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甲子岁朝春：一九二四年的星命与政治
编者按
1924年，在相信星命之学的国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此年的正月初一，为中元甲子新纪元，而且正逢立春，所谓 “甲子岁朝春”。本文梳理这一年政界和知识界对甲子新纪元的心理期待，并将这一期待与北洋时期“循环往复”的政治生态相关联，揭示星运观念对当时北洋的实际政治进程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甲子岁朝春
一九二四年的星命与政治
文 | 杨雄威
（《读书》2019年2期新刊）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旧两历并行。在新历中，一九二四年亦即民国十三年的二月五日似乎毫无特别之处。但在旧历中，这一天正值正月初一，亦即传统的元旦日。而其妙处远不止此：推之以干支，此日为中元甲子新纪元；而言之以节候，则其恰逢当日立春。元旦日立春，俗谓“岁朝春”或“岁头春”，江南谚云“百年难遇岁朝春”，盖言其难得一见。而岁朝春又遇六十甲子头，便成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甲子岁朝春”。沪上一家命课馆的先生“按太乙数推算”后发现自有甲子以来“未曾如此巧合”。
这一天不仅妙在机缘之巧。在传统文化中，甲子新纪元有强烈的更新寓意。岁朝春则“主民大安”。这对于久处战乱的国人来说，不啻如大旱之望云霓。诚如某论者谓：“甲子之首，岁之首，月之首，日之首，时之首，适逢其盛，迨有非常瑞征，足使吾民大安耶？不佞当拭目以俟之。”（悲厂：《岁朝春》，《木铎周刊》第二〇七期，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第二版）实际上，当时国人普遍对这个传统历法中神奇的日子多多少少怀有期待。星算谶纬之类观念在晚清以至民国各界广泛存在，今日史学界实际仍多以“封建迷信”目之，故而不免轻视。实则由此恰可以开启达恩顿所谓的“相异的意义体系”，借助“甲子岁朝春”重新触摸民国甲子年元旦日前后的那段历史。
《岁朝春》，姚华，1924年（来源：artron.net）
壹
一九二四年春，驻美公使施肇基在美国发表演讲：“按中国古学，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其最末之一年，政治多属不良。其最初之一年，首月又适春分，则政治多主佳兆。”施氏据此“古学”祈盼中国“从此万象更新，渐臻于富强”（《施肇基在美国对华协会演说》，《京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第三版）。回望大洋此岸，对甲子年政象的热望此时正在当政者中间风行。
这年春节，最后一位由国会选出的大总统曹锟发表新年贺词云：“共和肇造，年历十三，而推步干支，岁逢甲子。以岁阴论，则十二辰又转周星；以运会论，则六十年更逢元命。与民更始，端在此时。”（《曹锟氏元日之训词》，《益世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第三版）岁阴指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十二辰转周星意即民国经历十二载春秋之后，又重新开始。曹锟将其与甲子运会之说并举，更加强化了一九二四年“更始”的意味。他自称对此“尤有无穷之希望”。颇为讽刺的是，曹锟的“希望”未及一年便化为泡影。甲子年十月，曹锟麾下爱将冯玉祥临阵倒戈，将其推下总统宝座。
1923年10月，曹锟成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被指控贿选。一年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失位（来源：wikipedia.org）
甲子元日北京天降瑞雪。莅任尚未满月的国务总理孙宝琦诗兴盎然，一连口占六首绝句，并在稍后投诸报端。其第一首云：“岁朝春气霭门，运启贞元万象新。瑞雪丰年呈预兆，人怀康乐颂和亲。”（孙宝琦：《甲子新春口占六绝》，《京报》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第五版）历任北洋内阁率皆短命，孙宝琦借甲子岁朝春所表达的美好愿景，难免会包含他本人的政治前程。孙氏曾于袁世凯时代代理阁揆，此次再次掌阁颇具戏剧性。孙与曹锟素无私交。一九二二年曹氏在保定宴请外交系诸公，孙宝琦因年长得坐首席，曹氏见其“仪表魁梧”，席间又知其为自己早年上司张曜的快婿。曹锟有感于张氏的识拔之恩，遂思投桃报李。但其提名孙宝琦为阁揆的决定相当突然，致使结果一出，其左右“大为骇诧”（《曹锟与孙宝琦》，《晨报》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第二版）。孙宝琦也在提名公布后对记者称，其上周四因私南归到总统府辞行时，曹锟尚无任何表示，至上周六车行至津却被紧急召回（《孙内阁未可乐观》，《晨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第二版）。这一细节实际上亦表明阁揆人选的难产。孙宝琦就职当日，报界即谓“孙宝琦内阁瓦解即在目前”。盖孙阁无法妥善安排曹锟亲信王克敏，加之在金法郎案等问题上与曹锟背道而驰，其后孙阁一路磕磕绊绊，勉强支撑半年便无疾而终。
孙宝琦口占绝句畅想太平之时，在家乡常熟过年的议员徐兆玮亦作《甲子元旦》诗，云：“岁首逢春节，天心杜杀机。风光随处好，消息此中微。”（《徐兆玮日记》第四册，2555页）民国十三载变乱相寻，徐氏对“天心杜杀机”的期盼自不难理解。但讽刺的是，是年夏江浙一带士民便深陷江浙战争谣传的困扰之中。此后战事爆发，徐氏不得不与家人寓居沪上，以躲避洪杨之乱以来江南最严重的一次兵燹。
1924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战争，史称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祸，被认为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图为浙沪联军机关枪队，来源：wikipedia.org）
另一议员彭养光也赋诗一首，截之如下：“去年纪序干支尽，昌运应随本岁来。癸甲分从今旦始，唐虞际自此朝开。”（彭养光：《民国十三年元旦甲子偶成》，《顺天时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第五版）彭氏诗中畅想借甲子昌运重开唐虞之治。“此朝”盖指今日，而非朝代之谓。彭养光是曹锟贿选的激烈反对者，此前曾通电胪陈曹氏十九条罪状，称其为“民国之罪人”。甲子年九月，彭氏因反直而在京被捕，经国会保释方脱牢狱之灾。尤为讽刺的是，彭养光以议员身份“护法”有年，一九二三年一度南下对抗曹锟贿选，其后又北上继续以国会为斗争平台，但正是在甲子年底，中华民国国会与约法及新生的宪法一道寿终正寝。徐兆玮的日记便清晰地记录了国会南北议员走向同归于尽的“消息”。
甲子年春，直系军事上的顶梁柱吴佩孚在其大本营洛阳过寿。其一贺联有“熙时开甲子，维十有三年春，大武告成”句，吴佩孚于此联情有独钟，“阅之掀髯微笑，点头者再”（《洛吴生日所收寿联》，《益世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八版）。更受人瞩目者，外交团以一头大象为赠礼，象背上驮一宝瓶，瓶上嵌“昇平有象”四字。吴佩孚当日汲汲于武力统一，且对外标榜先有大乱、复以武统、终归文治，“大武告成”与“昇平有象”在他这一政治理念中具有高度的因果关联。吴佩孚绰号吴秀才，喜易理，好占卜，文中联语和大象等所示祥瑞必能投其所好。但上天恰恰跟吴秀才开了个历史玩笑：直奉开战后吴佩孚以总司令身份亲临前线，因一九二二年豫督事件久思报复的冯玉祥终于得手。吴佩孚的溃败，不仅将其武统梦打破，也标志着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
1923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照片图注为“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未及一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源：time.com）
实际上，民国士民对甲子岁朝春有过一次集体畅想，足见更始心理在当时社会是如何普遍。有趣的是，甲子元日甚至掀起一场诗人们的创作潮。湖南地方名流袁德宣（号炼人）便于甲子元日赋诗一首，以《交通丛报》社长身份寄同社诸友并求和韵。其诗开篇即云“甲子当头应有诗”。画家吴湖帆后来提到，在其所绘某画作的题词中“尤以甲子元旦日为多，盖是年欣逢岁朝立春也”（吴湖帆：《吴乘》，《古今》第四十七期）。
这些诗作，对太平之世有着密集而强烈的渴望。素以诗名的名士罗瘿公晚年疾病缠身，在其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节恰逢甲子岁朝春，遂作诗谓“天开泰运我更生，甲子人人望太平”。诗中既有身痛，复有国忧。以诗自负的樊增祥此时已入耄耋之年，一年数千元的润笔费足够其举家小康，但毕竟笼罩在政治动荡的巨大阴影下。他在除夕作诗犹自我安慰说“早无忧乐关天下，赢得一家衠是春”，然而次日作《甲子元日立春》一诗便难掩隐忧，云：“佳节合并天省事，上元轮转世更新。五星交汇思颛顼，从此人间息战尘。”诸诗中北京的谢麦渡铺叙尤详：“天公有意回蹇屯，甲子纪元元旦春。北风一夜长安白，丰年有兆雪缤纷。朝野争歌岁更始，一似炎汉将代秦。术者之言言殷殷，世道差随天道分。积年六十一甲子，吉凶祸福原平均。不到否极泰不来，中元甲子百福臻。”（《甲子元旦立春翌日得雪数寸诗以自遣》，《顺天时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五版）
贰
其实甲子开太平之说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有力支持。时人在畅想一九二四年甲子新纪元时，主要历史依据是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太平天国叛乱的平定，如有诗云：“记否曾公战太平，偏师直下石头城。而今花甲重新转，孰挽天河洗甲兵。”章士钊亦谓“前甲子同治三年，曾军克江宁，洪杨之乱已终，为有清末运转捩之始”。“洪杨之乱”在近代中国特别是江南一带所形成的恐慌记忆，与一九二四年国人的和平渴望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心理同构，由此就将同治三年上元甲子的文化涵义从历史的灰幕中凸显出来。
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64年，其都城天京陷落，起义失败（图为洪秀全玉玺，来源：wikipedia.org）
中国历史上漫长的治乱循环强化了依托于甲子干支纪年的运会观。对甲子岁朝春的歌颂并非纯为诗人们的无病呻吟。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多有深信干支、星象等可以影响运会者，晚清畅销小说《老残游记》中即预言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在北京办报有年的林白水注意到：“北京时髦人，多喜言星算。前数年即有人言，中华民国至甲子年，当有一大转机。”（《林白水文集》下册，691页）此中观念，史学家金毓黻如此表述：“古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甲子一周，故天道三十年而一变，六十年而气机一转，此中消息甚微，不可诬也。”金氏且现身说法道：“余生丁叔世，蒿目乱离，二十载以还，易君易代之变，争城争地之殷，皆所目睹，岂人世与世运相乘有不期然而然者欤！”（《静晤室日记》第二册，辽沈书社一九九三年版，1008页）
问题是，以历数卜吉凶究属谶纬之说，连传统儒者都不乏反对声。甲子岁朝春现象是传统历法的产物，这一历法自身的命运在民国已有不能自保之势，由其推衍出来的日期巧合及附着其上的传统观念，又如何经得住近代新学中所蕴含的理性与科学的逼视？
毫无疑问，对甲子岁朝春的祈盼是非理性的。诗文创作也同样是情感活动的产物。甲子元旦创作潮中的创作心理，在一位名为萱照的作者自述中可见一斑，此君“平时于点染时令之文字，恒苦枯索腐毫，不易着一字，今喜逢甲子之新开，念气运之邅递，无端技痒，觉文思油然动于毫端焉”（萱照：《甲子摭谈》，《申报》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第十九版）。某医生尝作诗谓“中元甲子岁朝春，顿觉乾坤满眼新”，于中可见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儒家正统中经对纬的抑制一样，在西方哲学影响下的近代史学叙事中理性对非理性始终保持绝对压制状态。不过非理性因素至少还可借助其反派角色占据历史学的犄角旮旯。年鉴学派布洛赫所展示的封建社会前期的“时代气氛”便有显著的非理性特征。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伏尔（Lucien Febvre）于1929年创办学术期刊《经济社会史年鉴》（现名《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由此开创年鉴学派（图为《经济社会史年鉴》1938年11月刊，来源：Maremagnum）
在另一位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著名的多元时间论中，短时段属于个体时间，其对应的历史是事件史；中时段为社会时间，对应情态史；长时段为地理时间，对应结构史。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布洛赫笔下的“时代气氛”以及民国的甲子岁朝春观念均应属于长时段的结构史，至于政治史则属于短时段的研究对象。不过单就北洋政治史而言，中时段的研究尤为必要，盖政局反复动荡是北洋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构成动荡的历次政变和战乱拆开看固然属于短时段中的事件史，但串联起来看则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情态史。这种串联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连续性，用时人常说的话就叫“因果相寻”甚或“循环报复”。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段的北洋政治情态，表现为连续不断的循环报复。
布罗代尔本人乃至整个年鉴学派都更重视长时段研究，至于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史则如浪花如泡沫，表浅、随机，因而缺少可预见性。但北洋政治的循环特征使得历史事件具有了极强的可预测性。征诸文献，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的种种因与果，此前大都出现在时人的预测之中。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后，本为友军的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在津交恶。京官许宝蘅风闻之后感慨说，总统徐世昌罪己令中“因果相寻，至可悚息”一语写的是“九年来及未来之事状，惜解人不易得耳”（《许宝蘅日记》第二册，749页）。一九二二年，直系两个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吴佩孚与冯玉祥之间又生嫌隙，后者被排挤到京畿之后报界纷纷断言局势将有大变。其后冯氏果然如外界所论只手握住“中央的头颅”。一九二三年逼宫事件和贿选相继发生，外界多预言曹锟总统不得久坐。著名史学家孟心史以政论家身份撰文，即预言曹锟贿选将导致军阀与政客双双覆灭。才过一岁，他笔下“军阀破，政客散”的情形便成事实。甚至吴佩孚亦早知冯玉祥有异志，正如吴氏核心幕僚白坚武日记所载，吴在开战前后对冯处处设防。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任河南督军，后因妄杀降将宝德全，被吴佩孚撤去河南督军，赴京面见曹锟，曹改任其为陆军检阅使（来源：wikipedia.org）
冯玉祥本人将北洋政治的循环往复尽收眼底。据其观察，“民国十三年来循环式的军阀，无一有好结果”（《冯玉祥日记》第一册，671页）。因此，政变之后的冯玉祥一度试图跳出历史循环以免“蹈人之覆辙”。他发表“务使军不成阀，阀不代阀”的宣言之后，报界多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由冯氏亲身阅历来看也确乎透着几分真意。
政变之后成立的临时执政府，是临时执政段祺瑞对章士钊政治理念的一个实验，一如当年其采纳梁启超意见解散国会。后来章士钊亦言其出山辅政是对段的“国士之报”。正如其“弃纪论”所示，这位国士的基本执政理念就是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一笔勾销，并借用《庄子》典故称其为“今日适越而昔来”，国会、法统在此逻辑支配下从此人间蒸发。章士钊的理论和实践意味着辛亥革命在经历十三年的顿挫之后一切需要从头再来。
时人对甲子岁朝春的期待以及甲子元日诗歌创作潮的历史泡沫，即使在素来注重细节的政治史学者来说亦微不足道。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实则贯穿了长、中、短三个时段。这里既有漫长的治乱循环史观和甲子运会观的身姿，又有民国十三年来政治动荡的缩影。简单说，这一历史泡沫正是一九二四年前后“时代气氛”的写照。
叁
甲子转运心理，有形无形中参与了北洋时代的政治进程。章士钊曾记甲子年社会心理说：“言星命者，历许今时大人已交洪运，应得乘时吐气。诸大人者，莫不迎春色喜，以为历数在我，不取反殃，因各攘臂而前，冀符时命。”章氏为此种心理下一断语，称“此诚天下大乱之将由是而生者也”（《章士钊全集》，383页）。北洋时代的天下大乱自有其复杂的原因，但各方豪俊“冀符时命”的心理确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曹锟因贿选总统而成为众矢之的，然曹锟亦曾对记者表示当前做总统是“大牺牲”（《曹锟对美记者之谈话》，《晨报》一九二三年七月八日第二版）。其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执意为之？考虑到其本人及其左右近习的学识，再结合其元旦演讲，不难推想甲子开新运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此种事在民国早有先例，袁世凯帝号洪宪，章太炎即曾披露其洪字乃受“谶祥小数”的影响。章士钊更是说袁世凯“徒以相者言其五十八岁数尽，因求为帝，以镇此劫”。以上两说并非政敌抹黑，曾在袁世凯身边供职的许宝蘅亦在日记中婉言“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可见星命之论极有机会影响袁世凯晚年的政治抉择。
袁世凯身着龙袍祭天（来源：tupian.baike.com）
类似的案例还有吴佩孚，此公好易理在当时尽人皆知。据外间所云，吴佩孚选择洛阳为大本营便是因为其根据阴阳卜筮笃定“洛阳宅居中国之中，有王者气象”。吴佩孚驻兵洛阳后与驻保定的曹锟形成保曹—洛吴的独特权力结构。冯玉祥正是借助这一权力结构出走河南寄身京畿，从此将北洋权力中枢笼罩在自己的武力之下，成为各方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最终完成对曹吴的决定性一击。
不仅北洋群雄受星命观念影响，遗老康有为癸丑、甲子年意图复辟，对宣统特以甲子岁朝春为说辞：“今年为中元甲子，又立春为元日，三者合符，千年未有。此盖圣上德符，天佑中兴，非关人力，更非奔走之所能为也。”其元旦日所作的七律，对甲子岁朝春的意涵大加渲染，其诗云：“华嵩归来已除夕，六十七翁垂古稀。淑气雨熏花竹醉，岁朝烟拥柏松飞。中元甲子天心复，外史庚申国事非。更喜立春正元日，相逢吉语在璇玑。”（《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表复辟文件》，《申报》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第十版）
其实不少昔日意气风发的晚清名士，此时早已有回天乏术之感。已届人生暮年的名士张謇有鉴于“甲子历之始，正月岁之始，立春时之始。言天者以为有治平之望也”，亦作诗志之，诗中“纾难渐无术，吟诗觉有神”句（《张季子九录》第九卷），自嘲之意甚浓。遗老陈宝琛作诗云：“三元甲子岁朝春，千岁犹难值此辰。不合乾坤长板荡，却留皮骨老风尘。桃虫世难操心苦，刍狗科名拜赐新。早达晚成都梦呓，曾无毫末答君亲。”（《沧趣楼诗集》卷八）诗中充满了自责。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以炮击紫禁城威胁溥仪签署宣统皇帝退位声明，取消宣统皇帝尊称并离开紫禁城。溥仪离开紫禁城后辗转至天津。图为溥仪与婉容居于天津时所摄照片（来源：wikipedia.org）
相比之下，年垂古稀的老翁康有为的复辟图谋近乎不识时务。冯玉祥北京政变名为革命，但一切旧制皆不敢轻于破坏，唯独捏软柿子一般轻松快意地将皇室驱逐出宫。所谓天佑，非佑皇家可知。林屋山人一九二四年借助答客问的形式自问自答道：“客曰：天地之数，兴于甲子，信乎？余曰：兴者于此，灭者亦于此。君第闻周室之歌颂，未见殷民之痛哭也。”（林屋山人：《甲子杂言》，《心声》第三卷第三期）严复在晚清之季提醒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勿一味抱怨“有强权而无公理”，便以《尚书》中贤德忠良人物的“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为例做换位观察。历史奇妙之处正在于此，每个个体都希望甚至误以为自己才是那个运会的受益者。金毓黻认为只要“自守故常素位而行”便可不受“气机”影响，但清末民初适丁乱世，纲常名器已如甑堕地，各路豪俊一动不可复静，孟子鼓吹的“反求诸己”早属奢求，这其中大概就有布罗代尔的“结构”在作祟吧。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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