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孟晖：大食的蔷薇露
编者按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已经默认“香水”是近代西方工业的产物，从晚清时才进入中国。然而实际上香水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其中一个关键阶段便是发明蒸馏香水。用蒸馏的方法制造香水，并且产业化、商业化，意义不仅在于生活质量的改善，更在于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大食的
蔷薇露
文 | 孟晖
（《读书》2019年5期新刊）
目前，我最好奇的一本古籍，是肯迪（Al Kindi，800？—873）的《香水与蒸馏的化学之书》。
雅库布·伊本·伊萨克·肯迪是九世纪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学者、巴格达智慧宫的重要成员。当代西方人对他的兴趣似乎集中在哲学方面，亚马逊英文网上不难找到《肯迪的哲学著作》一类书，另外，还有一本《从开普勒到肯迪的视觉理论》，足以见出肯迪的学术研究范围之广、成就之高。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包括《香水与蒸馏的化学之书》（以下简称《香水蒸馏》），却不能引发今人足够的兴趣。阿拉伯原著之外，似乎只有一个德语译本出版于一九四九年。我托国外的朋友帮忙打探消息，答复是找不到英译本，那个德译本在二〇〇二年重印过一次，只有某些大学图书馆有该译本的实体书，没有电子版。我甚至想到去卡塔尔国家图书馆的官网上查，仍是一无所获。然而即使找到电子版对我也没用，我读不懂啊！
至于阿拉伯文原书，我更是不知如何去找，网上搜不到电子版，当然就算找到了也一样是看不懂。只是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知道，此书的阿拉伯书名为Kitāb Kimiyaal-Itr wa'l-Tas'idat。让人感慨的是其中的“itr”，它是阿拉伯语的“香水、香料”一词，至今，印地语、乌尔都语也都在使用这个词，传入英语变为“attar”，均意为“香精”，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受到阿拉伯世界在香料制作与消费上对其他文化的影响。
肯迪编著《香水蒸馏》一书时，正值“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的盛期，在中国则为晚唐，一千多年前出现这样一本专著，惊不惊奇？意不意外？真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世界不感兴趣，连个英译本都不肯搞出来。当然，要清楚的是，《香水与蒸馏的化学之书》这一译名容易引发误解，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阿拉伯语中，itr并不仅仅指蒸馏而成的香水，还包括其他方法做成的香品。据《1001项发明：我们世界中的穆斯林遗产》介绍，肯迪这本书收集了一百多个香油、香膏、香水以及昂贵药物替代品的制作配方，我对这本书产生了近乎偏执的好奇，原因正在于此。使用名贵香料是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奢侈，尤其是到了宋代，以“合香”工艺制作高档香品，发展到让我们后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因此我非常好奇，在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之间，二者在制香工艺以及用香方式上，是否曾经有过交流？两地的共同处在哪里，各自的特色又在哪里？尤其让我百爪挠心的是，这本书中关于“蔷薇露”的蒸馏工艺究竟谈了多少？是否有详细的记述？
然而，尽管人们似乎不肯为这本古籍花费专门的关注，却终究难以回避它，这是因为，当梳理蒸馏的历史时，这本书毕竟是个里程碑。李约瑟在探讨烧酒历程的时候便谈道，《香水蒸馏》一书中有如此的阐述：“利用一只水釜，可以制作出椰枣酒，其颜色一如蔷薇露。”这段话旁有一张插图，描绘了一只置于灶上的蒸馏器。多亏这一条引录，让我们至少知道，《香水蒸馏》一书确实提到了蔷薇露，并且这个蔷薇露确实是蒸馏香水，肯迪以及他的同时代专家对这种香水及其工艺非常熟悉，以至于会凭借它来介绍一种更新的技术即蒸馏酒的技术。
肯迪书中呈现的蒸馏器（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另一位九世纪的大家拉齐（Al Razi，865—925）那里，我遇到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R.J.福布斯出版于一九四八年的《蒸馏艺术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中，在介绍拉齐《导论》关于蒸馏器与蒸馏技术的论述时，援引了他这样一句原文：“是在蒸馏釜与蒸馏斗内，蔷薇露得以制成。”然而，《导论》的原文以及完整译本，仍然不知去哪里能寻找到。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十二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农学家阿瓦姆的巨著《农书》里有专门一节《拉齐关于蒸馏的观点》，在这篇引录中，拉齐既教导了纯露蒸馏的技术细节，也提示了蔷薇露蒸馏的特殊注意事项，并且，还对相关蒸馏器的各个部件予以介绍：
蒸馏罩为阔釜的形式，亦称戽斗，就是在其中进行蔷薇露或其他制品的蒸馏。要蒸馏纯露，这一器具必须采用厚釉的土陶，或者玻璃材质也可以。坐于其上的顶盖即为蒸馏头。露液由之滴下的部件叫导流管。此外有承露瓶，蔷薇露从蒸馏头（之导流管）的末端滴落其内。汇露槽置于蒸馏头的内部，环绕一周，对它的安装必须加以小心。就是在这个环槽里收集露液，并有个孔口与导流管相穿通。它必须有足够的深度，固定坚牢，光滑，边缘翘起。那个孔口务须衔接紧密，不然，当蔷薇露或者其他制品汇流其中的时候，会发生泄漏。
伊斯兰世界在10至12世纪使用的蒸馏器（引自《1001项发明：我们世界中的穆斯林遗产》）
这段文字勾画出一具完整的蒸馏器，部件齐全，在拉齐的时代，蔷薇露——天然玫瑰花香水——就是用这样成熟的蒸馏器生产出来的。如此完备的蒸馏器倒并非肯迪们首创，而是早就发明出来了，最新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就是海昏侯墓出土的西汉青铜蒸馏器。不过，到了九世纪，在伊斯兰世界，以肯迪、拉齐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把蒸馏器的运用以及相应的蒸馏技术予以飞跃性的发展，说他们完成了一场技术革命，似乎也不为过。
蔷薇露的出现便很能说明问题，要知道，汉唐中国，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都没有蒸馏香水，“当备制香精时，加图、瓦罗、科路美拉或盖伦都只提到用橄榄油或芝麻油对花朵或香料加以吸附或浸泡，从来不曾涉及用水或蒸汽进行蒸馏”，“当（罗马）文献中说到蔷薇油的时候，指的是熬制而非蒸馏。只是在十世纪及更晚的拜占庭文献中才提到一种‘蔷薇油’，是以玫瑰花瓣在蒸馏器中蒸馏而成……这种蒸馏的蔷薇油很可能是由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产业化生产的结果”（《简史》）。我在庞贝的博物馆书店买到的一本《庞贝的香精、香油与发式》中也提到：“罗马人不熟悉蒸馏，把原材料——花朵或树叶——在油中熬。”不过，这本书还介绍道，大致在普利尼的时代，罗马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用青橄榄汁或葡萄汁代替橄榄油，与玫瑰花等相调配，由此形成了分野，用果汁配出的发香产品叫“香精”（perfume），依旧以油熬炼的产品则叫 “香膏 ”（unguent）。
九世纪，肯迪等人在著述中提及蒸馏蔷薇露，这才意味着，蒸馏香水正式出现了。因此，蒸馏香水，包括蔷薇露，是八到九世纪伊斯兰世界给予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样的说法是成立的，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证据。《简史》中便是如此认为：“精油与香水制造，是在利用蒸馏方面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看起来，穆斯林药剂师们是这一艺术的发明者，而西方模仿了他们”。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质变性的进步？《简史》做了分析，不仅强调阿巴斯王朝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同时也提示来自中国与印度的影响。不过最具启发性的观点是：“他们（阿拉伯人）在一些制造业和手工艺上的技术提升带动蒸馏技术前进。例如，在阿拉伯统治之下，玻璃业兴旺……阿拉伯陶器分化出各种釉。这两项制造业使得蒸馏技术可以拥有更好的大小容器，化学家们就能进行新型的操作。药物学以及医学的其他领域蓬勃活跃，而阿拉伯人对商品的掌握远超前代。在他们手中，蒸馏纯露、醋、蔷薇油及其他香水和精油，发展为真正的制造业。”
史料表明，蒸馏香水的技术一旦发明出来之后，便在阿巴斯王朝境内迅速扩散，出现了多个产业中心。十世纪上半叶，旅行家、地理学者伊斯塔赫里（？—957）在其所著《道里邦国志》一书中便留下了重要的信息：“法尔斯各地的产品会一起运往各个城镇，而最受商队青睐的该地出品则是蔷薇露，其中尤以朱尔的产品最受欢迎。它被输往海上，再分别发送到希贾兹、也门、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胡泽斯坦、霍拉珊。朱尔的出品非止一种，但特别擅长于蔷薇露，其大部分设施也是用于制造它。此外，在朱尔，也出产佛焰苞露和苦艾露，这两样为朱尔一地独有，其他地方不见生产。在同类产品中，各国的商队还格外热衷百合番红花露和木香露（直译为‘柳树露’）。萨布尔生产多种香精油，品类一应俱全，在所有的香精油中，异国商队最追捧的便是该地之产；但不包括紫罗兰精油和香堇菜精油，此二品以库法所出为佳。”这段文字展示了“法尔斯”亦即波斯地区（今日伊朗和伊拉克的一部分）香业的繁荣，由之我们知道，当时至少有三个知名产地，萨布尔（位于今伊朗境内）和库法（位于今伊拉克境内）与朱尔（位于今伊朗设拉子附近），其中朱尔最为突出，当地设备众多，可以用多种植物材料蒸馏出香露，但是蔷薇露最受欢迎。而且，波斯其他地方也多有蒸馏香水的产业，只是在产量与质量上都无法与朱尔相比，这些香水与其他产品一起，运往帝国各地。
17世纪北印度的蔷薇露洒瓶
另一位十世纪的著名旅行家、地理学者伊本·豪卡勒在编写《诸地形胜》一书时，将伊斯塔赫里著作里的内容融汇其中，但又综合了更多内容：“至于从法尔斯输送给全世界行商的货物，其中最受各国商队青睐的一款乃是蔷薇露，由库法和朱尔被发送到摩洛哥、安达卢斯、埃及、也门、印度以及中国。人们对蔷薇露的喜爱非他物可比，除库法和朱尔两地之外，法尔斯其他地方的匠人也予以大量生产，不过以朱尔产量最大。而且朱尔还生产佛焰苞露和苦艾露，这两样为朱尔之外的其他地方所无。法尔斯也出产番红花露和木香露。至于木香油（直译为‘柳树香精油’），由于（库法和朱尔的）工艺，此两地的制品也超越世上一切地方……”与伊斯塔赫里笔下一样，这里也记录了当时波斯地区不仅盛产蒸馏香水，同时香精油也很发达，朱尔与库法这样的香业中心都是同时制造香水与香精油。而李约瑟指出，在肯迪的著作里，所有的香精油全部是用蒸馏方法制成，由此推断，朱尔等地的香精油应该是采用了新工艺，与香水一样是蒸馏技术的成果。
尽管精彩的香品有多种，但伊本·豪卡勒也强调，蔷薇露的魅力独出群伦。惹人注意的是，在伊斯塔赫里的记录里，蔷薇露的行销范围大致限于阿巴斯的疆域之内，但伊本·豪卡勒却将其表述成一种外贸商品，在当时的国际贸易网络中四向辐射，西到西班牙的安达卢斯，南到印度，东至中国。
精彩的是，对于伊本·豪卡勒的说法，中国文献提供了证明。编成于十一世纪的《新五代史》中收录了这样的资料：“（占城）其人、俗与大食同……显德五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据其所记，阿拉伯人曾经在占城建立殖民城邦，甚至形成了城邦国家，至少，其使者在中国皇帝面前自称是建立了王国。后周显德五年（九五八），占城“国王”派使者进贡了十五瓶“蔷薇水”，并且说明它们并非本国产品，而是得之于“西域”。目前，这是公认中国历史文献对于蔷薇露的最早记录。顺便说一句，蔷薇水还真是阿拉伯世界对这种香水的叫法的直译。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阿瓦姆等人的书中都是将玫瑰（蔷薇）花蒸馏而成的香水呼为“ma’uwardin”，即阿拉伯语词“水”（ma’u）与“蔷薇/玫瑰”（wardun）的组合，直到今天，国内刊行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也仍然把这个词对译为“蔷薇水”。看起来，连同产品一起，莆诃散把它在原产地的叫法也一起传给了当时的中国人。实际上，西班牙语里的agua de rosas、法语里的eau de rose、英语里的rosewater，都是阿拉伯语“蔷薇水”一词的对译 ,沿用到了当代。
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壁画中，梳妆用具之间出现了一只蔷薇露瓶
另外如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指出，《云仙杂记》中有一则逸闻——“《好事集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以玉蕤香，然后发读。”这条传说很突兀，大概没什么真实性，然而关键在于，显然是因为先出现了蔷薇露这种东西，随后才有才子受到启发，拿它来给前代大师编典故，也就是说，至晚在《云仙杂记》成书的五代时期，中国的上层社会见识到了异域远来的蔷薇露。又有《清异录》记载，后唐的“龙辉殿”内陈设一座香料制的假山，山前小池灌满蔷薇水和苏合油，时间背景也在五代。从汉代以来，中国与波斯、东罗马以及阿拉伯帝国之间一直发生奢侈品的交流，但是汉唐文献中，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中，都不见蔷薇露的踪迹，那是因为当时并没有这种异国奇珍的进口。上述三条记录显示，到十世纪的时候，蔷薇露扩散到了当时国际贸易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中心，在巴格达的视野里则是世界的最远端——中国，这与伊本·豪卡勒的记录形成呼应。
王处直墓壁画中手捧蔷薇露瓶的侍女
至于蔷薇露输入中国以后，就此在中国文化中激荡起的涟漪，扬之水先生早在二〇〇二年就以《琉璃瓶与蔷薇水》一文做了精彩的勾陈与阐释。要提一下的是，在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所著《医典》中译本里，“一般治疗学”之第九七六条称“当药物具有令人作呕的气味，为了避免恶心的发生你应该利用芳香剂。这样的例子有：薄荷、芸香、芹菜、榅桲”及“洒在玫瑰花上的水”。“洒在玫瑰花上的水”显然系误译，应当译成蔷薇水或玫瑰香水。据《简史》介绍，阿维森纳化用了前辈拉齐的理论，把人体的运作描绘成一具蒸馏器，胃是蒸馏釜，脑袋则是蒸馏头，那么，当时最时兴的蔷薇露，他不会不知道。这虽然是个细节，但也能反映出该部典籍的文明水平，不能说全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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