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卜键：从“唐太”到“桦太”——《库页的伤逝》之四
编者按
从“唐太”到“桦太”，日本给库页岛起过很多名字，标示了其侵占库页岛的野心。清政府颁赏乌林的的体制虽然仍未废弃，但清政府的无力，使得库页岛遂成为日本、俄国的觊觎目标。费雅喀人在船上对《永宁寺碑》恭行祭拜，爱奴老人说：“萨哈林没有日本的土地。”这样的坚定的文化认同，比之清政府对边疆治理的疏忽与轻慢，让人难免扼腕痛惜。
从“唐太”到“桦太”
《库页的伤逝》之四
文 | 卜键
（《读书》2018年8期新刊）
谈论库页岛的话题是沉重的，亦无法回避日本曾经的经济渗透和武力侵占。就在清乾嘉间对该岛忽略淡漠、视若赘累之时，俄日两个近邻已心怀觊觎并暗地尝试；随着清室的日益衰微，他们终于不再隐忍等待，一由北端和中部，一自南端，争相侵入库页岛。
契诃夫多次写到与萨哈林只隔着窄窄一道海峡的日本，写俄国人与日本人在南库页发生的冲突。相邻的北海道史称虾夷，变为日本的正式藩属未久。俄国舰船的频繁袭扰，其对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悍然侵占，引起日本德川幕府的警觉戒备，于一八六八年在虾夷设官开府，并大举移民。至于北面的库页岛，他们虽明知属于中国领土，也开始移民和设立机构，并将岛名擅改为“北虾夷”。
一、又一条丝绸之路？
由于地缘关系，日本与库页岛较早就有了人员交往和经济上的联系。这一方面是因虾夷人（阿伊努人）与南库页的爱奴人种族接近，另一方面则来自两岛间的贸易。不仅本岛南北族群要与外界互通有无，中国大陆和日本商人也会来岛交易。新井白石《虾夷志》记载：库页岛“产青玉雕羽，杂之以蟒缎文缯绮帛，即是汉物，其所从来盖道鞑靼地方而已”。作者分得很清楚，玉石和羽毛产于当地，蟒缎绮帛则出自中国，系从东北地区辗转而来。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东北亚丝绸之路”（东段丝绸之路）的说法，勾画出很长一条路线：北京—盛京—吉林，然后是宁古塔和三姓—奇集（普禄或德楞）—库页北部和中部—南库页—北海道—日本本土。日本学者所称的“山丹贸易”所论内容亦相近，关键都是清朝的颁赏乌林体制。
乌林，又作乌绫，俗称“穿官”，与戏曲术语“穿关”含义近似，意为从头到脚一整套的衣服鞋帽。或因发放时按姓长、乡长、子弟、白人分别等级，尤其是姓长的蟒缎朝衣，渐改为“穿官”——身穿官服或官府所赐衣饰之谓也。当初明朝对于建州等地女真，也有过类似的做法，赐之以禄位官衣，使之由“生女真”到“熟女真”，以便约束。深感族人太少的努尔哈赤，将“野人女真”视为族类，数次派员往黑龙江下游与岛上收服使犬部民众，大加赏赐，不光服饰日用，还包括牛马、田庐、器具，无妻者还配发老婆。顺治间，下江地区各部落皆被绥定，称为“初顺使狗地方”。贡貂屯落一般不再强令迁徙，赏赐改以衣物及日用品为主，姓长为“披领”，乡长为“缎袍”。所谓“披领”，又作“扇肩”“披肩领”，冬季以貂鼠，夏季以丝锦，制作精美，佩戴时两端略呈尖状且上翘，形制庄重美观。此处“披领”代称全套官服，发至姓长一级，整个库页岛只设六姓长，人数甚少。
服饰是文明的重要表征，也具有很强的示范与引领作用。穿上这样的官服，仪态自与冬天披张熊皮、夏月穿鱼皮衣不同，等级差异更明显，对朝廷的忠诚和依赖都得以提升。据档案记载，有的地方发放对象出现争议，也有姓长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请求由儿子继承披领之服。那时的盛京，已有了专门的服装加工厂，制作四季袍服、皮袄棉裤，以供颁赏之需。
乾隆初，颁赏乌林已成常规，成为凝聚或曰笼络下江与海岛部众的主要举措。有鉴于做成服装既费工时，更难以合体，后来应是采纳部族首领意见，改为折算绸缎布面，倒也是大家方便。什么时候改的未见记载，至少在乾隆中期就不再发放成衣了。兹引三姓衙门在乾隆二十五年的一份呈文，以见其详：
三姓地方贡貂之库页费雅喀六姓之人额定为一百四十八户，约定于奇集噶珊进贡貂皮，故应备辛巳年颁赏用乌林一百四十八套，其中姓长之无扇肩朝衣六套、乡长之朝衣十八套、姓长及乡长之子弟所穿缎袍二套、白人所穿蓝毛青布袍一百二十二套，折成衣料为蟒缎六匹、彭缎四十六丈三尺、白绢一百一十六丈、妆缎二十丈四尺四寸、红绢三十七丈、家机布七丈四尺四寸、蓝毛青布二百四十四匹、白布五百九十二丈即一百四十八匹、棉花二百四十斤八两、毛青布九百二十匹、高丽布五百一十四丈折细家机布二百五十七匹、每块三尺之绢里子二百九十六块……
以下还有梳篦、针线等物，不赘述。发放之物，具体到一寸布、一两棉、一根针，显示出尽量考虑部民的实际使用，且处处从宽。我们也注意到扇肩（即披领）不发了，应也是从实际出发，貂鼠皮毛本产自这里，并不觉得稀罕，也就省免了。
赏乌林的第一个环节是贡貂，略同于内地的贡赋体制，一经确定后不再增加。所不同的，在于接下来的赏赐环节，算是一种对边区的特别优惠。清廷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赏赐的价值远高于赫哲、费雅喀等族的岁贡，应存在一种美好期待：让当地部族由穿着衣饰的改变开始，渐渐脱离半原始的“鱼皮鞑子”状态，跟上新满洲的发展步伐。
《皇清职贡图》中的库页岛妇女（来源：永璇撰《皇清职贡图》卷三）
为了方便库页费雅喀人跨海前来，贡貂和颁赏乌林定于每年夏七月实行。而在当年秋天，三姓和宁古塔都要将实际发放数额汇总上报，再领取次年备赏物品。所需绸缎布帛等项经吉林将军转报盛京，由盛京礼部备办、户部核发，程序很严格。届时宁古塔和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出员弁前往领取，车载船运，抵达后先行贮存，次年再分运各行署发放。路途遥远，水路难测，多次出现过沉船伤人、乌林漂没的情况。
年复一年的颁赏，大量绸缎布帛的涌入，的确使岛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变。契诃夫写克鲁逊什特恩在北端的岬角间登岛，“见到过一个有二十七所住房的屯落”，“基里亚克人穿着华丽的绸缎衣服，上面绣有许多花”（《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一章）。那是在嘉庆十年，在库页岛最为艰苦的北端，出现这种数十户的屯落和讲究的服装，当然与赏乌绫有关。而一伙俄国海军登岛逗留，又出现在黑龙江口外，大清当局竟全然不知。
不管是颁赏成衣还是折换为衣料，也会有一些人转手卖出，或用以交换一些急需的东西。清廷在遍赏乌林的同时，严禁钢铁和兵器入岛，就连官差登岛，不经报批也不许携带腰刀之类。上岛执法的吉布球发现姓长齐查伊手下有穿甲和挎刀之人，也要特别报告给上司。此举当然为的是便于管控，但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世界已发展出各类新式火器，库页岛人的武器装备还基本处于石器时代，朝廷既没有派驻军队，相距三姓衙门又是两千余里之遥，只能是任由强寇宰割。还是要感谢康熙帝的功绩，尼布楚之战留给俄廷的记忆是惨痛和持久的，鸦片战争之前，尽管不断有俄人登岛，呼吁出兵侵占，沙皇与大臣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岛民对铁器的渴求，俄日人员登岛，常以匕首、小刀之类为诱惑。若说有些人家会将部分绸缎布料用以交易，倒也顺理成章。如前所引述，颁赏乌林是为了解决费雅喀人的穿衣难题，总数毕竟有限，即便有一部分被用于贸易，怕也支撑不起一条丝绸之路。此时日本的长崎已发展为国际贸易中心，直接由海上与中国商船往来，转自库页岛的零星物品无足轻重；而俄国的纺织业兴盛，抵达黑龙江和库页岛的俄人多携带布匹等物，不需要在这里获取。“赏乌绫”自具其历史意义，与是否构成一条“丝路”关系不大。
以“蝦夷”为中心的贡赏关系和中日贸易（来源：安琪《从“蝦夷绘”看清代东北边疆的贡赏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二、间宫林藏与《东鞑纪行》
十八世纪晚期，日本幕府加快了向库页岛的殖民渗透，不断派出地理测绘等方面专家，意图全面了解该岛的地形地貌、族群分布，也包括其与中国大陆及俄国的关系等。二〇一六秋我参加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举办的学术会议，遇到的日本学者似乎不太愿意谈起库页岛，会后在天理大学则收获颇丰。承该校朱鹏教授帮助，查到了不少历史记录，尤其是十九世纪初《地学杂志》集中发表的考察文章，数量之多、考察分析之细，令人震惊。日本所派既是优秀的地理或测绘专家，也是肩负政府特殊使命的特务，后来最为著名的是间宫林藏，以及他那本薄薄的《东鞑纪行》。东鞑，即东部鞑靼，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称呼，并无太多贬义和恶意。契诃夫在书中称间宫为测地学者，并引用俄国旅行家施密特的话，赞扬他的地图“特别精彩，显然是亲自测量绘制的”。这些评价是对的。
日本幕府第一次往库页岛派出测绘专家是在一八〇六年，亦即嘉庆十三年。高扬起“守成”旗帜的大清皇帝颙琰，虽常常念叨不忘满人根本，目光则止于盛京、宁古塔、长白山几处，再远些的黑龙江下游几乎被淡忘，遑论隔海的穷僻之地库页岛。其时“苗变”与白莲教悉被平定，东南海氛渐渐消弭，就连水患也少了许多，该是经营东北根本之地的时候了。嘉庆帝并非无心，而是缺乏气魄和力度。十七年四月，颙琰专发上谕，先说八旗生齿日繁，生计拮据，大量闲散人等在京游荡滋事，再说到吉林地广人稀，“柳条边外……空旷之地不下千有余里，悉属膏腴之壤”，命将在京闲散旗人迁回屯田。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也陆续资送几批满人返回，兴建了双城堡等屯落，然整体规模不足以改变东北之空疏。三姓地方也先后兴建了十五个官庄，“有耕地一千九百二十五块，共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五垧”，透过副都统衙门咨文，我们看到的是常年歉收，额丁、帮丁动辄逃亡。至于更为辽远苦寒的下江，至于大海中的库页岛，从未见清廷有过开发的规划，甚至连查勘测绘也没有过。
清康熙时期《皇舆全览图》中的《黑龙江口图》局部（来源：lunamap.must.edu.mo）
相比起来，日俄的行动要快捷有效得多。十九世纪初，两国皆派人派船，争相登岛勘察或绕岛测量，势若竞赛。日本方面得地利之便，先派出高桥源大夫，由于风雪阻隔，行至西海岸的北宗谷即返还。接着派遣最上德内，也是仅仅抵达北宗谷。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危险来自原住民的反感。这里距后来日俄割据时期的中间线很近，向来为费雅喀人的势力范围，抵近已有较大风险。
一八〇八年春，幕府又派遣松田传十郎和间宫林藏，二人的征服欲望更强烈，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松田沿西海岸前行，越过北宗谷，一直走到拉喀岬角，约为整个西岸的四分之三，距黑龙江口已不远。见前路艰难，他便自作主张，竖立木制标牌，竟将拉喀擅定为日本国界，然后原路返回。间宫开始沿东海岸北上，因无法绕过北知床岬，就撤回该岛较窄处，横穿山林，到达西岸后继续北进，在拉喀附近与折返的松田相遇。间宫前往察看了松田所标的国界，与他一同回到宗谷。岂知自以为得计的松田已激怒了当地费雅喀人，为间宫后来的勘察带来极大麻烦。
库页岛的原始森林（摄于1905年，来源：mylib.nlc.cn）
间宫外貌温和，然性格坚忍执著，自知对库页岛的情况远未查清，同年七月，又请求再次渡海勘察。这次他已晓得东岸浪高风急、道路难行，选择靠近中国大陆的西岸北上踏勘。在接近北宗谷的千绪地方，他与随从遇上了大麻烦，“有数十山丹人乘船六只到此，威胁要抓走随行夷人，且出语不逊，叫骂不准前往腹地”（《东鞑纪行》上卷）。为什么会这样？间宫未写，应与松田在拉喀随意竖立国界标志相关。此处的“山丹人”即费雅喀，也可能是从大陆过来的，确如契诃夫所写之纯真善良，愤怒斥骂一通，见间宫始终笑脸相待，也就开船离去。经此一番折腾，所雇向导、船夫皆人心惶惶，不肯前行，经间宫设法劝诱，也是且行且停，屡次要求返航。严冬渐至，间宫无奈返回真冈，补充粮食等物，休整一个月后再次出发。
一八〇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间宫再次由南库页沿西海岸曲折前行，隆冬之际，艰辛自难以言说，不得已时换人换船，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进至那尼欧。这里距库页岛西北端岬角仅数十里，“北海渐阔，潮水全往北流，怒涛滚滚，无法航行”。他雇用当地小船，驶过黑龙江入海口，贯穿了整个海峡，完成了此前欧洲人未竟之业，却也只是库页费雅喀的一次寻常航行。间宫还想越过大山去东海岸，雇工不依，只得返航。回至诺垤道，间宫独自留了下来。真的不能不佩服这位日本科学家！间宫既没了钱，也没有随从，孑身一人，依附于费雅喀村屯，俨然成为一个佣工，渔猎、打柴、结网，劳作不休。他颇有心机，观察到屯落里女人做主，便设法讨其欢心，终得费雅喀乡长考尼帮助，随他们乘船往大陆的德楞行署进贡。
间宫林藏像（来源：rekijin.com）
就在同一时期，清朝的副都统衙门三姓与宁古塔，全然不将所管辖的庞大海岛挂在心上；两地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内地流人，尤以宁古塔为多，也没人想到往下江与库页岛看看。宁古塔有因科场弊案流放的举子，有以各种罪名遣发的官员，一待就是二三十年，个别人也有诗文留传，写到库页岛处极少。这些流人诗篇的一个主题，就是生活的孤寂苦寒，“自从身逐乌龙戍，不识春风二十年”，满纸的自怨自艾。今人诚难以想象他们所承受的精神与现实苦难，而笔者仍执意翻拣，希望能从字里行间找寻到心宇澄明、视野广阔，关注（最好是前赴）库页岛的例子，但是没有，百千文人中一个也没有。比之于契诃夫，比之那位境界不高但勇气可嘉的间宫林藏，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东鞑纪行》所记，主要是间宫自库页岛的拉喀渡海，由奇集进入中国大陆，逆黑龙江（此段因与松花江、乌苏里江先后汇合，也称混同江）而上，至德楞满洲行署的所见所闻。这是一条库页人久经惯常的路线，库页人每年例行的赴大陆进贡受赏之举，却因一位日本学者做了随行记录才留存下来。此书分三卷，篇什甚短，思想境界与文字感染力与《萨哈林旅行记》有天壤之别，然自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至于间宫所历困厄与矢志坚忍，比契诃夫尤觉过之。
三、德楞行署见闻
间宫跟随考尼乡长一行，乘船渡过海峡，在奇集湖外的海滩登陆。他们卸下东西，将空船拖过数里山路，入湖航至奇集，再转入黑龙江逆流而上，行数日即到满洲行署所在地德楞。间宫的《东鞑纪行》所写正是往返途中的所见所闻，本节引文不标出处者皆来自该书。
乾隆至嘉庆初，三姓衙门在奇集噶珊设立行署，负责对库页岛收贡和颁赏乌林。因嘉庆九年夏发生严重斗殴事件被废，而余势仍在，奇集“各处酒宴喧哗，锣鼓震天，与寂静人稀之库页岛大不相同”。这条路径仍是岛民进贡的主要通道，数里山路“犹如街道一般，每逢夏日，往返山路之夷，络绎不绝”，河道上也是舟楫稠密。
据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道光间奇集的行署重又开放。后来的涅维尔斯科伊“考察队”，也很快发现这里的地理优势，在阔吞屯一带建立兵营和居民点，是为俄马林斯克军营，自此扼住往海口的水陆交通。其时太平天国攻克金陵，正势不可挡，清廷无暇北顾，哪里还会管这边荒之地？一年一度的赏乌林仍然举行，涅氏的手下倒也不加干涉。
黑龙江下游民族的贸易场景（据《东鞑纪行》，来源：范震威著《乌苏里江绥芬河传》，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
七月，曾是费雅喀人的盛大节日，赏乌林则是节日间的重头戏。清朝文献中有赫哲费雅喀与库页费雅喀之分，实际上血脉相连，走动密切。间宫所搭乘的船只，由库页费雅喀乡长考尼带领，进入大陆后在沿途屯落经常停下来，走亲访友，饮酒借宿，好不快活。由间宫所记，可知很多下江部民对日本人很反感，蔑称为“夏毛”，不管是在奇集还是德楞，都有人成群结队来辱骂戏弄间宫，呼喊要将他抓走。倒是前来颁乌林的满洲官员颟顸愚钝，不问来历，不问目的，全然想不到间宫的间谍身份，待之很是友善。
德楞行署是一种临时设置，官员吏役来自三姓副都统衙门。三姓者，谓建城早期居民主要为三种赫哲人姓氏，多自下江地域迁往。三位主要官员，以正红旗满洲世袭佐领托精阿为首，舒姓；其他两位分别是正白旗满洲委署笔帖式伏勒恒阿，鲁姓；镶红旗六品官骁骑校奖赏蓝翎拨勒浑阿，葛姓。他们的姓氏，在贡貂名册中都出现较多，乡亲遇乡亲，通常表现得和悦放松。各处来船均系于江岸，姓长和乡长要先往官船报到，行三叩首礼，官员则置酒招待。朝廷对此规定甚细，不同层级的头人如姓长、乡长，招待酒宴的次数亦不同。同时，对来贡者一概给以五天食粮。
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居民在德楞行署向清朝官员进贡（据《东鞑纪行》，来源：范震威著《乌苏里江绥芬河传》，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
间宫对满洲行署记录甚详，并辅以行署木城、进贡貂皮和赏赐乌林、私下交易、官船样式等场景的绘画，情形逼真。他的《东鞑纪行》除弄清库页岛是个岛、与大陆之间隔着一道海峡（清廷早已悉知并标之于图典）这样一个事实，更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图画与相关记述文字。该书证实了清朝对于库页岛的宗主权，描述了三姓衙门采取的管理模式，再现了官员与岛民的和谐关系，也对库页费雅喀人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实证。费雅喀痛恨日本人在岛上胡乱立标，每年主动越过海峡往行署贡貂领赏，考尼等主动向官员报告间宫的异国身份，都说明了这一点。在绕行黑龙江入海口的归途中，经过原明奴儿干都司所在的特林，可远远望见矗立崖岸上的永宁寺碑，考尼等人即于船上恭行祭拜。《东鞑纪行》卷下：
在此江岸高处，有黄土色石碑两座。林藏从船上遥望，看不清有无文字雕刻。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其意为何？不得而知。
间宫不解，显然也没有人对他解释。这是一种行为自觉，一种文化认同，也是费雅喀人在亦失哈建庙立碑之后，逐渐形成的一个传统仪式。考尼等人当然不是做给间宫看的，其虔敬发自内心，每次经过应该都会如此望祭。
《东鞑纪行》永宁寺碑位置图（来源：陈会学主编《瑷辉历史陈列馆故事》，南京出版社，2012）
四、“萨哈林没有日本人的土地”
这是《萨哈林旅行记》中记录的一句话，也应视为契诃夫在阅读史料和实地考察后下的断语，而其所折射出的，则是日本长期怀抱的进占意图。
日本人对库页岛的兴趣，早在十七世纪初已经产生。据说松前藩曾派出两支队伍登上该岛，试图做一些测绘，而足迹仅限于南端，未见留下什么记载。越一百多年后，日本权威人士新井白石仍认为那是一块遥远的未知之地，很少有人能到达，“其间广狭亦不可考”。而日本地理学家林子平在一七八五年绘制地图时，居然把库页作为半岛（见《三国通览图说》）。直到十九世纪初的间宫林藏，算是有了一次较深入的考察，但也仅限于西岸和东岸的一小段，北端与东部沿海没有走到，更不消说腹地的高山密林、河流沼泽。
库页岛的日文名称繁多杂乱，刘远图列举约二十种，较为重要的有三种，从中似可见出一些认识与心态的变化：
北虾夷，亨保年间（一七一六至一七三五）曾出现过这一名称，指代其弄不清楚的虾夷之北的岛屿，那时的虾夷（北海道）已成日本藩属，此名应隐含吞并之心。
唐太（又作唐人岛、唐户岛、哈喇土），点明为中国的岛，这是早期日本最普遍的看法，一七八六年（日天明六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就标明为“唐太”，后来的多数日本地图都采用这一名称。
桦太，是明治间（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日本对库页岛的官方定名，此前曾有过“柄太”“柯太”。太，汉语有“极大”之义，日文的涵义相同，盖指该岛面积巨大。由“唐”而“柄”“柯”“桦”，花样变幻，仍意在模糊掩饰库页岛的原本归属。契诃夫在书中写道：“日本人把萨哈林叫作桦太岛，意思是中国的岛屿。”谢谢契诃夫，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个意思，日本人将唐太改为桦太，就是想否认原有岛名的这层意思。
库页岛日文名称的演变，可映见日人逐步形成的侵吞之心。当虾夷还是敌国，双方持续发生战争，他们当然不会想到更遥远的北方；虾夷战败，沦为藩属，同时也点燃了日本幕府的继续北扩之念。库页岛的南端，多数屯落居住着爱奴人，与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族属接近。两岛之间的海峡最窄处四十三公里，名叫宗谷，得名于附近日本小镇，阿伊努语意谓有岩石的镇子。俄国则称为拉彼鲁兹海峡，是说由拉彼鲁兹在十九世纪初发现了这个海峡，欧洲人总是这般强梁和自信。殊不知爱奴人早就于此频繁往返，走亲戚，做生意，也会在两边轮流居住。对于这个海峡，爱奴人有着自己的名字，或费雅喀人也有称呼，只是没有人去关心，没有流传下来罢了。
爱奴人与清朝的关系是较为疏离的，没有岁贡，也不能领受朝廷赏赐。这大约因其以渔业为主，无貂鼠皮毛可贡，也与距离海口较远有关。库页岛的部族关系至今仍迷雾重重，费雅喀与爱奴人究竟谁先抵达岛上？他们之间有没有过战争？都不可知。从间宫的记载中，我们能感觉到该岛大部分为费雅喀领地，爱奴人只占南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也能感觉到费雅喀人（包括大陆过来的所谓“山丹人”）的强势，驾船到南端时大模大样，全无爱奴人到北部的惊恐不安。
即使是爱奴人，也无对日本的国家认同。《萨哈林旅行记》第十四章：
日本人是在本世纪初来到萨哈林南部的，时间不会再早了。一八五三年尼·瓦·布谢记载了同爱奴老人的谈话，他们说：“萨哈林，爱奴人的土地，萨哈林没有日本人的土地。”
在这里，契诃夫特意转引了一位爱奴老人的话，以证明就连南库页的主权，也与日本无甚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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