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小章：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
编者按
叶卡捷琳娜是一位胸怀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狄德罗是一位渴望自己的理念得到践行的理想主义哲学家。他们二位的会晤是十八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尽管这一会晤没能结出理想之果未免令人遗憾，但本文作者认为，在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理想主义的思想者之间维持一种像叶卡捷琳娜与狄德罗之间那样的张力，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
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启蒙借开明君主而行？
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常常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寻求、构想甚至“发明”各种“异邦”或“他者”，或是为了树立敌人、明确战略，或是为了建构自己的认同，或是出于投射希望、寻求新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中国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是如此，俄国在这些启蒙思想家那里也是如此。在十八世纪，“对俄罗斯的幻想情结”牢牢地牵动着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想象。伏尔泰为彼得喝彩，因为他为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引入的，“不是土耳其的礼仪，不是波斯的礼仪，而是我们的礼仪”。他写信告诉叶卡捷琳娜，她注定要延续彼得开启的西化进程，将俄国从一个阴暗冰封的落后之地变为一个开明的欧洲国家。他还不无恭维地声称：“在彼得大帝治下，你们的艺术和科学学院曾向我们寻求光明，而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治下，我们现在要向你们的学院寻求光明。”（109页）
在人类历史上，期望借君王的权力来传播和践行自己的“道”或“理念”的思想家可谓代不乏人。从孔子到康有为，从亚里士多德到狄德罗的启蒙同道伏尔泰，其间的心思可谓一脉相承。相对而言，狄德罗对于君主的专制权力可以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怀疑，对于借开明君主之权行启蒙之理念，在一开始也持保留意见，就像他对伏尔泰与腓特烈的关系一直持保留态度一样。因此，一开始，即使在百科全书的出版在法国受阻，而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的情况下，面对伏尔泰向他转达的叶卡捷琳娜的邀请，狄德罗对伏尔泰的回答依然是：“不，我亲爱的、杰出的伙伴：我们既不去柏林，也不去圣彼得堡。”（53页）
不过，他后来看到和亲身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使他改变了态度。一件事情是，叶卡捷琳娜登基不久，大概也就在第一次对狄德罗发出邀请后不久，就给法国宗教狂热和法律不公的受害者让·卡拉斯（Jean Calas）的家人寄赠了一大笔钱。卡拉斯的案件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伏尔泰为此拍案而起，发出了著名的“消灭败类”的愤怒呼吁，并写下了《论宽容》这部著名作品。另一件事可以说完全是狄德罗个人的私事。一七六五年，狄德罗一直在艰难地为女儿筹备嫁妆，为此，他准备出售他心爱的图书馆中的三千多册藏书。这时，叶卡捷琳娜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指示巴黎的代理人，不仅要一分不少地为这个图书馆付给狄德罗一万五千里弗，还附加了两个不一般的条件：狄德罗不仅在有生之年可以继续保留这个图书馆，而且还将担任这座图书馆的馆长，额外领取每年一千里弗的俸禄。这固然只是关乎狄德罗个人的私事，但叶卡捷琳娜的这一举动不可能不使狄德罗心生感激，并增加好感。当然，最令狄德罗动容的，还是下面这件事，叶卡捷琳娜成立了包括俄国各阶层代表的立法委员会，并亲自按照启蒙精神为该委员会撰写了“指导书”。这对于狄德罗来说，是颇具震撼性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狄德罗不无激动地说，叶卡捷琳娜“本可以将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枷锁强加于她的人民身上，但她却睿智地告诉人民，‘我们都生活在法律之下，而制定法律的原因只有一个：为了让我们幸福’”（91页）。
二、
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宫廷化妆舞会上。他被引到女皇面前，微微弯着腰，带着些犹豫，女皇则被一群侍臣簇拥着。她请他坐下来讲讲旅途中的事情。他们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他所讲的一切都“令她非常满意”，甚至可以说，令她“深受感动”。实际上，对于女皇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他终于来了。她需要一位有声望有影响的启蒙哲学家的到来，但伏尔泰太老了，达朗贝尔过于粗鲁，剩下的就只有这位伟大的狄德罗了。现在，他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喝彩的呢？当然，她肯定也期待接下来会有富有启迪的对话。在这第一次见面交谈结束时，女皇指着那扇通向她私人房间的门说：“狄德罗先生，你看见那扇门了吗？每天三点到五点对你开放。”（132页）
女皇的这一允诺让狄德罗大大地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也提升了他对接下来的对话的期待，同时也可能使他放松了本来已经准备好的矜持。很难说狄德罗接下来在圣彼得堡四个多月的日子过得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也许，大体可以这么评价，女皇对他的态度是由热情、期待慢慢转变为礼貌，大多数朝臣对他的态度是由好奇慢慢转变为厌烦，而他对女皇的态度，则是由原先的感激、希望慢慢转变为怀疑、失望。
身穿红色睡袍的狄德罗(来源：google.com）
狄德罗来到圣彼得堡，除了要表达对女皇的感激，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与女皇进行纯粹的思想与思想的交流，以自己的理念影响女皇的头脑。但许多因素都在影响、干扰着对话的纯粹性，也影响着对话双方对彼此的观感。这些因素既牵扯到狄德罗与其他同为女皇座上客的艺术家、思想者之间不无庸俗意味的人际关系，也包括狄德罗自己的行为举止。狄德罗原本已准备好要以“谦逊并抱着感激的态度温和地向女皇表达他的坦率”，但女皇对他开放私人房间的允诺（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他文人的本性）似乎让他只记住了 “坦率”，而放弃了必要的矜持。据格林姆（女皇与狄德罗的共同朋友）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描绘：“他（狄德罗）与她（女皇）在一起时，就像和你在一起时一样古怪，一样有独创性，一样狄德罗。他就像握着你的手那样握着她的手，就像摇晃着你的胳膊那样摇晃着她的胳膊，就像坐在你身旁那样坐在她身旁。”狄德罗的这种有失分寸的举止，再加上他 “不识趣”地严厉抨击与女皇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和紧密的外交关系的腓特烈大帝，还屡屡大肆攻击宗教，即使女皇本人以得体的大度不予计较，也让大多数朝臣对他深深厌恶。
还有一件事肯定让女皇深感不快。凡尔赛宫原本讨厌狄德罗，但是，当他和叶卡捷琳娜女皇频频交往时，法国的驻俄大使却找到狄德罗，希望后者能够说服女皇重新考虑外交政策。狄德罗不想被利用，也不想因此而破坏他与女皇之间对话的纯粹性。但是，面对来自凡尔赛宫的威胁，他无能为力。他害怕如果拒绝大使的要求，回国后将面临牢狱之灾。当他战战兢兢将大使给他的建议清单递给女皇，后者感到，这位享有觐见女皇特殊通道的贵客，居然变成了波旁王朝的外交侍从。她对狄德罗说，她不会让他为法国大使的无耻埋单，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如实向法国大使报告，她是如何对待这份文件的。说毕，她将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壁炉。
当然，使狄德罗和女皇之间礼貌地分手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在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分歧。而这又最突出（但不是唯一）地体现在对于法律和君王权力的关系上。狄德罗始终坚持“君主在臣民身上行使的权力来自他的臣民，而这种权力需要受到自然法和国家法的制约”。对他来说，成立立法委员会这一举动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他到达圣彼得堡后所选择的与女皇第一次单独对话的开篇话题就是关于违法的问题，而他所说的违法，不是臣民违法，而是统治者自己的不法行为。他确实想借统治者的权力推行启蒙的理念，但同时，这种权力本身也使他恐惧。在他看来，如果法律只约束人民而不约束统治者，那么，无论这个统治者多么开明仁慈，也依然是个有害的独裁者。他赞赏叶卡捷琳娜将启蒙的理想引入俄国的努力，同时告诫后者，如果这种努力不转化为法律，就注定会失败，而且，立法者“必须尊重法律”。没有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俄国就会成为统治者心血来潮的牺牲品。而对于叶卡捷琳娜来说，她固然欣赏西方文明，也希望为俄罗斯引进启蒙理性的种子，但她从一开始就不曾想过放弃独裁者的权力，还认为“要统治俄国，继续彼得的大业并推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革，就必须拥有专制权力”（87页）。她成立了立法委员会（实际上，由于委员会本身工作状况的低效混乱，兼之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迫在眉睫，女皇在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次年就对它失去了热情），但没有真正想过要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一个细节集中地反映出狄德罗与女皇之间的这种分歧：孟德斯鸠说“在君主政体中，国王是一切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来源”，对此，女皇感到极为满意，而狄德罗则感到极为不安（182页）。
在四个多月的交谈中，狄德罗“翻来覆去地劝说叶卡捷琳娜承认法律至上”，而女皇则总是“在盛赞狄德罗的表演后，原封不动地回到她的日常生活中去”（196—197页）。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还出于某种恐惧，在圣彼得堡时，狄德罗没有以尖锐的语言刺激女皇，但当他的英式马车于一七七四年三月五日驶出圣彼得堡后，他开始整顿自己的思绪，并决定不再掩饰他与女皇之间的分歧。他后来写下了针对女皇的《指导书》的《〈指导书〉评述》，开篇即言：“只有国家才是真正的君主；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立法者。”他直率甚至不乏尖刻地批评叶卡捷琳娜，称她是依靠武力而不是人民的同意而夺取权力的人，是一个“独裁者”。后来，在狄德罗去世一年以后，女皇读到了这些文字。她的反应是：这个哲学家疯了。
三、
狄德罗对叶卡捷琳娜的观感和态度经历了一个一变再变的过程：一开始他对后者所持的基本上是他对一般专制君主的“刻板印象”，后来他看到和亲身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使他脱离了这种“刻板印象”，而在圣彼得堡四个多月的近距离接触与对话则又终于使他看到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尽管，一直到狄德罗生命终结，他和叶卡捷琳娜之间始终维持着相互关注也不乏相互关心的私人关系，但这种私人关系却似乎未能影响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分歧。
该如何理解这种分歧？叶卡捷琳娜对狄德罗所说的一段话或许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狄德罗先生，我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聆听了你那聪明脑袋中的所有奇思妙想。我很理解你那些宏大的原则，但它们只适合写在书上，不适合用来实操。你的改革计划忽略了我们两个不同的立场。你在纸上工作，而纸接受一切。它光滑且容易弯折，不会反对你的想象或书写。而我这个可怜的女皇，是在人的皮肤上工作的，而人的皮肤敏感且易受刺激。”（230页）也就是说，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之间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与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之间的分歧。前者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并急切地希望后者使用手中的权力以他所信奉的“理性”—哈耶克所说的“建构式理性”—将这个理念转变成地上的美丽花园；而后者，虽然认可前者的理念，但更意识到要将理念落实到地上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种种实际阻力和干扰，更何况还有她自己不能放弃的利益要维护。借用一个比喻，如果要在两点之间修一条道路，那么，在前者看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按直线修建就是；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则不能不考虑在这条直线上是否存在古建筑或难于夷平的险阻等，而如果古建筑是自己的宫殿则更加不能拆除了。在看了狄德罗的《〈指导书〉评述》后，叶卡捷琳娜写信给格林姆，愤怒地说：“这部手稿完全是胡扯，丧失了经验、谨慎和远见。如果我写的《指导书》要符合狄德罗的口味，那就意味着要颠覆世界。”（229页）但“颠覆”这个黑暗、愚昧的世界恰恰正是狄德罗们的心愿。狄德罗去世五年后暴发的那场大革命，某种意义上正是上演了这样一种“颠覆”，其结果，众所周知，一言难尽。
叶卡捷琳娜代表着“现实政治”，狄德罗代表着“文人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赞扬前者而贬低后者。实际上，启蒙的新篇章没能在叶卡捷琳娜统治的俄罗斯开启无疑是令人遗憾的，而如果没有像狄德罗这样的思想者不断地开拓人类社会的新可能，那么，希望之光将永远照不进惨淡人间。就此而言，在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理想主义的思想者之间维持一种像叶卡捷琳娜与狄德罗之间那样的张力，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
（《失败的融合：狄德罗、叶卡捷琳娜与启蒙的命运》，[法]罗伯特·扎勒特斯基著，徐达艳译，东方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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