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项飙：走出青春的乡愁
编者按
本文借《敕勒川年华》这本回忆录式的小说，写出了自己对流行的知青理想主义的看法。尤其文中所呈现的知青回忆录视角中的主体社会，恐怕也是很多类似的热血澎湃的回忆录所忽略的。这个历史深厚的边疆社会的坚持和它对变迁的吸纳，确实值得关注。
走出青春的乡愁
项飙
（《读书》2019年3期新刊）
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逆向”人口流动，即大规模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从中心流向边缘，而不是相反。当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另一个历史拐点后，大部分知青迅速回城。知青回城引起了一系列变化。比如，为解决知青就业问题而出台的个体户政策，开启了中国城市商业体制的改革进程，进而为农民工商户进城打开了空间。在大学里，年纪较大、阅历丰富、带有强烈政治参与感的知青形塑了八十年代激进的大学文化和政策辩论。知青并没有在回城后就安顿下来。八十年代后期，他们掀起“洋插队”热潮，走出国门，促进中国进入“跨国时代”——通过人口流动、文化交流而形成“跨国”联系，它可能比外交、贸易等“国际”关系对中国有更深远的影响。知青又是九十年代“下海”（干部和知识分子辞职经商）的领先者。伴随下海的是一次小规模的逆向流动，比如从北京、天津流向海南、深圳等地。这次逆向流动当然是自发的，是个体要追逐在边缘地带的新的市场机会；但是知青当年的插队经历可能使得他们在下海时更坚决。到了二十一世纪，步入退休年龄的知青又是老人候鸟型流动的先锋。中国的候鸟老人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比如他们积极组织集体生活，载歌载舞，这可能也和他们早年的知青经历有关系。当中国开启“一带一路”的倡议时，我们又愕然发现，不少地方都有知青当年的足迹，甚至至今依然活跃的身影。
1968年12月，中央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共有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去到农村（来源：sohu.com）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上山下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好像已经彻底地成了历史。但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可能我们到今天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事件之所以有长期的影响，是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人，塑造了一个规模庞大、具有强大能量，在内部又是高度复杂的群体。他们是当今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中的关键主体之一。我之所以强调他们的流动，是因为流动把历史事件、人的具体行为感受和主体塑造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把“历史转折—个人流动—主体形成—社会变迁”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组合提出来。知青上山下乡的流动经历当然不能解释后来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但是它对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变化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些变化的具体“意味”是什么，是相当重要的。
《敕勒川年华》，以小说体例，通过丰富细腻的个人体会把当年的历史拐点呈现出来。书里对当事人感受的追忆，为今天的读者思考如何把握重大变迁中的人生也提供了启示。对我这样一个深受知青影响——对我有终身影响、我在北京大学的硕士生导师王汉生教授就是知青的杰出代表，她也是本书作者冯同庆教授的好友——但是完全缺乏知青经历的人类学学者，《敕勒川年华》在当下最重要的价值是它走出青春乡愁的努力。作为一个回忆录式的小说，其主线固然是知青本身，但是书里热情地展示了内蒙古敕勒川的社会和历史，带入了非知青的“别人”。《敕勒川年华》，“敕勒川”不仅仅是知青们青春年华的形容词，它自己也是一个实在主题；敕勒川不仅是知青追梦的地方，更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性格的社会，知青是它在历史上接纳过的无数外人的一小部分。正是这份走出自我青春乡愁的努力，它更好地展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知青的丰富性。
冯同庆著：《敕勒川年华》（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
《敕勒川年华》告诉我们，不只是知青卷入了历史的巨变，边疆社会经历的“转折—流动—主体—变迁”更为丰富复杂。但是和知青下乡要改天换地不一样，边疆社会面对变化，体现出来的是低调、开放和包容。它的重点是要大家能够活好，而不是奔向一个指定的目标。对牧民来讲，汉民和农耕文化的流入是最大的历史变化之一。这一变化导致的格局是“蒙汉混居，土地租佃，全靠租约，约为契，若天若王，农户永租，村社化讼”（62页）。这契和租，一方面“若天若王”、不容置疑。但另一方面，契约又不是明确定量的：“畜不灭青草，牧不计生灵；租不认地亩，捐不做谷量”（第三十九章）。换句话说，牲畜数量任其自我平衡，因为牲畜多了会破坏草场；租金和税捐中，只讲个模糊数，意在让各方能维持现状，活下去。没有“最大化”的追求。这给各方间互动留出空间，让这片草原能够接受大量的关内来的难民和妻眷，还有在灾荒期间几千名从华东来的孤儿。知青们在和村民的互动中，特别是在处理村民瞒产私分的时候，也学会了模糊处理的智慧。
这种相对和灵活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关系上，也体现在精神世界里。书中描写了边疆民间社会的丰富的信仰实践。让知青特别吃惊的是，蒙古族村民挂的毛主席像的另一面是成吉思汗像。这一现象至今在边疆社会仍然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像章的一面是摆给别人看的表象，另一面代表自己的真心信仰。在牧民心中，这两面同样神圣，并行不悖。知青们吃惊，是因为知青是为了信仰而下乡，而老百姓是为了生活而信仰。从信仰出发，脑子里的信仰是绝对的，不同的信仰是敌人；从生活出发，信仰为我所用，觉得有道理的都爱听，不必在不同信仰间划出高低对错。和谐共存是他们的目标。这其实不是村民才有的智慧。书的最后写带着迷惑的成年了的知青们去雍和宫拜佛，他们同时反复强调这是毛主席来过的地方，这也正展示了信仰在实践中的复杂特征。
蒙古族村民一般会在家中悬挂成吉思汗像（来源：sohu.com）
老百姓要的和谐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比如村民对赌博没有很强的道德判断，但是明确反对干部偷吃多吃。对男女关系的制约相对松散，并不意味着不开化的“混乱”；好聚好散、兄死弟妻其嫂等风俗其实有助于农牧混杂社会的平衡。作者精准地把这些风俗概括为“情能有始终，义能不中沉”（49页），这个义是集体性的生存正义；而把男女之情绝对道德化可能是很不义的。和谐也不等同于自然而然。比如租捐模糊，毕竟要有契约作为基础；而且租捐怎么个模糊法，也要人来决定。历史上在这方面的经验是“系于长吏之善不善”（253页）。地方官员有没有眼睛向下，让地方社会保留一定的自主性是关键之一。
书里刻画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小驹出身高干，一方面处处受到别人关照，一方面要彻底改造别人。村民在春天交不了粮让她恼怒，要杀全村的狗，她同时认为公社书记甚至驻地军队师长是阶级敌人，要打倒。她造成了别人的苦难，回过头来又深为自己的行为苦恼，很长时间走不出阴影。司马小宁代表了不一样的性格，他和村民关系密切，对村风民俗好奇好问，在不知道怎么办时就顺着人情“随胡理”模糊处理。他不仅被村民所拥戴，而且自己充实平和。是这份模糊和从容，给了他精神上的丰富和自洽。最后是司马小宁这样的人有心境、有能力来记录和分析历史。
《敕勒川年华》作者冯同庆下乡插队时留影（来源：“宸冰读书”微信公众号）
但是书里让我最有感触的还是非知青的“别人”，特别是那个出场不多的二杆子。他带头磨洋工，说“葡萄怪话”（即和主流说法不一样的连串式的述说。在我看来，二杆子所以能够“葡萄”，是因为他能够进行自己的推理；而重复主流说法的，单句陈述就够了，无需连串推理）。他善于逃跑躲藏，所以带着村里的青壮年到镇里打工，让自己的相好在村里教村民编织挂毯、做卷烟倒卖。他不服管、好观察，揭露了村干部在夏收秋收时偷吃的行为。他没有资格讲述他的青春乡愁（书里特别可贵的是还原了二杆子的一段青春）。他不能活在对过去的迷恋里，只能活在当下。二杆子们没有能力让历史大转弯，但是他们在大地上写下的是百年后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历史。领袖接见时的热血沸腾当然是青春的一部分，但灰色的二杆子们永远躺在历史的车轮轴里偷笑。负责任的历史主体，不仅是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更要和二杆子这样的历史主体建立联系。
（《敕勒川年华》，冯同庆著，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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