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盛仁杰：一座圣山的两种认同

编者按

法国诺曼底区的圣米歇尔山被视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回顾历史，在民族国家观念未生成以前，圣米歇尔山其实有两种身份，一是作为英格兰诺曼底公爵领地，曾经反抗法王；二是成为法王领地后，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浴血奋战，反抗英国。后者被不断建构和渲染，遂使圣山成为民族象征。本文从圣山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出发，结合诺拉的“记忆之场”，探讨法国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理念存在的可能性。

一座圣山的两种认同

文 |盛仁杰

    （《读书》2018年12期新刊）

圣米歇尔山是法国诺曼底大区圣马洛海湾中的一个市镇，每逢大潮汹涌之时就会变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此种独特的景观举世罕见，再加上其悠久的宗教历史，这里每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观光客和朝圣者。除了旅游和信仰价值，圣米歇尔山也是法兰西民族的精神象征。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电闪雷鸣，伫立在修道院绝顶上的圣米歇尔金像都审视着诺曼底这块古老而壮丽的土地。

虽然对圣山的崇拜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墨洛温王朝，但是它融入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记忆则是在百年战争末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圣米歇尔山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坚韧。在整个诺曼底落入英格兰控制，布列塔尼又一度支持英格兰人的不利情况下，硬生生依靠海上补给，维持了二十四年，直到法国取得最终胜利。“圣米歇尔奇迹”极大地鼓舞了法国抗英者的士气，甚至连亲英的勃艮第公爵都不得不相信上帝在保佑法国，而圣米歇尔又恰恰是当时的法国王太子、随后加冕为王的查理七世的主保圣人。在危急存亡之秋，日益鲜明的民族性与抵御外敌的王权在“圣米歇尔”这个表征上出现了重合，无怪乎圣米歇尔及奉献于他的这座小岛会成为精神支柱。百年战争胜利后不久，法王路易十一模仿英格兰的嘉德骑士团，在圣山的骑士大厅建立起法国的圣米歇尔骑士团，制定了《圣米歇尔王诏》。除了争取贵族集团的支持，也加强了对百年战争的记忆，对其统一法国的大业大有助益。有趣的是，嘉德骑士团正是在百年战争之初，英王爱德华三世为团结英格兰贵族，以主张其法国王位继承权所建立。这一头一尾的照应，像极了百年战争的缩影——从英格兰的挑战开始，到法国的胜利结束。最终，圣乔治与圣米歇尔找到了各自的“民族归属”，而英法两国也都更专注于本土发展，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圣米歇尔山（来源：younormandie.com）

圣米歇尔山在百年战争中所扮演的“孤胆英雄”角色可谓千古流芳，然而再把时间往前推一个世纪，其“抗法援英”的另一种身份认同则有些鲜为人知。故事需要回到一〇六六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从而一人身兼公爵与国王双重头衔：一方面他是法王的封臣，另一方面又是可与之分庭抗礼的一国之君。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英法两国的长期不合埋下重要伏笔。时间推进到十二世纪末，金雀花王朝的“狮心王”理查继位，他从父亲亨利二世那里继承了英格兰王位与诺曼底公爵位，又从母亲埃莉诺那里继承了阿基坦公爵位。由此诺曼底的红底双狮与阿基坦的红底单狮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众所熟知的英格兰三狮纹章。英王理查一世虽然英勇善战，但同时代的法王腓力二世也权谋机变，后者利用封君封臣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法国领土继承权问题，在理查、其子亚瑟和其弟约翰之间搅弄风云。最终无能的约翰登上英格兰王位，腓力趁机征服英王在法国的大片领土，并把诺曼底纳入法国王室领地，使约翰从“无地王”变成了“失地王”。在腓力征服诺曼底的过程中，圣米歇尔山成为抵抗法王的坚强阵地。在当时的封建体系下，诺曼底是公爵（即英王）毫无争议的世袭领地。而且按照法国“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制度，诺曼底的其他贵族只有效忠公爵的义务，而无效忠法王的义务。经过十多年的长期拉锯，直到布汶战役所导致的决定性结果，圣米歇尔山才宣告投降。

金雀花—卡佩战争结束后，腓力二世对圣山施以怀柔之术，以收买人心。因为在那个“记忆”犹新的时代，圣米歇尔山还是诺曼人抵抗法王的精神支柱。在战火中损毁严重的修道院，得到了国王的亲自馈赠。重建后的修道院，风格从罗曼式变为更加高耸入云的哥特式，离天堂更近的圣山吸引了更多的朝圣者。此后，历任国王都持续不断地予以经济支持，甚至国王亲赴圣山渐成传统。若非如此，岂有百年战争中的“圣米歇尔奇迹”？从时间上看，从威廉征服到布汶战役为一个半世纪，而从布汶战役到阿金库尔战役为两个世纪。用更长的时间，从一种认同转变为另一种认同，圣山的忠诚无可置疑。

腓力二世下令重修后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被公认为是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典范（来源：younormandie.com）

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同样折射出时代和制度的变迁。十三世纪初，西欧仍处于典型的封建体系中，不存在民族国家的观念。生活在诺曼底的普通人以诺曼人自称，或者以更小单位的市镇、村庄作为个人身份归属，英格兰人或法国人这种称谓有些大得不着边际。相较于下层，上层精英的身份就更加灵活多变，可能因为一场战争就丢失了某个爵位，或者因为一场联姻获得了新的头衔，他们的活动地点也相应发生极大变化，诺曼底公爵威廉依靠武力征服，加冕为英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即便约翰几乎丢尽在法领土，在宫廷他也是只会说法语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虽然更注重英格兰本土的发展，要求官方语言开始使用英语，但正是他提出了对法国王位的主张，由此挑起了百年战争。封建主身份的变动不居，反过来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或民族身份的漠然。他们只能依凭较小范围的圈子，通过共有的语言和习惯等来形成自身的认同，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难以构建。因此，诺曼人追随公爵，视法王为入侵者并不奇怪。反之亦然，当法王通过战争手段兼并诺曼底，并以合法的方式——一二五九年亨利三世在《巴黎条约》中放弃了除海峡群岛之外的诺曼底公国领土——将这种领主权固定之后，诺曼人又转而效忠法王。

一三四〇年，当英王爱德华三世正式问鼎法国王位时，同时解除了与法王腓力六世的臣属关系，封建战争转变为王朝战争。即便如此，地方对于国王的忠诚仍旧出于封建义务和经济利益，而非民族主义，否则如何解释吉约讷和弗兰德斯两个地区对英国的支持？英法战火重燃，沿海地区自然成为抵御前线。一三六四年，法王查理五世任命修道院院长为圣米歇尔山军事统帅，负责统筹圣山周围的军民防备英军。长期的两军交锋，甚至英国的骑行掠夺，让法国各地生灵涂炭，饱受战争之苦。在此漫长的过程中，虽然尚未形成法兰西民族的观念，但面对生命和财产的威胁，让法王治下的民众有了共同的敌人：英格兰人。于是，随着敌我边界的鸿沟日益加深，一种针对他者的反向认同逐渐形成。而且这种认同与法王的利益是相合的——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保护地方的安全，而非七零八落地各自为战。这为战后法国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也无怪史家会把百年战争视作英法民族主义的萌芽。

当然这种认同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特别是最上层的封建主，其政治行为总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十五世纪初，阿马尼亚克派和勃艮第派的兄弟阋墙，才让英王亨利五世乘虚而入。一个世纪后，一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为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介绍勃艮第公爵的陵墓时，他指着“无畏者”约翰破碎的头骨说道：“英国人就是通过这个洞进入巴黎的。”辱身丧国的《特鲁瓦条约》签订后，整个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领土都划归英格兰，乃至法王查理六世被迫承认英王亨利五世及其继承人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一个巨大的英法联合王国即将横空出世。与两个世纪前法王腓力二世攻打圣米歇尔山相比，当时的形势要糟糕得多。圣山军民利用潮汐涨落和海上补给苦苦支撑二十四年，至少证明他们不甘心被英格兰人统治。

据说，圣米歇尔山抵抗英军入侵的故事鼓舞了圣女贞德；此外，贞德曾说自己遇见过大天使圣米迦勒（Saint Michael），是圣米迦勒要求她赶走英格兰人（来源：fiveminutehistory.com）

从今日回望诺曼底硝烟弥漫的过去，不难瞥见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张力。圣米歇尔山修道院的介绍手册上如此写道：“圣米歇尔山上设有坚固的堡垒和城墙，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成功地抵御了英军的攻击，不仅是军事建筑的典范，更成为法国民族精神的象征。”相反，圣山反抗法王腓力二世的事迹则湮没无闻，只有历史学家在故纸堆中偶作惊鸿一瞥。究其原因，前者符合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叙事逻辑，作为建构过程中的光辉事迹自然要大书特书；后者则不过是封建时代的一段曲折，不受关注也情有可原。千百年来，这座圣山历经风雨沧桑，其历史书写必然有所取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诺拉等人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试图削弱传统的民族叙事，强化逆向的记忆和认同，以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种史观的提出固然有其时代背景，然而从现实来看，这种观念更多时候只是学理上的讨论，拉维斯式的历史书写和民族心理依然大行其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教育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以完成国民情感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环境的变化，虽然明面上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遏止，但是某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也在暗流涌动。英国脱欧的决定引起了欧盟的震荡，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右翼和反移民政党也要求进行脱欧公投。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勒庞能在二〇一七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高票进入第二轮，已经是一种明显的信号。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甚至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脱欧建议的新闻。欧盟——这个融合民族国家的更大实体——处于前途未卜之中。

今年七月，在法国连续经历的两个重要事件，不由得引起笔者对法兰西民族主义的反思。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国庆日，空军会照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空进行飞行表演，最先的九架飞机喷出代表国旗的三色彩烟拉开帷幕。然而今年的彩烟颜色鬼使神差般地出了错，理应喷出蓝色的三架飞机变成了一红二蓝。这一度引起人群质疑，站在笔者身前的女生与一位老太太交谈一阵后竟然流着泪说道：“三色代表着我们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记忆之场》中关于“国庆日”的文章认为：“过去赋予国庆日的意义已经丧失，当代的人们把它转变成一场消费主义的盛宴，过去与当下已经割裂，靠传统的余温维系的历史连续性已经十分淡薄。”事实果真如此吗？七月十五日，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巴黎全城陷入狂欢。这支法国队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有人戏称之为非洲队。的确，这些黑人球员大多是移民法国的第二代、第三代非洲裔子弟，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及其父辈一直深受法国语言、文化、法律、宗教的影响，可以迅速融入法国社会。世界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民族国家的一场狂欢，法国队正因为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才成为一朵奇葩。在街头庆祝中，不少黑人挥舞着两面国旗，一面法国的三色旗，一面来源国的国旗。

2018年7月16日，新科世界杯冠军法国队返回祖国，与球迷一起欢庆世界杯夺冠。空军九架飞机喷出代表国旗的三色彩烟为庆祝活动助兴（图片来源：AFP）

以上两种看似矛盾的理念，其内在理路未必是相悖的。笔者观之，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共和向往，是对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当然，在其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也会出现反复和倒退。总之，法国正站在新旧民族理念的十字路口，其选择恐怕会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先例。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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