者理解玄奘的取经线路（同上，p.IX）；儒莲认为中国书的“序”不容易理解，因此他特别感谢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俄国东正教使团的汉学家孔琪庭（Constantin Skatschkoff）的帮助（同上，p.XXX）——孔琪庭实际上在北京生活了七年的时间，他搜集的汉籍善本在当时的俄国是首屈一指的；同时儒莲也感谢孔琪庭将当时俄国驻日本的领事戈什科维奇介绍给了自己，儒莲希望这位外交官能帮他在日本找到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敬播所撰的六十卷本《西域图志》（Mémoires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 Par M. Stanislas Julien, Tome Second, Paris: A L’Imprimerie Imperiale, 1858, p. XV-XVI）。儒莲并非没有提到任何帮助过他的人，只是没有提到中国人而已。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强调他的研究和翻译是独立完成的，是有别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汉学家们的。《西域记》（卷一）法译本前言的一个注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那些长期居住在印度的东方学家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在解释梵文文本时常常会得到梵文学家或婆罗门的帮助（我想这是他们值得赞许和称羡的地方）；但让人常常忽视的是，想要在中国立足的欧洲或美国的汉学家，为了他们的研究和工作，通常雇用一个或多个中国学者，他们被称为“先生”。……正是在这些本地学者的帮助下，马礼逊牧师（Morrison père）和他的继任者才得以编写了他们出色的字典及所有的文学作品。……我可以举出另外一部部头更大的作品，根据译者的说法，他的“先生”向他一字一句地解释了整部作品，几年来日积月累的页数才让他完成了自己的事业。……这些可敬的东方学家们在享受着他们优越地位的同时，也有着高尚的情操，他们从不谴责那些被剥夺了这种优势的欧洲同事们——只能在没有任何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他们的著作。此外，他们不断为这些欧洲汉学家们主持公道，并经常以最恭维和最热烈的方式赞扬和鼓励他们的成就。
儒莲与尚皮翁（Paul Champion, 1838-1884）共同编写的《中华帝国古代和今天的生产制造》（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1869), pl. XII)法文版中的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