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思想解放：我与《读书》40年 | 江晓原

文 | 江晓原

*本文系应邀为纪念《读书》杂志创刊四十周年而写

转载自文汇笔会（ID：ibihui）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那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二年级。《读书》一问世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长期订阅，数十年不辍，而且保存完整。数年前，时任《读书》主编郑勇到访寒斋，在书房见到全套《读书》的专柜，惊叹之余，和编辑卫纯在柜前摄影留念，遂将我列入杂志赠阅名单。

每月收到《读书》的日子，我都会心情大好。我之所以长期喜欢《读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读书》的许多文章有思想性，二是《读书》对于所登文章有文本上的美学追求。这原是我个人从一个读者角度获得的朴素感受，后来读沈公昌文的回忆文章，发现这居然也是《读书》主动追求的境界，真是别有会心。

值此《读书》创刊40周年，我作为一个起初的热心读者，后来的热心作者，愿就上述两大原因，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读书》及同好。

2018年4月22日,江晓原教授在三联·新知大会演讲

第一次思想解放

所谓思想解放，当从历史背景及脉络来理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际上面临过两次思想解放的任务，第一次已经完成，第二次正在进行中。此“两次思想解放”之说，出自我的杜撰，似尚未见时贤言之也。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

《读书无禁区》，李洪林 （一九七九年一期）

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忆说：“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奇妙的是，这番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现在回忆起来，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初创的《读书》为何会吸引我这样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大学生，“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读书》创刊的前一年，即1978年，最让中国科学技术界兴奋的事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命，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读书》对文本的美学追求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的明显不同，《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殖深厚，还能有一番锦心绣口，所以让我特别爱读，却不知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另一题赠之书《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甚至“不文不发”。沈公回忆说：“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默默 （一九八八年六期）

我不得不坦言，后来有几年《读书》上的文章变得越来越不好读了，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行而有文”的传统，最严重的时候，我订阅的《读书》送来，我竟懒得打开它了。只是出于念旧，我仍然订阅着《读书》。那时我在媒体上说过一句玩笑话，已被沈公载入《也无风雨也无晴》：“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我的“名言”虽属玩笑，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所幸《读书》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先前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有美学追求，是会给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最典型的“八卦”例子是张鸣教授文章中提供的。他说他在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想在《读书》上发文章。想想《中国社会科学》多厉害啊，可是在当年的张教授眼中，和《读书》相比居然何足道哉！《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之功，诚不可没。

第二次思想解放

上文说《读书》一度变得不好读了，“原因之一”是忽视了“行而有文”的传统，那想必还有原因之二？确实有之，就是那时的《读书》在稿件的选择上，越来越远离它原先的读者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了。《读书》的读者，毕竟主要是国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有他们通常所关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和西方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往往很少重合，所以当《读书》的选题越来越“西化”时，它先前的读者也会逐渐流失。

这就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有关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冲破“左”的桎梏，向西方虚心学习了三四十年，确实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这次思想解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不少人对西方形成了习惯性迷信。

当中国终于走到在经济上坐二望一的地步时，世界就出现了新局面。世界历史不会像福山所臆想的那样“终结”于苏联阵营垮台之日，事实上中国已经创造了新的历史。在这个新的历史局面中，所有的“旧教师”都遭遇了新问题。西方自己也要学着适应这个新局面，所以西方能够教我们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

《青春作伴好还乡》，费孝通 （一九九七年七期）

到这时候，我们对西方的习惯性迷信，就变成一种新的桎梏。所以，今天我们急需第二次思想解放，来冲破这几十年间形成的新桎梏。我们的眼光，应该从仰视西方调整到平视西方；我们的思路，应该从学习西方调整到研究西方。《读书》虽然没有明确宣称自己在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中的立场，但是至少在事实上坚定支持了这一解放。

为什么能这么说呢？我可用自己的文章为例。近几年，我和穆蕴秋（起先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后来成为我的同事）合作，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以Nature杂志为代表的“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揭示这些“神刊”背后的商业运作，澄清围绕着这些“神刊”的种种神话。以前在对西方的习惯性迷信中，人们对这类高踞神坛的西方期刊只会跪倒仰视顶礼膜拜，我们这样的祛魅研究是难以出现的。从我们的文章在《读书》得到的待遇来看，我相信“思想评论刊物”的优良传统仍然被《读书》保持着。

《读书》是中国人文期刊中的Nature

在我们对Nature杂志的系列研究次第发表时，媒体曾不止一次问过我：你觉得中国能不能办出类似Nature这样的杂志？说实话，在对西方的习惯性迷信中，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已经第二次解放了思想，当然不排除中国将来也办出一本类似Nature的杂志的可能，但我还有更激进的想法：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杂志！——我指的就是《读书》。

请先不要急着指责我“无耻吹捧《读书》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我是有一定依据的。

第一，其实Nature杂志创刊时（1869年），它的“境界”比《读书》还要低，它就是一本我们中国人今天所说的“科普杂志”（参见拙文“Nature杂志：从科普期刊到学术神话”，《浙江学刊》2017年第5期）。而《读书》“思想评论刊物”的立意当然要更高一些。关于这一点，沈公《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中还有阐述：“但是《读书》究竟不是学术刊物，‘学术’这个差使我们没法全都包下来。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好一个“同学术挂钩，又不专谈学术”！这恰恰是今天Nature杂志上90%文章的特征，因此这两本杂志的大部分文章有类似性质（只是所属领域不同）。

第二，今天的Nature杂志具有强烈的“跨文本”性质，每期上面通常只有两三篇真正的“学术论文”（article），约占每期文章总数的10%，其余十余种栏目都是非学术文本，内容五花八门，甚至包括科幻小说的专栏。《读书》上的文本形式虽不过两三种而已。但《读书》其实是用另一种途径来展现它的“跨文本”性质，因为它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中间状态文本”——即以非学术话语谈论学术话题。因此这两本杂志都具有“跨文本”性质。

第三，Nature杂志和《读书》都是一直由编辑部和主编来决定稿件是否刊用的，这种独立的制度是Nature杂志一再标榜的，它与大部分学术刊物标榜的“匿名审稿”和“学术公器”完全不同。两种制度孰优孰劣，肯定见仁见智，但有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这两本杂志采用相同的制度，而且都在各自领域内成功建立了高度的声誉。

丁聪为《读书》百月所绘漫画，一九八七年

第四，在中国国内的传统观念中，一份学术杂志刊登广告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学术期刊普遍没有广告的经营许可。然而Nature杂志和《读书》杂志都可以经营广告。

第五，Nature杂志最初是科普杂志，《读书》是“思想评论刊物”，这两本杂志都不是所谓的“纯学术”期刊，可是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声誉。Nature杂志被公认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长踞神坛自不待言；《读书》常年跻身CSSCI期刊行列，而且在学者心目中居于非常高端的刊物之列，前述张鸣教授的八卦虽然听起来似乎很夸张，其实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有此五端，将《读书》比作中国人文期刊中的Nature杂志，当非虚语。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坚信《读书》必将不辱使命，更上层楼。

2018年8月1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我与<读书>》，《读书》编辑部编，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