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程亚文：新知识短缺的历史与今天
编者按
知识结构的更新速度，无法应对今天的世界变化与形势，似乎是近年来思想界普遍的焦虑。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人类文明第一次出现，比如“一战”结束后，当时的世界就面临这一问题。凯恩斯作为少数头脑清醒者，对《凡尔赛和约》有着自己“知识论”的看法。而本文既是重估凯恩斯的价值，更是以古鉴今，对今天世界与“知识”的问题，也有回应。
新知识短缺的历史与今天
文 | 程亚文
（《读书》2018年12期新刊）
凯恩斯的愤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一九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的身份，一同参加了巴黎和会，几乎目睹了和会的整个过程。然而，这场用时漫长、声称要为世界奠基永久和平的大会，给凯恩斯的感觉却是极其糟糕的。他曾试图减少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但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签署，协约国强加给德国以苛刻的赔偿条件，凯恩斯对此深感震惊和沮丧，他认为这并不能解决横亘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主要问题，相反会导致新的不幸。自巴黎返回英国后，凯恩斯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愤而著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凡尔赛和约》将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预言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等。
书中指出，在一个日新月异、充满不确定性且时刻面临货币动荡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经济、政治观念和预设已经过时。凯恩斯说，《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暴的行为之一”，如果付诸实施，就会进一步破坏欧洲已被战争弄得摇摇欲坠的经济结构。对当时战胜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雷蒙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在和会上的表现，书中描述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语言也尽显尖锐刻薄，他对和谈的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张军、贾晓屹译：《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
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战后事务应该避免冤冤相报，对二十世纪初始的欧洲来说，重要的是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开辟出新的走向。可惜的是，《凡尔赛和约》仍是按照欧洲的传统经验在处理问题。
凯恩斯敏锐地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已是一个新的欧洲。一八七〇年前，欧洲可以自给自足，人口压力也没那么大，然而，“一八七〇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大规模的、空前的变化”。首先，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人口都在迅速增长，“马尔萨斯”幽灵重新在欧洲游荡，欧洲的食品供应不稳定，且完全依靠新世界；其次，以德国的工业生产为中心，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体系，但这个经济体系的组织却是“复杂的、虚假的”，充满着不确定性；再次，欧洲的财富积累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但却不太容易被清楚感知和受到重视，相反，人们常常会把形势的变坏，归于当政者的无能或者冒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被归罪于统治者的愚蠢或者无神论者的狂热。”
全景场景图《1854-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局部），俄罗斯画家富兰茲·鲁博绘制，于1905年展出，重点呈现了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场面（来源：tracesofwar.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也是一个经历旧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的欧洲。一八一五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即欧洲大国协调机制，曾经在较长时间内，良好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和平，然而，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已将维也纳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那就是它只是一个政治协调机制，而不能协调欧洲大国间的经济纷争，尤其是在海外的经济纷争。恰如佩里·安德森所说，维也纳体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维护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它对处理欧洲之外的纷争，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这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尚无大碍，原因是当时欧洲能称得上是工业化国家的，只有英法两国，能够参与欧洲之外的殖民地争夺的国家，是很少的。然而，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德国和美国作为新的工业化国家分别在欧洲内部和美洲的强劲兴起，当时的世界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迫切需要对全球性的贸易、金融等做出规范，而这是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协调机制所不能提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宣告维也纳体系的完全崩溃，它所反映的问题，乃是一个旧的机制已经无法应付新的现实。
《凡尔赛和约》并没有消除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相反，它做出了让战败国进行战争赔偿的政治决定，凯恩斯对此义愤填膺，他认为当时参加谈判的战胜国领导人没有弄明白那个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从过去而不是现在和未来思考问题，也没有想到欧洲已需要新的秩序。凯恩斯悲伤地看到，和会主导者的关注点仍是传统的政治、领土、主权、边界等问题，而欧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财政、经济、食物、煤炭和交通问题，但这些却没有摆上政治家的谈判桌。
英文版《凡尔赛和约》原件封面（来源：althistory.wikia.com）
如何避免战争，为欧洲赢得未来？凯恩斯设计了一种巴黎和会的主导者所没有想过的解决方案：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国际币制。《凡尔赛和约》在制定基于削弱德国的政策、建构迦太基式的和平时，他们没有想过在一个工业化迅猛发展、贸易依赖关系极为繁杂的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市场”，对战败国经济的全面打压，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战败国，而且是相互联结的国际经济体系，从而也会殃及自身。当年志得意满的战胜国政治家们，并没有意愿去听凯恩斯的声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逐渐建构起一体化的经济联盟，全球也形成自由贸易体系，则十分清楚地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凯恩斯当年所表现出的远出同时代人的智慧，不仅仅是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时代之变，而且针对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对解决时代性问题，突破了以往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英国传统的离岸平衡、法国习惯的以邻为壑的惯性思考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考框架。
“一战”前夕：旧貌与新颜
在时代特征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时，观念变革、知识范式更新至关重要。凯恩斯在一九二八年言有所衷地强调，“我们的观念、习俗以及倾向无法跟上物质变化的步伐”，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源自“非物质的精神机制的失败”，“除了需要头脑清楚一点，其他什么也不需要”。
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战后历程，从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说，需要重视起两个问题：
第一，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体系形成时的时代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际的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世界。新在什么地方？一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群起。这时特别需要的，是要通过一定的机制设置，在世界范围内规范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否则在工业化国家间，就会陷入零和博弈，彼此开展残酷竞争。二是随着工业化国家数量的增多，参与殖民争夺的国家主体相应增多。在十九世纪以前，有能力参加海外殖民争夺的，全部是欧洲国家，而能够在全球层面竞逐殖民地的，又只有英国和法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内部，德国兴起，而在欧洲之外，美国、日本也展露峥嵘，在全球层面同样出现了多个互相竞争的强国，这是之前所未见的。当这种“多极化”的力量格局形成时，原先的英国霸权体系和欧洲协调机制，已经无力管控诸强间的殖民利益分配。其三，是相互连接的多中心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迟至十九世纪初，世界还是一个围着欧洲少数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世界，进入十九世纪中后期，美洲有美国，亚洲有日本，先后步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也使得以这些国家为中心，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为一个整体。
第二，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图景面前，迫切需要超越以往的经验，开始新的知识创造。知识是呼应人类生活需要的产物，这也注定了知识具有受特定场景制约的局限性，在新的生活场景出现时，知识必然会出现短缺和过载。
进入19世纪后期，新兴国家的出现打破原有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世界层面共同应对（来源：trendsupdates.com）
在列强纷纷全球扩张、全球真正在地理和经济上联为一体后，诱发列强间相互冲突的焦点，是国际市场和壁垒高立的贸易体系。对规范的全球市场与开放的贸易体系的普遍需求，与条块分割的国际殖民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世界工业化国家间的主要矛盾。而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则是因工业化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世界复杂性，与落后于时代的“世界知识”和世界治理体系间的矛盾。
进入十九世纪晚期后，德国、美国、日本等作为“新兴国家”崛起于国际舞台，它们在寻求进一步发展时，都曾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挑战，这些新兴国家所面对的共同难题，是本国的进一步发展与面临的挑战，已无法在本国内部化解，必须寻找更大的空间化解。从“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动建构起新的国际体系，德国甚至包括美国等原先的“挑战者”，不仅化解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的挑战，而且还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经历看，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应对“挑战者”给国际体系的冲击，关键是要给“挑战者”提供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解的空间。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逐渐发展成为关联紧密的有机整体。但世界本身并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原有关于国家关系如何处理的知识迫切需要升级（来源：ft.com）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当时新兴国家的出现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扩张，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世界”，也就真正产生了需要进行“世界治理”的问题。对世界秩序及背后提供支持的“世界知识”的需求，前所未有地产生了。十九世纪以前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在经济、政治上真正成为一个高度关联的“世界”，在此之中产生的各种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世界的问题。而在十九世纪中，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的大规模扩张、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被殖民化，世界首次从交通、物流、人员往来等意义上，联为一个有机整体。与以往欧洲各个国家及国家间关系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在各个国家或欧洲内部不同，当时在世界舞台上争来夺去的那些列强，无论它们的内部问题还是与其他列强的争端，很多已经发生在了自身国家和欧洲之外。对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日本之外的世界怎么治理，已经密切关系到对西方内部关系的处理。当众多当时的“新兴国家”走上世界前台时，原先由欧洲人为主所提供的用来处理“国际关系”的那些零碎观念、理念或说知识，出现了严重超载，日益捉襟见肘了，急迫需要通过知识升级来对大变的世界重新做出解释和规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积极的领导者的角色活跃于世界舞台，人类对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由“地方知识”向“世界知识”的转变，与以往世代只需要着眼地方事务开展知识生产不同，二十世纪中下叶以来，人类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世界”作为一个思考单元，同时也把“世界”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在此单元下进行的知识生产，与过去历史中只有地方性知识，没有世界性知识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
知识短缺的新时代
时易势移，一百年后的今天，当中国令人瞩目地“复兴”时，“修昔底德陷阱”近年间忽然成为一个热门词语。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二〇一二年八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标题是：《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金融时报》加的副标题是“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文中提出：目前美中所面临的挑战同当年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面临的情形类似。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新书《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艾利森又对这种观念进行了详细论证，并在最近两年频繁来华，与中国各界人士围绕此话题展开对话交流。与“修昔底德陷阱”论的狂飙突起相对应，二〇一八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急转直下，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些做法显著超出了人们的预计。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开启和对 “中国制造二〇二五”的忌惮，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法国对德国所采取的措施，即要“削弱德国的经济体系”。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近年来对西方文明体系和美国霸权体系不断“唱衰”的国际舆论，而其现实表现，是欧洲遭遇了债务、难民等多重危机，美国特朗普政府则声称本国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侵害，并因此不分青红皂白与众多国家围绕贸易问题大打出手，还不断从自己所创建的国际组织中“退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眼看已风雨飘摇。
如何理解当今世界所出现的种种混乱、问题和挑战？凯恩斯在百年前的思考，再次提醒今天的人们：又到了要重新思考“世界”是什么、如何来维护“世界”的时候了！西方种种乱象所呈现的制度危机，以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相当多西方精英对既存国际体系的信心不足，这反映的不仅是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已不能很好呼应新的国际现实，而且是背后作为支撑的知识体系再次捉襟见肘。如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曾经因为知识短缺而没能设计新方案解决当时的问题，导致发生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那样，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面对霸权逐渐崩溃、既往的国际秩序陷于瓦解的新场景，今天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同样是知识范式更新。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逐步开启反全球化的政治议程，提出从全球化受益者、少数族裔等群体那里“夺回美国”，对当前世界体系产生巨大影响（来源：www.thenation.com）
化解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首先要敢于直面三个现实：一是人类生活已处在新的时代场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创新和制度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因应当时人类生活场景的产物，而这种场景，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未必存在。同样，如今人类生活又已处在一种新的场景，而它在二十世纪也未必存在。二是出现了新的时代性问题。从直接表现上看，是霸权体系难以维系，以往的国际秩序面临崩溃；而其背后成因，是在工业化成为全球现象以及大量新技术出现后，既存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已经不能反映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三是能够良好处理新时代新问题的知识是短缺的。知识又不够用了，不是指知识不多，而是能够很好回应人类生活场景变化、有效解决新问题的知识是缺少的，“知识爆炸”并不能保证就能提供有用知识。知识是多还是少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推进知识范式的更新，要在关键的概念上有突破，并围绕新的关键性概念开展知识生产，进行制度创新。
从全球经济、技术、社会的层面，以下一些重要图景都是以往世代所没有出现过的，包括：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全球人口已由一九四五年的二十四亿增长到二〇一六年的七十二亿六千万；世界各国普遍卷入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国家已不再局限于欧美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如今居住在城市，而在七十多年前，全球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生活在农村，全球总体来说是农村和农业社会，农民是人口主体；全球各地成长起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经济能力、政治意愿，都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全球通信、计算技术的革命，正将人类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中心和去人力时代。凡此种种，都使得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场景和“世界”面貌，已逐渐面目全非。
图为1750年至今世界人口增长率的统计情况，同时以现有数据为基础预测至2100年人口增长率的变动趋势。19世纪之前，世界人口数量的年增长率始终低于1%，但从1920年起，增长率迅速提高，并在1962年达到最高值，人口总量持续增加（来源：ourworldindata.org）
与一百多年前欧洲普遍工业化，同时美国和日本也成为工业化国家一样，人类生活的上述明显改变，已使我们今天再次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并使处理以往世界的制度和知识出现严重过载。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各种混乱，与这个过程密切相关。当这个新的世界图景徐徐打开时，对更好的全球治理的需求，更加急迫了，而它同样与百年前一样，有赖于在知识范式上实现新的突破。旧的知识范式已经没有办法从容应对新的世界问题，它并不是完全过时，而是不充分了，急需在关键性的概念上推陈出新。在推进知识范式更新的过程中，急迫需要深入辨析以下问题：今天所处的时代，相比之前的时代究竟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重大的差别在哪里？这个时代最为深刻影响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因素是什么，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之前时代相比是否已根本不同，又不同在何处？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问题与挑战，有待重构的是什么样的新的世界体系？
想在当下就提供对于解决世界问题的完整方案，是不太可能的，然而，总结两次世界大战之际知识范式转换和世界体系重建的经验，又可以提示大致的思考方向，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做出探索，其要在于：一是在扬弃以往的全球性框架时，所需要重建的解决问题的新框架仍旧是全球性而非地区性的，但在全球框架覆盖了地区框架的霸权体系崩溃后，全球框架与地区框架的关系将发生变化。二是这个新的全球性框架，需要实现领导权力的调整和转移。不同于二十世纪中下叶以来的霸权领导，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更可能的是多头领导，多个大国或政治力量将同时在全球或地区发挥领导性作用。这也意味着需要新的大国协调机制，而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架构只是反映过去。三是要有新的能动主体加入到知识提供者的行列，有这种能力的必然是尚在成长中的大国，它们不可回避要在人类的知识生产中发挥其他国家难以承担的作用。
（《和约的经济后果》，［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华夏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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