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刘奎：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的起源
编者按
鲁迅留日期间的早期思想，是学术界研究中的难题。但日本学者由于近水楼台，和对材料的探赜求索，在这方面一直有持续的贡献。新出的北冈正子《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刘奎的这篇书评，以提纲挈领的方式，点出了书中的新意与价值，值得分享。
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的起源
文 | 刘奎
（《读书》2019年4期新刊 ）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与他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他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还补充道，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国民性改造等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鲁迅思想的重中之重，据许寿裳的回忆，早在就学弘文学院的时候，鲁迅便萌生此志，可见弘文学院的经历对于理解其思想的重要性。但囿于资料，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有些不尽如人意。因而，北冈正子以专著《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讨论这一问题，可谓及时而难得。
（日）北冈正子著，王敬翔、李文卿译《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麦田出版社，2018年（来源：book.douban.com）
北冈正子借助日本外务省相关档案、东京都公文书馆所藏文书等原始材料，及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出版的报刊、留日学生所办刊物等资料，尽可能还原嘉纳治五郎创办弘文学院的经过，及鲁迅等留学日本的历史情境和过程梗概。基于新材料，北冈正子对鲁迅研究的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细节做了新的考辨或补充。如对于鲁迅第一次赴日的交通工具，对弘文学院的来源、沿革及后期改名宏文学院的经过，对早期中国各地选派留日学生的机构及具体学生名单等，也都做了翔实的考证，廓清了学界关于此类问题的诸多知识迷雾。
该书虽以鲁迅研究为初衷，但话题并不全然围绕鲁迅展开，而是将鲁迅等留日学生，放在东亚被迫进入世界格局这个历史过程中考察。全书有大半篇幅看起来似乎与鲁迅无涉，如吴汝纶对日本教育、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教育的视察等都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看似与鲁迅无直接关联，但细究起来，又处处与鲁迅有关。鲁迅等留日学生正是中日双方正在进行的教育实验和改革的承受者，同时，这也直接关系到鲁迅等留日学生的历史使命等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鲁迅也是身为许多背负着以近代教育救国的任务，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之一”（405页），这是理解留学生鲁迅的起点。
留日时期的鲁迅（来源：国家图书馆）
就“鲁迅留学时期”这一课题的侧重而言，学界较为关注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对于他早期就学的弘文学院，及弃医从文之后的独逸语专修学校，关注较少。这两个时段却正好都是北冈正子所关注的对象，其著《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对鲁迅在独逸语专修学校学德语的经历及德语学习对他推动文艺运动的意义有深入的讨论。《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专注于研究弘文学院时期的鲁迅，加上专门探讨其留学后期重要文献材料来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冈正子对留日时期鲁迅的研究，可谓用力甚深。
《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对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生成背景的发现，也就是该书副标题“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所指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学界往往将许寿裳的回忆当作鲁迅有关国民性思考的起点，并作为不证自明的论据，而未将这个起源充分问题化。北冈所做的，正是要将这个起点重新语境化，或者说，她要探讨的是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受到哪些时代因素的影响，鲁迅又是如何成为鲁迅的。北冈的这种问题视野，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就已显露出来。在该书中，北冈虽然对《摩罗诗力说》的材料来源做了具体而微的钩稽，但她问题的重心却不止于勾勒鲁迅受到哪些影响，更在于鲁迅对相关材料的处理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所具有的特异之处。《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的问题意识正与此一脉相承，它既对鲁迅早期留学背景和留日生活做尽可能详细的还原，同时也未忽略鲁迅思想生成的主体因素。
（日）北冈正子著，李冬木译《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来源：book.douban.com）
经考证，北冈正子认为“鲁迅与许寿裳所谓的国民性议论”，“受到嘉纳和杨度议论的直接影响”（300页）。嘉纳即嘉纳治五郎，弘文学院的创办人兼院长，致力于清朝留日学生工作。杨度为弘文学院旁听生。当时弘文学院除接纳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外，也接纳“自备资斧来学者”（《支那教育问题》），杨度为其中一员。嘉纳与杨度的议论，以中国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性问题为中心，并在当时的留学生界乃至知识界都引起较大的关注。
鲁迅与许寿裳等在日本（来源：国家图书馆）
甲午战争翌年，中国驻日公使委托当时的伊藤内阁文相西园寺公望接纳中国的留学生，而西园寺则将这个任务交给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这是嘉纳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开端。不过起初留学生的规模很小，嘉纳所办的亦乐书院近于私塾。不久日本军部也开始支持中国的留日学生教育，嘉纳的办学规模由此逐渐扩大：不仅扩建校舍，也完善制度和课程设置，由家塾规模的亦乐书院扩而为弘文学院，并于一九〇二年获得政府认可，成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私立教育机关。该年，张之洞邀请日本派遣教育家前来中国视察，嘉纳受命前往。差不多同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也前往日本考察。鲁迅也正是于一九〇二年初赴日留学，并进入嘉纳所主办之弘文学院的。
嘉纳的中国之行，既受到张之洞等清政府地方大员的重视，也详细考察了长江中下游的教育状况，并由此形成中国新教育应注重国民教育的见解。嘉纳归国后，对弘文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嘉纳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说法，引起在座旁听生杨度的质疑，二人之后还进行了数次讨论，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广为人知，二人的议论也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刊登于《新民丛报》（二三、二四号）。二人的争议一在改革方式的渐进与激进，二在汉人的民族性问题。尤其是嘉纳认为汉民族的民族性为服从的观点，引起杨度的反驳。杨度认为服从是恶根性（劣根性），且为英人所倡，不应成为亚洲的教育准则，亚洲应去除服从的恶根性，提倡“各成其独立，使同列于平等之地”的精神，“而后与白人相抗者也”（《支那教育问题》）。
《新民丛报》第23号（cnbksy.net）
对于嘉纳与杨度的讨论，及其对鲁迅、许寿裳等时在弘文学院的留学生的影响，北冈正子做了翔实的考论。不过，我们尚需留意的是，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的生成，受到杨度和嘉纳二人辩论及同时期思想界对该问题讨论的影响。这些实际上不能简化为日本语境的单向影响，而应该置于东西之争的世界性视野来看。也就是说，杨度和嘉纳是基于欧美文明的威胁，而试图从东亚视角出发，思考共同抵抗的方法。而国民性问题的提出，也不仅是针对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也内涵着对西方强权逻辑的拒绝。
“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这一话题，也是对鲁迅研究难题——鲁迅究竟是如何从周树人成为鲁迅的，即文学家鲁迅创生问题的间接回应。对于该问题，因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的经典说法，引起后来者关于幻灯片事件的诸多索解。竹内好较早提出异议，否认幻灯片事件对于鲁迅弃医从文的意义，并提出回心说，即鲁迅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文学的自觉”，也就是说，文学在拔除爱国、民族主义等政治效用之后的“无”才是鲁迅转变为文学者的根源（《近代的超克》）。此说又引出系列讨论，尤其是文学与政治孰为鲁迅思想本源的问题，仅日本学界就有丸山昇、尾崎秀树、丸尾长喜、伊藤虎丸等人对此问题的回应，英美学界有刘禾（“翻译国民性”，《跨语际实践》），中文学界也有程巍（《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等人的讨论。
（日）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来源：book.douban.com）
北冈正子未直接处理这一问题，她的研究方法也不全是竹内好或丸山昇等直接从思想视角切入，而是与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相类，借助时代语境解决人物的思想源流问题。不过，她对弘文学院时期鲁迅思想的研究，还是间接回应了这一问题。虽然作者在《前言》中称这是“怀藏民族主义的青年周树人诞生前的故事”（8页），但该书对国民性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切入到鲁迅思想的核心议题。该书以鲁迅的“剪辫”事件做结，认为这是鲁迅“唤醒心底自发性民族意识的契机”，是自己意志的表现（398页）。可见在北冈正子这里，鲁迅的思想觉醒毋宁说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这既是落后民族面对西方强权时的抵抗心理，也与背负救国任务而赴日的留学生身份若合符节；同时，这个觉醒过程本身却内涵着从思想本身瓦解西方强权逻辑之可能。也就是说，有关国民性问题的讨论，问题的起源是政治性的，但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是思想性的。
（《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日]北冈正子著，王敬翔、李文卿译，黄英哲校，台北麦田出版二〇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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