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教授“立”校：西南联大的精神发源

-活动预告-

西南联大与“教育兴邦”

——《西南联大行思录》读者见面会

主讲人：张曼菱

【时间】8月18日（周日） 10:15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二楼 国学馆（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1000号） 

*开放式活动，欢迎参加

《西南联大行思录》是张曼菱十余年来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其间，作者走访海峡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拍摄出电视纪录片数部，积累案头笔记、文献等一手材料不计其数，甚至不乏独家所有。作者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目的在于寻访“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本书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讲话穿插其中，章法上也化整为零。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可见出西南联大人活生生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忧虑。从“西南联大”到今天，历史的精神就在“行”与“思”之间跳动，对那激情岁月与美好人格的怀念向往，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张曼菱，女，汉族。云南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改编成电影《青春祭》。1982年毕业进入天津作协，作家“一级”。1989年到海南投身影视业，自创公司。1998年由云南省委“人才引进”返回故乡。近十余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与整理、传播。其影视作品及书籍有：《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以及在线产品“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等；为当代人认识与研究“西南联大”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主要著作有：回忆录《中国布衣》《北大回忆》，评论集《曼菱说“红楼”》等。

弦诵：教授“立”校（节选）

文 | 张曼菱

“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不是“大楼”的别名，而是“大师”的总称。在这个透彻的认知下，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从而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位功臣。

战时大学离开京华，迁到乡野边陲而活力不衰。课堂依然神采奕奕，充满魅力。在失去高楼校舍的同时，西南联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可谓是“因祸得福”。他们的学术与人品相互辉映、激励，形成了战时的奇观。

当年教授，对内“治校”，对外议政。可以说，他们引导和支撑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潮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生活所有的内容，围绕教授形成。正是教授，使学术变成“人的学术”与“传承的学术”。他们肩负了使整个社会群体向更高精神层次进步的责任。

民国时代的大学教授与校长们，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学贯中西、才德俱修的卓越知识分子。这样一批人，是中华民族不甘凌辱、冲破封建、谋求出路，历几代人奋斗积淀而出的一代精华。

提起西南联大，人们总是强调它的行政管理——“教授治校”。那是一套完善的借鉴西方民主议会制的学校体制。而我以为，那个时代大学的构建和精神发源，其本质应该是：教授“立”校。教授是一切的中心，不仅只是在“治”的管理层面上。

大学，就是一个以“教授”为中心的校园舞台。

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陈省身先生给人印象是颇具绅士风度。回忆昆明生活，他对我说：

与我同住的还有华罗庚，他也是一个名人，我们同住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们是三个人同住，还有一个王信中，是日本问题专家，三个人三张床。我们一起来的时候经常开玩笑，也挺有意思的。

我问他，玩笑怎么开？他说：“互相开。开玩笑很容易，早上没起床，三个人就互相说上话了，就和学生一样。”

几位有名望的教授，早上像同住的男生一样，互相开着玩笑；要达到这种亲切自然的气氛，相互间必须有很深的认可与敬重。陈省身先生说：

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方面和其他大学不同的就是：从教授到学生层次都高了一点。所以面貌和其他大学有一个基本的不同。而西南联大三校能够合作，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好的教授，教授之间互相又很佩服的。同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立刻就垮掉了。如果大学在一起合作，对队伍、对朋友、对同事们，没有一点敬重的心理，很难稳固起来，一下子就会因为一个小问题吵起来，就不能合作了。

陈先生认为，西南联大能够联合下去，就是教授之间有互相尊重的心理，大家不管对政治的意见，对社会的意见是否相同，但对于对方的学问，很多情况下都有相当的尊重，所以学校就能维持下去。

“因为教授高级了，就能吸引更好的学生，所以西南联大的学生水平也比较高。西南联大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很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学生是很好的。”西南联大三校的和谐合作达九年之久，人们往往说“校长是君子”。其实还不只是“校长”的关系，因为是庞大的团队合作，而且时间很长，每个人都要彼此接触到，例如“同住”情况的出现。如果感到对方与自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那么很多事情就很难相互让步、协调。正是因为三校在学术水平上的相近，教授们对于相互能力的认可，所以彼此心理上都能够接受对方。

联大前身三校长：（左起）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当年联大的教授们，互相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说：

当时昆明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大家互相都不忌妒。在抗日战争那个艰苦条件下，你学术著作没发表的可以借给我看，我没发表的也可以借给你看。

我父亲就到闻一多先生家借他没有发表的东西看，借王力先生的东西来看，他们也借父亲的看，互相学习。这个对促进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气。

条件那么艰苦，大家都拼命带学生，就是为了把国家的元气，学习知识的元气恢复和继承下去。

在那些非常典型的学术环境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更突出。

我以为，在昆明时期，学者们可以互借文稿，也由于当时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例如：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印刷，学术会议的召集等都变得不可能。而在被封锁的中国，在偏僻的小城，学者们必须想办法去打破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局面。于是他们依靠与同仁及时和亲近的交流，创造一个活跃的小环境，以使自己的思维不停滞僵化。这完全是一种相濡以沫的行为。在熟悉和亲密的学科圈子里，每个人的研究范畴和思路发展，都是彼此认可和清楚的。对彼此的为人、品格更是相当地信任与了解。而面对日寇要对我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酷现状，学者们的胸怀更加净化。

“思想上的马帮”

两次采访费孝通。一次在北京他的家中；一次是他应邀来到云南，住震庄招待所。在震庄采访时，中间他吸了一次氧。但九十岁高龄的他还是去了丽江。昔日走马帮路，今则以轮椅携氧气瓶重上高原；令我感受到费孝通作为一位中国社会学创始人的可敬可佩。

费孝通说：

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可以说是从云南开始的。

我们社会学注重实地调查，当时国内还不大懂。我们就带回来，开始实际地同人民接触。从实际生活里边出理论，总是最自然的，从实际里边得到知识，从知识里边提炼出理论，来帮助人民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可以看作是费孝通对于社会学的最原创的定义。

我从英国回来，直接到昆明，两个星期后我就到了禄丰。我的一个老同学，禄丰人，帮助我找到一个农村里的农户，我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他完全地帮助我。我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同我相处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同他谈谈，就像请教了一个老师嘛！说到的我就记下来，带回去看对不对。或者出题目给他，他回答我。

费孝通称这位农户为“老师”。他讲给费孝通听，他不用准备，而是海阔天空地讲自己怎么生活，怎么种田。

我就跟他学，学了就把它记下来。它的意义我看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成为一个制度，一个经济制度？他是讲不出来的。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串起来成为一本书，叫《禄村农田》。

当年，费孝通在云南走了三个村子，三个地方，就找到了三个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经济形式。

后来我又从这里开始，到了易村。根据我的思想发展，逐步地又到了玉溪。我看到中国原来的传统经济，发展到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化时期，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变的？

这三个村子，是和我的学生一起搞的，叫作《云南三村》。

云南，现在被世界人类学者所注目，认为它不仅气候与地形多样，并且保留有多个时期、多个状态下的人类发展模式。人类史是按时间纵向展开的，到了云南就形成了地域平面上的铺开，所以称其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活化石。

云南的农民是我的老师。从老师口里边我把它听下来，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生活，他们是经过这个生活的。实际考察这个生活，他如实地说给我听，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从知识里面得到学问。

雨过天晴，在燕子的呢喃声中，摄制组跟随费孝通一起，重返呈贡魁阁，那是他的旧居。

1938年从英国回来，我从云南开始，创造了我自己的一个学术生命。我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心，呈贡魁阁。魁阁是云南的一个小地方，魁阁属于云南大学，是从吴文藻先生开始的，他是支持我们的。

因为日本人轰炸，他们疏散到呈贡乡下去。魁阁也是费的家居。“这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开始很小，我们希望它能长大，这要有条件，需要我们继续地努力。”在魁阁那天，他为我们题写了《西南联大启示录》片名。

我是1910年生的，1930年之后，二十几岁到三十岁，人年轻。当时，我就是用这两条腿走的。滇池附近我都去走过，就住在庙里面。到了半夜，在破庙里搭个床，睁开眼睛有一个大的佛，我睡在他们那儿。在菩萨身边睡觉，这很有意思，到现在还记得。

费孝通一生追求，尽历艰辛，在学术上具有拓荒气魄。

我们看到当时农民的生活比较苦，吃不饱穿不暖。看他们背盐巴，从产盐的地方到昆明，不是用马，都是人背着盐，在山里面走。我去背，背不动，背都肿了。

费孝通称自己是“思想上的马帮”。因为当年他在玉溪一带遇到过很多马帮，就联想起自己的学术调查来。

玉溪这个地方，当时是马帮集中的地方，是边区交易的经济中心。我也是思想上的马帮啊，思想上到处跑。我想认识我们旧的中国，人们生活怎么样？这是我主要的一个课题。我的目的是了解我们工业没有发达的时候，中国的农民生活是怎样的。这是我的主题，人们给我一个很好的条件，因为比较偏僻嘛！

学术也是在思想上做一种沟通和调动的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物流”“文化流”，都必须流动。“联大的一个特点，我创立了新的一个社会调查的方法，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也给了我很好的奖励。”

早年，费孝通的新婚爱妻为做社会调查，失踪于贵州荒山野岭中。这事我从来不敢问，我看过他写的文字：“从此我没有幸福。”

在昆明佳华酒店举办的文化调研大会上，费孝通发言时情绪忽然激动，回忆起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他如此悲愤，和平时那个乐呵呵的学者相比，仿佛是换了一个人。费老那颤抖的江苏口音，我是难以忘记的。

当费老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忽然有一种庆幸感：他在最后的高龄里重游了云南高原，见到他久违的山水。

我的志愿是，说实在，云南乡村也可以出一本书了，云南乡村、美丽乡村。云南风景美丽，气候很好，是值得我留恋的地方。

我在云南有很多乡亲，我在生活方面了解他们，觉得很亲切，也愿意相信他们。我们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怕困难。我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志向，就是通过云南具体的经济情况，把我们早年的一般情况表现出来。

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在日寇进犯的当年，成为南迁学者们的一个爱国口号。

大师上基础课

采访邹承鲁院士是在李四光大院里。他是李四光的女婿，一家三代人、四院士。邹承鲁身材高大，面貌毓秀，给人的感觉始终沉郁寡言。夫人李凌的活泼打破了大房子里的沉闷，她正在隔壁一间房子里打电脑，不时跑过来说几句。

有一张邹先生学生时代的照片，李凌说：“那是我拍的。”照片儒雅稚气。白发苍苍的李院士一句话，透出背后多少同窗共读的佳事。

邹承鲁印象最深的是大师上基础课：“总之，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他是杨振宁的父亲。反正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

王汉斌，校友中政坛地位最高的中共元老。他说：“联大为什么能造就一批人才呢？应该说，教师在国内是第一流的，这是很关键的因素。教基础课的教师都是有名的大师，像陈岱孙、李继侗、贺麟等。各个系主任基本上都教基础课。”

联大的基础课却给他广博的社会经济学视野，使他后来在执政管理中能有所借鉴和思索。

我们学的基础课，在以后的经历中还是有用的。我开始学中文系，后来转学历史系。我念过政治概论，我学的政治概论就是讲比较宪法和各国的政府制度。我后来搞法律工作，因为对各国政府制度有点了解，包括美国、法国还有英国的，所以对我的工作就有帮助。

我上过陈岱孙的经济概论，凯恩斯学说讲的供求关系、边际效用，我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们国家搞宏观调控，调整供需关系，我看跟凯恩斯学说有关系。罗斯福新政，搞公共投资，增加和扩大内需，都跟凯恩斯学说有关。

联大的基础课有特点，大一、大二要学国文、英文，我也学过两年英文。

许渊冲先生近年来写了一些书回忆联大生活。他说：

杨振宁给我的序言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和我的成就都是得益于联大的教育，我们今天的这种成就，都得益于联大。

如果没有联大，我想我的历史要改写。我写的这篇文章及回忆世界一流大学，总结联大教育的三大优点：

第一，大学不是有大楼的学校，而是有大师的学校。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师多。杨振宁说，联大当时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联大的过程，已经与美国最好的大学同行。他在联大念完以后，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芝加哥当时是物理系最好的，但是不如他在联大念的深。

联大那些刚回国的，如华罗庚、钱学森，都是当时国际一流的学者。当时就是帮助（外国导师）得到物理奖的。文学也一样，当时中国文科精英在联大。文史大师、散文大师朱自清；诗歌是闻一多；比较文学方面就是钱锺书。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因为外国人没有中国人英文学得好，这是中西贯通的。钱锺书是中西贯通的第一人。

一个国家的大师都集中这里，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我们都是在联大长大的。我们可以说，是吃联大的奶长大的。

这种大师集中的名校优势，1949年后被一股院校合并的风潮冲散了。“我现在说一句老实话，我们当时的教育，到50年代就断了。清华、北大合并，不像当年联大那样把我们全部集中了。杂牌大学并在一起，反而不如当年的北大。名校的传统已经断了三十年。我们也痛惜。”许先生不客气地称一些院校为“杂牌大学”，固然有些刺耳。不过在民国时期，大学的等级是非常清晰的。

陈三立（居中拄杖）、陈寅恪（左一）

记得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某某是“野鸡大学”出来的。就是那种有钱就可以上的，质量、风气都被学界所菲薄的学校。许说：

全靠老师教，那是没出息的。但是没有老师教，也不行，光有老师也不行，联大这个领导，他能够让你发挥。牛津大学校长说过一句话：一个学校的传统是经过多少年积累起来的，恢复过去很难。

台北学长易君博先生说：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大的教授。第一个就是张奚若老先生，他是系主任。另外一位就是钱（端升）先生。一位是教政治思想，一位是讲授各国政治。后来有机会到英国去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的老师都不错。他们讲的东西，讲授的方式，绝不亚于英国第一流的教授。因为语言相同，所以我们更容易感受，收获更多。

有一位，他是英国新一代的大师，我听他的课，再和张先生讲的同样内容比，张先生确实不仅仅是功力深厚，而且吸收的能力特别强。

钱端升也不例外，他在美国受的训练非常好。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教的跟其他的不同。他就是随便讲，每讲一个东西他的深度都非常深。其他那些外国老师没有他讲得好。英国政治学是近代以来非常重视的，可是听英国人讲起来，就觉得那些思想反而不如钱先生讲得深刻、对我们的影响深刻。他当时从大宪章开始一直讲到1832年英国的改革方案，很出名的改革方案，这就看出来，他对英国的熟悉和专业，很少人有他的深度。

在联大，无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易说：

在大学一年级，冯友兰先生教《新原人》，就是他那几本书，叫作“贞元六书”，印象非常深刻。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是很多人没法跟他相比的。虽然有点结巴，但是他的深度很强，是史学家的感受。他好像一个宋代的史学家给我们讲授一样。

金岳霖先生也是大家都很崇尚的，他是超然无为的学者样子。殷海光就非常崇拜金岳霖。殷海光把金岳霖的书扔到地上，说：“听到没有？掷地有声。”

名师与名校的湮灭，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人生的扭转

“发现李政道”，是西南联大和物理学界的一段佳话。青年李政道怀揣着浙大导师的一封推荐信，穿越万水千山，到云南来寻找联大导师，那位使他人生发生突变的中国物理学界著名大师吴大猷。李政道说：

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1946年5月，我离开联大，从昆明经上海，到美国去。

联大对我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虽然我在联大就待了一年。

在烽火连天的路途中，李政道经历过翻车之祸，并住院疗伤，然后继续前行。上天总是垂爱于那些历经考验而不退缩者。

联大的教育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学生虽然很少，最后出来的人才很多。联大对我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扭转点。

李博士用“人生扭转”来道破联大对他一生发生的巨大作用。

联大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我在联大不光是受到教育，我通过联大得到去美国的机会，我1946年到美国了。所以它在你一生里面，作用是很大的。我想每个人都是跟以前联系起来的。

来到昆明北郊岗头村，当李政道敲开吴大猷的家门，一个物理奇才从此开始他的征服世界之旅。

经过是这样：1945年，他让我看本英国的书，它习题很多很多的，过几天我就还给他，他说：“怎么样？”我说“我看了。”他说：“习题怎么样？”我说：“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习题，总归有一两百题，我是没问题的。他就找了最后几道习题，问我，我就把答案告诉他。

吴大猷对联大物理系的同仁们声称：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我在联大的时候，因为虽然是二年级学生，带我的主要是吴大猷先生和叶企孙先生。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教我三年级的。不过二年级的课，我不上课就去考试，上的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课，物理与数学。所以在考试的时候，虽然算是二年级，实际上我三年级、四年级的课都完成了。

李政道其实是在浙大就被发现了的。浙大的导师感到，这个有天赋的学生，应该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地方去学习，给他指点了方向，写了推荐信。“联大的发现是一个逐渐的经过，所以说，人生是一个扭转，并不是说以前这个人了解自己的潜力。”吴大猷打开那封信看，自己并不认识写信的人。但是物理学界的人知道吴大猷，他想可能是对方把自己器重的学生介绍与托付给自己了。这个远来的学子从此获得了一个被发现、被培养的机会。

我想是这样，西南联大是三个大学联合起来的：北大、清华、南开，它学生的总数跟浙大是差不多的。不过老师的力量，基本上比浙大多了三倍，所以集中的比其他学校强。其他大学也同样面临抗战的，老师对学生培养的精力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在浙大时跟的导师也很注重培养学生。

我那时候是大学一年级，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来培养的。我到西南联大，它人更多，老师是最主要的。这些名教授集中教给你，我觉得这对学生学习起来帮助比较大。

奇才进入了大师的视野。中国话所谓“得其所哉”。导师有了用武之地，英才也得到了高明的指教。

李政道一生视吴大猷如同父亲，我看到几幅照片，李博士推着吴老师的轮椅，二人之间有一种由衷的欢乐。李政道说：“吴先生，当时可以说是1945年一直到现在，五十五年。我们从师生的关系到很深厚的朋友的感情。”在导师去世后，李政道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套幻灯片，内容是吴大猷生平，他亲自为人们放映。第一幅是吴大猷呱呱落地时的婴儿照片。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们只有对生身父亲才会有这样的追念之情。

吴大猷（坐轮椅者）与学生李政道

因其超凡的物理天赋，李政道得到了破格的安排。“我的学习集中性是很强的。虽然有升学制，但对一个好学生，他们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破格学习。”联大物理系并没有用年级的升学制来限制他。“我把大学所有物理和数学的科目，集中来学习，实际上是很锻炼人的，所以我到美国去，就可以去研究院。”

在吴大猷的举荐和安排下，联大若干著名导师对李政道进行轮番的谈话。用李的话说是一个仿佛“集焦照射”的培养。

吴先生别的事情很多，所以帮我和其他人讲了一下，别人同意，我可以去问他们。这个做法在联大可能是第一次，所以我可以把两三年的课程同时都接受、都看。

李政道在联大获得一种上下求索的自由，他可以去找任何一个导师请教。吴大猷介绍他和来往于国际的学术人士连续地交谈：

他就把我介绍给他以前的学生马仕骏老师。马老师是吴老师北大时期的学生，那时候从剑桥刚刚回来，他正要去美国。那是1945年。马先生来到联大，我跟他一个礼拜两次谈话，谈了几个月，好像有两个多月，他到美国去了。他去学的是相对论方向，谈论到高等量子力学。我跟他就是聊天的方法来交流。我有一些问题，他来说说。不是正式的教课式的，完全不是灌输，他就是听了我的问题，他来给些回答。

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个传统我以为只是在文科保留一些。在北大，有的导师我没有上他们的课，而是通过交谈结识的。交谈比课堂更接近人的思维，更有持续性。而所谓神秘的理科殿堂看来也是娓娓而谈，融会贯通的。理科的大师们也是首先注重对一个人的考察、分析，包括他的个性，把这一切“配合起来”，进行施教的。

它是以培养人为中心。它每一个人都要创新，要创新是要有特殊性的，要特殊性你就要跟那个人的性格配起来。启发是有的，培养更是有的，更重要的它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而出来的结果他们也不能预料，我也不能预料。就好像一个新的种子，你要很注意培养好，这样的注意，这样的培养精神，让我觉得联大是可贵的。

把学生当作“一个新的种子”，尊重学生的个性，把学问的特殊性和人的性格配合起来。这听起来好像是对一个艺术人才的培养。现在的学校只承认艺术是有天赋的，歌喉与身材是天生的；然而岂不知人的内在天赋，那些肉眼凡胎看不见的资质与个性，也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难以移动的。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位好的教授，他为了一个学生，并不是一下子固定好了，要怎么发展；而是看你怎么发展，他们就改变，甚至改变当时的方法和制度。

西南联大行思录（增订版）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6

ISBN: 9787108064554 定价: 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