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思：荒原狼的嚎叫
文 | 所 思
（原载《读书》2016年4期）
秋夜清澈，路面闪着微光，缩在影院里看《刺客聂隐娘》的时候，落了一些雨。北京金融街两旁的玻璃大厦沉默着，前行几步，都城隍庙的轮廓浮现出来，元代的遗迹，暗示着这条道路富贵的血统，经过了历史的没落后，又历史性地崛起。资本无声地汹涌，带给它整饬而静谧的夜晚。
“聂隐娘”，一部文艺片，一个素来没有票房的导演，投资九千万，票房六千万。如果不是这几年资本疯狂地涌入电影市场，数字中这么多个“〇”，不可能。
聂隐娘的故事，并不难懂，电影的内涵，也不深奥。镜头很古典，很美，恰到好处地是我们理解范围内的“古典美”。我并不敢说，它不过是精致的俗套，那意味着，我背叛了自己文艺的一生。
然而我知道，那摇荡着树梢的风，和当年掠过《悲情城市》的风，已截然两样。昔日负载着历史与记忆的时空已不可见，仿佛从未存在，仿佛已遁入虚空。
《伐木》剧照
有人说，迷恋《刺客聂隐娘》的，和五月份追捧波兰戏剧《伐木》的观众，是同一批人。这种说法难以证实，更像是出自经验的判断。克里斯蒂安·陆帕的《伐木》，我由衷叹服，又心生厌烦。如此矛盾的观感，平生倒也是头一遭。
《伐木》改编自伯恩哈德的小说，主线是一场漫长的晚宴。一群文人雅士聚会，悼念自杀的亡友，谈谈艺术，说说废话，展现着文艺圈的社交生态。副线指向自杀者，一个纯真的女演员，从热情走向幻灭。
这是无可挑剔的戏。出色的改编技巧，强烈的文学性，生动的角色，精妙的台词（就连废话都说得漂亮），还有讽刺性、批判性，样样俱全。表演很出色，一出谈不上情节的戏，演员的分寸感极佳，部分台词可能是即兴的，准确而克制地表现着无聊的状态。舞台也处理得优美而凝练，在玻璃房中表演的人们与台角的独白者，既是功能性的，拓展了舞台的维度，也是文学性的，形成心理与行为的对照。悬在布景上方的小屏幕播放黑白影像，用来展示死者的生活，或其他时空的对话，而舞台的主体，除回忆段落外，皆向三一律致敬。
你能对一出戏提出的要求，它几乎都实现了。它甚至超越了你的要求，因为它一手制造了观演关系，实际上现场观众也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五小时的长度，意味着观演同步，观众看戏的时间，基本就是晚宴的始与终。我们欣赏着剧中人的无聊和空虚，不时打个哈欠，甚至睡一小觉，却也难免会想到，这出戏讽刺的就是我们这些雅文艺的追逐者，台上刻意表演的无聊挑衅着台下观看的无聊，于是思索与对抗油然而生，同时感到这出戏正在一步步计算我的无聊和疲惫、我的思索和对抗。它是如此精美，如此周全，还有什么是它算不到的呢？
在那个夜晚，我看到了剧场艺术的高峰，也看到了它的边界。就像《刺客聂隐娘》一样，它们美轮美奂，可供抒情，可供阐发，一旦洞幽烛微，其意蕴内涵，其精妙细腻，足令观者陶醉，令写手奋笔。
这是一个文化异常粗糙的年代，舞台上活跃的是庸俗闹剧，银幕上挣钱的是脑残大片，荧屏上流行的是各种开挂，网络上充斥着用污言秽语装点的个性，身处其中，理应对高雅和精致心怀敬意——然而我竟渐渐失掉了耐心。《刺客聂隐娘》和《伐木》这类作品的长镜头、慢节奏、非情节化，固然是对抗大众消费逻辑，但它们依然在这个逻辑之内，只不过指向小众罢了。在本质上，它们静态、封闭、自足、自满，抽象的思索和批判，排除了真正的历史深度以及介入现实的能力。它们是“太艺术的”，反而失掉力量，在审美的旗帜下，成就了艺术的幻觉，或幻觉的艺术。
这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所向往的精英文化。或许也是我们的时代，唯一可以期待的“高雅”。
《荒原狼》
中产者寻求在中庸和谐里生活。他永远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彻底为某事献身，既不花天酒地，也不做苦行僧，他绝不会去做殉教者，也不会同意毁灭自己——相反，他的理想不是献身而是保持自我，他的目标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其反面，他不能容忍绝对的东西，他既想侍奉上帝，又想肆情纵欲，虽想德行高尚，却又想在地球上图点好处和舒服。
多年前，似懂非懂地读《荒原狼》的时候，“中产阶级”这个词还专属让人艳羡的西方，黑塞动人心魄的批判还显得遥远；而今，让哈立·哈勒迷恋的闪闪发光的打蜡地板、整洁鲜亮的绿植，已成为中国无数家庭的标配。
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前辈的馈赠，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帮忙浇水施肥，目睹前辈播下的种子一一开花结果。这果实却难以安心享用，因为一扭头忽然发现，“阶级”这个陈旧的词语，以新的姿态，浮出现实地表。
或许因为旧的阶级分析理论已经失效，或许因为我们没有继承发展它的愿望和能力，阶级的分化，更多是一种经验的感知，尚未形成理论共识。阶级既是明显的又是暧昧的，中产阶级尤其模糊不清，中产阶级文化，更是弹性很大，难以界定。而“小资”这种带有讽刺或自嘲意味的流行描述，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趣味，也使得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文化陷入概念的混乱。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大程度上是物质主义的，还谈不上独立的文化性格，它与“小资”的差异，似乎更多地表现在消费能力上，两者的文化口味则有大面积的重合。
赫尔曼·黑塞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缝隙里，黑塞创造了一匹“荒原狼”。他厌恶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爱国喧嚣，但对一个即将彻底破碎的世界并无太多预感，他所诅咒的，主要是似乎将永世长存的理想秩序。
哈立·哈勒“有意识地蔑视中产阶级，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级而骄傲。尽管如此，他生活的某些方面却完全是中产阶级式的”。他厌恶强权和剥削，但他银行有股票，吃利息即可生存，与权力机关和平相处；他自我放逐，四处流浪，但不会忘记在离开一个城市前付清所有的欠款；他内心充满了龇牙咧嘴的愿望，但又衣着得体，以礼待人；他起居饮食皆无规律，深夜跑到小酒馆去独酌，但总是选择安静、整洁、正派的住所；他富有教养，对东方神话很有研究，他的偶像是歌德，神明是莫扎特，难以忍受时髦的爵士乐、喧嚷的跳舞场……显然，这是一位中产阶级文化精英，他的精神痛苦来自“狼”与“人”的共生和对立，“狼”蔑视既有的平庸秩序，“人”则意味着“觉悟、教养和驯服，不仅允许甚至要求有一点精神”。黑塞就中产者的文化特性展开了一段杰出的分析：
中产阶级的生命力根本不在它的正常成员身上，而是存在于那些为数极为众多的怪癖人身上。由于中产阶级理想的模糊性和伸缩性，所以就把这些人都包括在该阶级之内了。在中产阶级内部向来就有大量强悍而野蛮的分子。我们的荒原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变成了一个远远超出中产阶级标准的个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当中只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冲破中产阶级的土壤和气氛而达到宇宙空间去，其余所有的人都是消沉绝望或者实行妥协。蔑视中产阶级又属于中产阶级，为了能够生活下去最后还要肯定中产阶级，以此来加强和赞美中产阶级。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的《荒原狼》，对今天的中国，依然像一个预言，因为中国的 “荒原狼 ”，身影还很模糊。“荒原狼”式的中产阶级叛徒的存在，意味着从它的内部产生了对抗，荒原狼带来恰到好处的刺激和创造力，可以避免文化上的平庸和怠惰，达成自我充实和自我更新，荒原狼是中产阶级文化真正成型的标志。
不过黑塞富有穿透力的批判，在今天还是显得过于古典了。哈立·哈勒对爵士乐、跳舞场所代表的大众消费文化，先是不屑一顾，其后又在赫尔米娜（荒原狼的另一个自我）的引领下领略一番，这摩登的都市风光，只是他通向“生活”，理解另一个自我的途径，肉体的欢乐从未动摇他精神高地上的一草一木。“狼”与“人”的对立，固然带来撕裂的痛苦，但在分裂的背后，依然不难辨别出对人的整体性的信任和渴求。为了突破二元对立的自我，黑塞向东方哲学寻求救赎。“我们的荒原狼相信，他胸中装着两个灵魂（狼和人）并且因此而感到胸腔已经变得狭窄了。心胸、躯体总是那么一个，但居于其中的灵魂却不是两个或者五个，而是无数。”黑塞厌恶中产阶级意义上的被驯化的“暂时一致”的个人，也明白所谓狼与人的搏斗没有出路，但他所说的“无数”，却不是人碎片化的存在，恰恰相反，“你必须把你那两面性变得更加多面性，你的复杂性变得更加复杂。不是使你的世界更狭小，使你的灵魂更单纯，而是你将把越来越多的世界，最终将整个世界容纳在你痛苦地扩展了的心灵之中，为的是有一天能进入终结，得到安宁”。
荒原狼最终刺了赫尔米娜一刀，象征他清除顽固的自我，敞开心胸，探寻灵魂的多面性，感知世界的复杂性，迈向一种整体的“自我”和谐。黑塞从十九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中走来，步入分裂对抗的二十世纪，在他的视野内，孤独的个人已经开始在大地上游荡和悲鸣，但对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之光却未曾完全泯灭。古典遗产尚可以标识人的精神高度，还未落入全球市场造就的消费主义狂潮中，成为一个个精神标签和助兴的谈资。黑塞不曾领略过，当人的完整性被彻底毁坏，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碎片，当物欲名正言顺毫无愧色地主宰人的全部生活，当消费的洪流漫卷一切人类创造的文化，是怎样一种无可措手的绝望。此时，你的声音必然喑哑，因为一切呐喊都像一种时髦的姿态，一切抗议瞬间都会化作一种新型消费。这是物欲合围的“无物之阵”，这是“彷徨于无地”的虚无之地。
《鲁滨孙漂流记》插图
鲁滨孙思考、言说和行为的方式以及他获得大量财产的结局肯定了对利益的追求，并和小说中对“欲望”的质询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矛盾关系。（黄梅《推敲“自我”》）
中产阶级文化，包括与它大面积交叉、在中国被命名为“小资”的那种东西，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密不可分。私有产权是中产阶级立身的基础，人从中世纪教权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得以成为“个人”。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个人主义的变迁做过简要的梳理：发轫于英国、荷兰的自由主义维护宗教宽容，崇尚贸易和实业，“万分尊重财产权，特别若财产是所有者个人凭劳力积蓄下来的”，由此得到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个人主义进入了哲学思想层面。“笛卡儿的基本确实项‘我思故我在’使认识的基础因人而异，因为对每个人来讲，出发点是他自己的存在，不是其他个人的存在，也不是社会的存在。”在罗素看来，早期自由主义在经济和知识领域是个人主义的，但在情感和伦理上却并非如此。而由卢梭开端，经由浪漫主义运动发展起来的另一脉络则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并扩张到情感和道德领域，代表了个人主义的反叛力量和无政府倾向，“拜伦是这个运动的诗人，费希特、卡莱尔、尼采是它的哲学家”。浪漫主义运动把人从社会道德和社会习俗中解放出来，把审美的目光投向中世纪和遥远的异域，“浪漫主义者不追求和平与安静，但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他们对工业主义毫无好感，因为它是丑恶的，因为苦心敛财这件事他们觉得与不朽人物是不相称的，因为近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妨害了个人自由”。
总之，源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有漫长的传统，在文艺领域对“个人”、“自我”的表述和追求，也有丰富而复杂的面貌，或者说，正是文学和艺术，最为鲜明有力地一步步创造了“现代个人”。黄梅的《推敲“自我”》一书，通过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精彩分析，呈现了“现代个人”再造的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焦虑和调控方案。也就是说，所谓孤立的“个人”，实际上是通过与群体、社会的对话和交锋而一步步成型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确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或‘反映’，而且在形成个人主义的自我观、在建立新道德体系和社会交往模式等等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而成为为‘现代自我’立言并对之进行‘调控’的文化工具。”
《克拉丽莎》插图
拉夫雷斯把个人自我视为至高无上，把整个世界视为争夺的战场。（黄梅《推敲“自我”》）
中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也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如果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观察的起点，会发现它与鲁迅“独异的个人”，与五四时期带有无政府色彩的反叛的个人有很大的不同。诚然，它涌动着反抗的激情，背后包含着残酷的历史经验以及与现实的对抗——即使它所针对的意识形态后来已成纸老虎，向其出拳依然保持着勇士的姿态和持久的痛感。同时，这种“个人主义”亦有其鲜明的历史目的，它并不那么“独异”，而是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轫期相一致，俯仰于八十年代以来的潮流之中，为市场逻辑和私有化背书。在实践操作层面它肯定和张扬包括私有产权在内的种种个人权利，而在思想意识层面则树立起普遍、抽象的“人性”，强调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对立，以及所谓“宏大叙事”对个体的压迫。一面求财产，一面讲自由，并将其视为人性的固有因素，这大约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底色。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非但没有承担起为日渐失范的社会锻造新价值观的使命，反而穿上了个人主义的紧身衣，一路奔向了肉体的狂欢或精神的窄化、虚无化。个人主义旗帜下的丰富维度，诸如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联，个人的自我反思与调适，乃至尼采式的真正具有锐度和独创性的个人，一概欠奉。个体琐屑的悲欢成了创作的源泉和回应社会现实的单一途径，面对历史的方式也不过是去寻找那丝毫不具备历史感的普遍“人性”。个体的狭窄视野，人性论的陈词滥调，既不能进入历史开掘新的资源，也无法理解与整合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即便是孤注一掷的自我探索，也缺少应有的深度，掀起的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而且，无论是与消费主义缔约，还是与体制谋和，那些独一无二的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立刻面目模糊，千篇一律。
文学艺术一旦丧失思想能力，或停滞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必然失去与社会对话的能力和创新的活力。悲剧的是，思想能力不会从天而降，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而是在创作实践和社会对话中不断生成。当时移世易，当你试图直面这个剧变的社会，却可能已力不从心，余华的被讥为“新闻简报”的《第七天》就是个例子。横向比较，它也没那么糟，可是娴熟的叙事技巧、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感和同情心，却不能拯救单薄光滑的文本。这并不是作家个人的失手，而是时代的症候，面对这个尖锐而暧昧的社会，文学和艺术普遍失语，总体而言反不及大众文化富有活力和弹性——如果我们对其中喧嚣的泡沫暂时忽略。
“去政治化”的过程，也是创造一种新政治的过程，一套更符合资本意志和市场逻辑的隐形的意识形态由此展开，实际上占据了主流。的确，在中国的现实中，市场成功地出演过文化反抗的角色，对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体制，不过当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扩大地盘，它就露出了自己的尖牙利齿。体制、资本、个人的博弈战，如合纵连横一般变化多端，上演着一幕幕活剧。在这个过程中，中产或小资文化逐渐成形。它轻易实现了与消费主义的无缝对接，一切都可以被估价和贩卖，并在消费逻辑中被不断地复制和改写，对“经典”的膜拜，对“独特”的追求，对“个性”的标榜，造就的不过是标价更高的商品。与此同时，受过系统教育、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要求，即与一般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划出分割线，比如说更精致的创作，更圆熟的技术，更细腻的趣味，当然也“不仅允许甚至要求有一点精神”。
古元《调解婚姻诉讼》
与社会主义实践伴生的、尚未完成的新型文艺实践，要么进入殿堂成为膜拜对象，要么被彻底遗忘。
个人主义的膨胀终将指向个体的边界。无所依托的个人，锤炼着自己的孤独和梦想，打造了一副刻着自由花纹的枷锁。以个人主义为底色的资产阶级文化花样翻新探索了数百年，创造了无数杰作，攀上了孤峭的高峰，也终将到达自己的极限，原地踏步或一路下滑，而且无法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这个被资本和战火摇荡的世界，正在一片片地碎裂，既有的主流文化，已不足以解释和弥合日渐扩大的裂隙，而新的文化方案，却又踪迹渺然。
“真正的‘替代’方案或者新共同体，恐怕不会发端于虚构叙事，而只能酝酿、诞生于超越私有产权逻辑的曲折漫长、纷繁多样的创新社会实践。拥有东方文化基因并曾经过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烽火淬炼的中国人，是否能在人类建构未来新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写下独特的一笔呢？”这是黄梅在《推敲“自我”》中意味深长的发问。她敏锐而含蓄地指出了中国独特的思想资源：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解放运动——后者显然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与社会主义实践伴生的，是一种尚未完成的新型文艺实践，它虽然已被逐出历史，但还是留下了倔强的声音——卸下个人主义的精致枷锁，挣脱被消费的宿命，并非毫无可能。但无论如何，历史已翻到了新的页码，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建立一种“新型共同体”呢？它将克服以往的悲剧，同时超越孤立的个人，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在新的基础上，对个人主义文化的超克将得以展开。
但我疑心一切都是妄想。那个被我们亲手杀灭、据说必然导致集权和压迫的“宏大叙事”的幽灵，正冷冷地看着我们在自我地狱的稀薄空气里挣扎。“在我们这一辈子里，不可能发生什么看得见的变化。我们是死者。我们的唯一真正的生命在于将来。我们将是作为一抷黄土，几根枯骨参加将来的生活。但是这将来有多远，谁也不知道。”（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但愿是我陷入了悲观的泥潭，而新的创造，已经在“无穷的远方”，由“无数的人们”孕育着。“如果我们看不见它，抓不住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别人能看到它的！”（契诃夫：《樱桃园》）
目力所及，是一个日益市场化、消费化，朝向中产阶级平庸的好世界迈进的社会。我相信，假以时日，大陆将来的文化景观中，会出现李安和侯孝贤这样的导演，爱丽丝·门罗和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陆帕和彼得·布鲁克这样的戏剧人，今天我们膜拜的，未来我们终将拥有。那些雅致圆熟的艺术，包括令人叹赏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以审美的姿态，进入中产者的日常生活，标记他们的精神需求。
那时，荒原狼将开始嚎叫。
（《荒原狼》，黑塞著，李世隆译，刘泽珪校，漓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推敲“自我”》，黄梅著，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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