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人尾崎秀实和美国人史沫特莱，既是革命者，也是文人与小说家。他们因文学而结缘，更因共同的理想成为共产国际的革命战友。他们的人生经历，代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进步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也激活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熊鹰这篇文章，不是要写被暗杀与情报充斥的谍报故事，而是要讲述一个关乎正义、反抗与自我牺牲的故事，主角正是卷入“佐尔格间谍案”中的尾崎与史沫特莱。
政治天空中的流星文 | 熊鹰
（《读书》2019年9期新刊）
“这部小说和普通的普罗小说不同，有很多浪漫的地方。”尾崎秀实这样评价自己一九三四年翻译出版的《只身走向大地的女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尾崎曾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记者，是日本著名评论家、记者、中国问题专家。而《只身走向大地的女人》正是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的日译本（史沫特莱也凭借这本小说一举成名）。他们并非一般的作者与译者，两人其实相识于上海，都在赫赫有名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周边从事情报工作，并结下了一种亲密关系。“在上海的时候，有人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新闻记者我一定要介绍给你。但是，因为长着一张可怕的脸，听到是一个女记者之后若有好奇心的话你就错了’，说着这样笑话的某人介绍给我的正是史沫特莱女士。”尾崎后来这样描述他们宿命般的相遇（尾崎秀実：『女一人大地を行く』）。据史沫特莱的传记作者露丝·普莱斯（Ruth Price）介绍，说着笑话的“某人”正是尾崎经常光顾的西洋书店的女老板艾琳·魏德迈（IreneWiedemeyer，1907-1978）。这位长着雀斑、拥有天蓝色眼睛和一头乱糟糟红发的德国犹太人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静安寺路，即今天的南京西路开设了一家瀛寰书店（Zeitgeist Book Store）。
《中国论坛》上有关瀛寰书店的消息，1932年鲁迅所筹办的“德国作家版画展”便在书店中举办
魏德迈在柏林时就加入了威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uenzenberg， 1889-1940）的共产主义组织。明岑贝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尤擅宣传，而这个装满了激进德语、英语和法语书籍的书店则是明岑贝尔格出版集团的一部分。它在柏林和莫斯科都有相似的分店。到一九三三年关门前，上海瀛寰书店负责传播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消息、销售英语和德语圈的共产主义刊物，以及为共产国际的活动提供接头点。正是在瀛寰书店里，尾崎秀实找到了《大地的女儿》的德译本，并对史沫特莱产生了最初的兴趣。
在地球的另一端柏林，把史沫特莱送到中国的也正是明岑贝尔格的周边组织。露丝·普莱斯在其首次披露相关细节的《史沫特莱传》一书中称，一九二一年，明岑贝尔格遵循列宁的意愿，在柏林成立了宣传与统战的组织——国际工人后援会。为了帮助明岑贝尔格，共产国际将雅克布·米诺夫－阿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 1895-1937）派往柏林的苏联大使馆。表面上阿布拉莫夫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下设的国际联络部的第二权威。这个重要但却从未公开过的国际联络部专门负责走私武器、散发宣传物、将人和资金运送到各处，它还在莫斯科和世界各主要大城市间架设秘密电报网。史沫特莱便隶属于这个国际联络部。史沫特莱持有美国护照、受治外法权保护，能在苏联情报人员无法顺利开展活动的地方工作。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地下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的一九二七年底，阿布拉莫夫决定将史沫特莱派往中国。一九二九年五月，史沫特莱辗转来到上海，为她办理赴华合法身份的是明岑贝尔格的同事、德国共产党员、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助理朱利安·甘柏兹（Julian Gumperz，1898-1972）。甘柏兹曾与卢卡奇、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以及日后与史沫特莱关系密切的佐尔格一起参加了一九二二年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学习周”。通过甘柏兹的运作，史沫特莱得到了《法兰克福报》特别通讯员的身份。六年后，佐尔格也用相同的方法到东京开展活动（Ruth Price, The Life of Agnes Smedle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通过共产国际的跨国网络，尾崎和史沫特莱在上海相遇了。
尾崎秀实幼年在台湾长大，父亲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兼汉文版的主笔，熟悉书画金石等传统，而他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感受力也颇了得。初到上海，在日后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和时政评论家之前，他以“白川次郎”和“欧佐起”的笔名从事文学翻译与评论。经陶晶孙介绍，他和中国左联作家频繁往来。尾崎出入内山书店的文化沙龙，给《文艺新闻》《大众文艺》投稿，畅谈“日本左翼文坛的情况”与“英国何以落后了”，他也为左联全体盟员大会提供过场地（夏衍：《懒寻旧梦录》）。左联五位作家被秘密杀害后，他与人合作翻译了左翼剧作家的作品，结集为《蜂起》，一九三一年作为“国际普罗文学丛书”的一册在东京出版。他还为山上正义翻译的《支那小说集阿 Q正传》写作序言、撰写胡也频和柔石小传。在夏衍心里，尾崎既是一名绅士派头的记者，也是上海日本共产党、日本进步人士中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不过，尾崎在上海的这些活动或许多少受到了史沫特莱的影响。据普莱斯介绍，相识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承认自己加入了国际赤色济难会的中国分部，正受命发起一次对于白色恐怖的全球抗议。史沫特莱当时正与茅盾一同将鲁迅的控诉翻译成英语，发表在美国左翼的《新大众》上。结识史沫特莱后的尾崎则在这一段时间翻译着中国左翼文学作品、评述着中日左翼文学现状，为新创办的《中国论坛》撰稿，与史沫特莱并肩战斗在白色恐怖后的上海。除此之外，尾崎还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直接卷入了谍报活动。苏联红军第四局的特工佐尔格正需要能搜集日本对华情报的日本人，尾崎接受了史沫特莱的引荐。“九一八事变”后，尾崎秀实又进一步为佐尔格介绍了日本共产党员川合贞吉，为其提供日本针对苏联的军事情报。“一·二八”后，尾崎和史沫特莱则为佐尔格收集有关日本在华南及西伯利亚军事动向的情报。不过，由于尾崎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回到了日本，尽管佐尔格也于次年九月到达日本，两人重建了情报网，但尾崎和史沫特莱并未在情报工作上有太多实质性的接触。唯一一次合作便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两人为建立华北情报网在北京碰过头。自此之后，他俩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交往更多的是通过文学翻译和评论来实现的。正因如此，在尾崎与史沫特莱的直接情报工作断绝后，翻译出版的《只身走向大地的女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从上海回到日本后，尾崎一家住在伊丹市近郊稻野住宅地。这段时间据他后来狱中自叙，是他最怀念的时光，在政治暴风雨尚远、在为了政治理想牺牲太多家庭生活之前，一家人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然而，尾崎却在《只身走向大地的女人》的译序中写道：“回到日本三年半以来，从未遇到过像史沫特莱那般活泼有生气的日本女性的脸。”或许，在日后监狱中最终意识到亲情的可贵之前，面对自己典型的日本妻子——从不与其交流思想的英子，尾崎想念的是史沫特莱那张具有美国印第安血统、在美国旷野里成长、在时代的苦恼中历练的脸庞。革命者的文学事业势必不仅仅是文学那么简单。尾崎的翻译和评论活动直接演变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尾崎在为史沫特莱《中国人的命运》一书所做的评论中写道：“自去年二月我离开上海后，史沫特莱女士与我仅有与她的第一部著作《大地的女儿》翻译相关的一两通通信，我们断绝了文通。这个夏天风闻史沫特莱女士已经离开上海，我猜想其归国目的之一便是为了该书的出版。”史沫特莱确实如尾崎所言回到了美国，然而绝非为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出版。一九三三年春，法西斯主义开始活动，在柏林领导共产国际西欧分部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被疑与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有关遭到了拘捕。一度强势的德国共产党被明令禁止，明岑贝尔格流亡巴黎。在远东，瀛寰书店关了门，艾琳·魏德迈消失了，史沫特莱和她的情报人员失去了联系。当日本军队越过长城进入河北时，她的情报小组正处于瘫痪状态。她担任英文秘书工作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主席宋庆龄收到了一封装有一颗子弹的信，总干事杨杏佛则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为了安全，史沫特莱不得不离开上海。一九三三年九月，正在苏联高加索北部基兹洛沃茨克的一间疗养院里休养的史沫特莱突然接到了赴美的任务。原来《中国论坛》的记者哈罗德·伊罗生正式成为托派，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与他断绝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因而期望重建一份在美国注册且得到美国同志财政援助的后续刊物。史沫特莱因此赴美。尾崎在评论中提出的史沫特莱为了出版《中国人的命运》而奔走归国的说法大有混淆视听的嫌疑。黑人诗人朗斯顿·休斯在1956年出版的自传中，自述其早年在日本被捕的经历同时，在远东方面，多事的日本记者木村毅在当年九月的《黑人诗人朗斯顿·休斯》一文中提到，不久前来到日本的美国黑人作家朗斯顿·休斯受到了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和骚扰。本来，上海反帝大会迫在眉睫，法国作家巴比塞及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尔本有借机赴日的计划，现在这些计划都落空了。不过，木村毅说：“《大地的女儿》的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要赴日，到时大约能见一下这位女作家吧。”（木村毅：「黒人詩人ヒューズ」『改造』一九三三年九月）休斯曾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带着史沫特莱的推荐信从莫斯科到上海。他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成员。两周后，他又带着莫斯科的口信来到日本。据说，他还负有接触上海反帝大会代表的任务。不过，休斯很快就遭到了日本警视厅的拘捕，并在审问中承认了自己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东京日日新闻》对审问进行了不利于休斯的歪曲报道（Etsuko Taketani, The Black Pacific Narrative: Geographic Imaginingsof Race and Empi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14）。史沫特莱或许当真有过赴日计划也说不定。不过就在此时，尾崎秀实在文章中坚称自己与史沫特莱断绝了文通，女作家则早因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赴美了。这或许可以视为尾崎对日本警视厅及木村毅不明意图的文章的一种回应。尾崎的文学翻译和评论在日本延续着它们的“政治生命”。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完成了在美筹建《中国论坛》后续英文期刊的任务后，史沫特莱从洛杉矶启程回上海。船停靠日本时，她拜访了尾崎秀实在《朝日新闻》的办公室。史沫特莱在美国的日本朋友石垣绫子说，他们两人曾绕过皇宫，走进了上野博物馆，一同吃过饭。随后她返回了预定当晚起航的船上，“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与作为佐尔格小组成员之一的尾崎通过信”（石垣绫子：《一代女杰史沫特莱传》，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这并不完全准确。据普莱斯介绍，史沫特莱向尾崎坦白了她在苏联的见闻，以及她在中国革命主体和领导权问题上与苏联的分歧。她还提到了想参观中国的苏维埃地区。而尾崎只是冷冷地回答：“苏区长久不了。”尾崎告诉史沫特莱，他已在日本重建了与佐尔格的联系。而她却告诉尾崎，她不会再参与他们之前的情报活动了。史沫特莱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回到上海，随即又给他寄去了一叠关于共产国际的文件，其中包括许多“批评共产国际内部法西斯的文章以及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故事”。而尾崎则听从了佐尔格的意见，对于史沫特莱的来信不予回复，两人从此不复联系。
尾崎秀实的《现代支那论》，1939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1941年7月4日日本情报局第三部发给《法兰克福报》记者佐尔格的外国记者证
然而，尾崎与史沫特莱并未从此在精神和思想上彻底决裂。
一九三五年八月，尾崎再次谈到了自己的翻译。他说自己之所以把《大地的女儿》翻译成《只身走向大地的女人》，是由于翻译时受到了德译本书名的影响。“但现在看来”，他不无遗憾地说，“还是应该使用《大地的女儿》这个题名”，因为著者的生活已经不断地向更宽广的地平线迈进了，为了世界各地受压迫的人们战斗，并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可见，即便不再是组织内的关系，尾崎也没有无视史沫特莱的人生与写作。当时正值共产国际 “七大 ”的召开，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路线也要求革命队伍向更广阔的地平线推进。《大地的女儿》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再次获得了“新生”。尾崎1938年发表在《日本》画报上的《中国农民》及《中国走向何处》中，分析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这是尾崎秀实被捕前最后的文学发言。完成史沫特莱著作译介工作的他也日益转向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评论，他转到东京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参加太平洋关系协会的国际会议，最后位列首相近卫文麿的“早餐会”，成为日本外交政局的智囊。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苏联红军情报局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的身份暴露，包括尾崎秀实在内与他相关的三十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
狱中，尾崎秀实再次与文学及《大地的女儿》狭路相逢。从歌德自传、卢梭《忏悔录》、尼赫鲁的狱中自传，到佐藤春夫和柳田国男的作品，再到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尾崎阅读着宽广的“世界文学”，并且“认认真真地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写道：“现在想来我是幸福的人。此生所到之处皆深深地感受到人间的爱。回顾我的生涯，像星星一般璀璨闪耀的正是诚实的爱，而友情便像那其中最亮的星一般闪耀。”对于佐尔格与史沫特莱，尾崎秀实说：“他们都是优秀的人，有着极温暖的心灵，和我一样都是自我牺牲的人。现在想来，这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样的思考中，他忍不住对决定学医的女儿杨子说：如果有可能，还是从事和父亲一样的记者、评论家的工作吧，这是从爷爷到父亲，尾崎家两代人的传统，应该守护和继承。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尾崎重新发现了《大地的女儿》。1946年世界评论社根据尾崎的狱中书简出版的《爱如流星一般》化名为“拉姆齐”的苏联情报员理查·佐尔格1964年被追认为英雄尾崎秀实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女儿杨子的信中自叙著译情况，他说：“翻译有一部。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的著作，说的是母亲与女儿挑战贫穷和逆境的故事。是关于坚强的女儿不断摸索自己的道路，开拓世间道路的故事。虽说是特别的故事，现已成为世界名著。我的翻译不太好。我希望杨子日后若有机会重译此书。”从其所描述《大地的女儿》的梗概，即“母亲与女儿挑战贫穷和逆境”的故事中，不难窥探一个对自身走出牢房不抱希望的丈夫与父亲，对于妻女日后生活的牵挂与担忧。而“希望杨子日后若有机会重译此书”的真正含义或许是：日后生活必将遭受挫折的杨子在逆境中不妨读读此书。尾崎重新领悟了昔日恋人与战友著作中关乎人间正义与幸福的政治，并将它作为对于女儿未来人生最好也是最后的鼓励。史沫特莱和《大地的女儿》又一次回到了尾崎的生命中，这次是以一种更本质、更根本，或许也是更政治的方式，一种将美国无产阶级农民的女儿与佐尔格谍报案日本主角的女儿的命运连接起来的方式，一种个人生命与政治生活合二为一的方式。这是一种宿命般的连接，是分属地球两端的不幸命运的相遇，也是追求着再造一个正义、公正、和平的世界的灵魂间的一次必然碰撞。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践行政治理想的尾崎秀实在生命的最后，通过广阔的“世界文学”感悟到了如星星般闪耀与珍贵的人间爱，以及更为重要的人间正道的方向。史沫特莱的著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1954—1955年率先在日本翻译出版，早于中国和美国尾崎秀实自愿作为佐尔格谍报案中的成员、作为政治经济评论家而生，而死。他并非因为天真且不顾妻子的劝告才最终被捕入狱的。相反，他一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样的结果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在狱中反复说着“我没有任何辩解”。堂堂正正地对自己所作所为毫不避讳、从不后悔的尾崎，在自己的政治信念中重新思考并发现了“世界文学”的宽广无私，又在宽广无私的“世界文学”中确认了政治的坚定与决绝。文学，属于全人类、凝聚人类精神与思想最高成就的无边无际的文学，跨越种族、国家和语言界限，诉诸人类根本问题的文学——以及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在与他分分合合地度过了政治与人生的风云后，在他政治的天空中放射出最耀眼的光芒。尾崎逝世后，身在美国的史沫特莱将《大地的女儿》的日本版权授予尾崎的妻女，专门用作杨子的教育经费。尾崎在狱中不断苦恼着的女儿杨子的教育问题得到了解决。史沫特莱用自己的方式缅怀了在情感与政治上都吸引着她的尾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七年，已然回到美国的她被麦克阿瑟的远东情报部正式拖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谍报案，最终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客死英国。
（尾崎秀実：『女一人大地を行く』，角川文庫一九七六年版；Ruth Price,The Life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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