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有关1910年10月-1911年4月的清末东北鼠疫，威廉•萨默斯的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一书从地缘政治视角展开中、日、俄、美、德等国的博弈过程，涵括了很多首次披露的历史细节，使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事件背后的一系列大国外交策略和政治运作手法浮出历史的深水面。而相互裹挟的国家力量、社会团体和个人努力导致的防疫结局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颇为耐人寻味。以一百多年前的瘟疫政治来看今天的纷争，似乎合作或对抗仍是一个难解之题。
理查·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1872-1948）在接到美国政府的训令后，紧急启程，由马尼拉赶往上海。细菌实验室里的关键设备也已拆卸包装，随他同船运往中国。当其他乘客凭栏远眺，欣赏着海上美景时，斯特朗则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阅读有关鼠疫的研究文献。说是阅读，其实是恶补，因为他长期从事霍乱的研究与防治，鼠疫非其所长。在到达最终目的地沈阳之前，连斯特朗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放着权威的鼠疫专家不用，偏偏选择他去参加这次“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报纸上有关中国东北疫情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消息的来源五花八门，充斥着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英、法、美、德、日、俄等国驻扎在哈尔滨、沈阳（奉天）、大连和丹东（安东）的外交官、医生和新闻记者们都从各自的立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斯特朗也分不清孰真孰假，但他似乎能感觉到疫情背后隐藏着某种政治张力。他还不知道，围绕着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防治，一场大国之间的外交角逐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凭着自己的医学知识，他也即将卷入这出大戏的高潮，去扮演一个力挽狂澜的角色。
大国之间，合作与博弈无所不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就足以成为借题发挥的契机，或促成团结协助，或导致反目成仇，这是最近人们亲眼看到的事。但放眼历史，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发生在清末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鼠疫以及中、美、日、俄等国围绕防疫的外交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先例。研究这场大鼠疫的学术著作并不少见，但关注疫情背后的政治和外交博弈，就要首推美国学者威廉·萨默斯的《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传染病的地缘政治》（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尽管书中也谈到了医疗史，但作者显然对政治外交更感兴趣，而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心照不宣又紧锣密鼓的斗争也成了全书最精彩的部分，结合当下的特殊情形，读起来令人感触颇深。
公共卫生管理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任何防疫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都需要国家强制力来维持和保证。切断交通、关闭边境、封锁城镇、强制隔离、停产停学、遣返外国居民、从国外撤侨、企业转型生产紧急物资……这些我们今天看到的举措，无一不是各国政府的行政命令，背后有军事、警察、教育、经济、安全、边防、移民等部门的国家机器作为保障。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家强制力被紧急调动起来，对特定区域进行控制和干预，以限制人群的流动，并最终阻断疾病的传播。反过来，在防疫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实施力度、覆盖范围和深度也必然得到加强和扩大。以管理公共卫生之名行扩张权力之实，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从西洋老师那里学来的本事，并在台湾岛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中屡试不爽。建立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修建医疗卫生设施，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标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强化政治权力的隐蔽手段之一。曾经在德国学习医学的后藤新平即深谙此道。一九○五年，时任台湾殖民机构“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调任旅顺，担任“满铁株式会社”的第一任总裁，负责管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旅顺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后藤从事公共卫生管理的经验十分丰富，甲午战争期间他就相继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和检疫部任职，对于医疗卫生与军事斗争的关系并不陌生，后来更是升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负责日本全国的公共卫生管理。在台湾期间，后藤通过排查各种疾病的可疑病患和易感人群，逐步完善了户口登记，加强了对各地社区的了解和控制，一些长期不便实施行政管理的偏远地区也逐步纳入了后藤所建立的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纵贯台湾南北的铁路也是后藤主政时期修建的，一手抓交通，一手抓卫生，并通过二者来强化殖民统治，这是后藤有别于其他日本政客，被盛赞为“技术官僚”的主要原因。他把自己在台湾岛管理铁路和公共卫生的经验复制到中国东北，在大鼠疫流行之前，就早已借着提高医疗水平的名义，以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为核心，扩张日本在东北的政治势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到一九一○年十月满洲里发现鼠疫的零号病人，并逐步演变成一场近六万人死亡的大灾难时，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复杂行政机构里，却找不到一个与后藤新平一样有着丰富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官员，也找不到一个与日本陆军省医务局、检疫部或内务省卫生局类似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对于公共卫生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满朝文武更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倘若公共卫生事件波及几个不同政权控制的区域，那各地之间还要考虑究竟是协作互助还是关门自保。清末东北大鼠疫就给清政府、俄国和日本出了这样一道难题。铁路把东北各地联系在一起，乘客可以坐火车自由旅行，但铁路管理却因政出多门，被分割成一块块、一条条。俄国和日本分别控制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而清政府则依旧掌管着广大农村和腹地，大家各行其是、互不通气。然而，铁路归属和管理上的分隔却挡不住细菌和疾病的传播。相反，人口流动的速度因铁路而大大提高，更是加剧了疫情的快速扩散。鼠疫仿佛是一团火，恰沿着导火索一般的铁路干线蔓延开去，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到沈阳、大连、丹东，给中日俄三方提出了一个如何协同防疫的问题。鼠疫暴发后，俄国和日本都先后对沿铁路移动的人群采取了强制隔离措施，但对于远离铁路的广大乡村却无权管辖。不愿意配合隔离的疑似病例只要逃向铁路两侧的腹地，俄日当局即鞭长莫及。清政府虽然也相应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但举措仅限于中国人，却不包括享受着治外法权的西方人和日本人。任何限制外国人人身自由的做法都要事先得到外交上的许可。这就意味着，中俄和中日之间若不进行合作，防疫举措就会漏洞百出，效果可想而知。欧美列强都注意到了中日俄三国各自为政对防疫的影响，也纷纷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德国驻哈尔滨领事率先表态，为防疫大计，德国愿暂时放弃治外法权，由中国方面统一谋划，在东北居留的德国人也要服从清政府的安排。美国对此表示赞成，并建议成立国际卫生委员会指导防疫，但仍由中国统筹采取强制措施。在俄国和日本看来，放弃治外法权，无异于削弱自己在东北的地位，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们所希望的刚好相反，那就是借疫情防控之机，扩大各自在东三省的势力。俄国自日俄战争失败后，在远东地区便成收缩防守之势，加上国内局势动荡，虽然一口回绝了德国的提议，却也无力继续扩张，但仍然要守住“底线”。而各方面都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则完全不同，后藤新平的继任者们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以防疫为借口，按照早已演练好的套路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做法。“满铁株式会社”首先把总部由旅顺推进至沈阳，重心北移，跳出了辽东半岛南端一隅，积极插手东北中部地区的防疫工作。在离铁路较远的农村地区，日本当局也越权采取了强制隔离措施。地域狭窄的辽东半岛限制了南满铁路两侧腹地的纵深发展，也为日本堵截搜捕发病人员提供了便利。对于美德等国要求暂时让渡治外法权、由中国统一组织防疫的建议，日本更是置若罔闻。在中朝边境的安东，日方甚至明确表态，为了严查疑似病例，日本军警可以强行检查中方的人员和车辆，而清政府却依然要尊重日方的领事裁判权，不得限制日方人员自由或扣押日方车辆。安东不是旅顺，并非日本的租借地，在中国行使完整主权的领土上肆意妄为，日本早已把国际法抛在了脑后。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以防疫为名，从广岛向旅顺增调陆军第五师团，加上原有的第十一师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万余人。鼠疫带来了一场危机，对于受病痛之苦的患者来说是一场危难，对于苦心积虑的侵略者来说则是天赐良机。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 II，1881-1947）和他在奉天、大连、安东及北京的同事们及时把日本趁鼠疫之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动向报告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警觉。就中国东北局势做一个公正判断，得出日本“失道寡助”的结论，对一个普通美国外交官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可接到报告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深知，对日本做出如此负面的评价，顾临的内心一定承受了巨大痛苦，而这也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顾临是名副其实的“名门之后”。他的曾曾祖父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唯一一位在《大陆盟约》《联邦条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四份重要历史文献上都签过字的“国父”。顾临的名字也取自这位荣耀门庭的祖上。越是出生在官宦世家，越是对金钱和权力看得很淡。顾临的父亲放弃了各种从政和经商机会，在明治维新后来到日本，当起了传教士和英文教师，把《圣经》翻译成日语，在日本一干就是四十三年，直到去世。顾临在横滨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和父亲一样，他精通日语，有着众多日本朋友，对这个第二故乡感情深厚。进入国务院后，顾临被派出工作的第一站是美国驻大连领事馆。虽然没能去日本，但由于大连已经在日本控制之下，顾临也就欣然接受。日本人知道顾临一家的来头以及父子二人和日本的渊源，对这位年轻的领事官敬重有加。一九一〇年，当顾临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日本的侵略动向时，他的父亲尚在日本工作。尽管内心很矛盾，但顾临本人已经开始和日本渐行渐远。一场大鼠疫改变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对医疗卫生和外交工作的认识，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向。自西奥多·罗斯福当政之日起，美国就力求平衡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力量，这也是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的具体体现。及时插手两国争端，调停日俄战争就是罗斯福当年制衡双方的关键举措。如今日本势力渐强，不断侵夺东北地方的政治权力，清政府心急如焚，美国也不甘坐视，而力不从心的俄国人更是希望把水搅浑，借他人之手限制死对头日本的发展。中美俄三方很快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坐下来讨论鼠疫防治是当务之急，清政府加强公共卫生权力以遏制日本的蚕食更是迫在眉睫。对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日本一边抵制，一边放出话来为其过激的防疫措施辩护：中国医疗水平低下，公共卫生事业落后，医疗人才匮乏，何德何能来组织防疫？又如何能领导列强召开学术和外交会议？这些借口看似强词夺理，却句句戳中了清政府的软肋。不过，日本也害怕会议真的开起来，自己反被孤立，忽然又改变态度，对召开国际鼠疫防治大会表示欢迎，并宣布派出医学权威北里柴三郎率团参会。中美双方都意识到，短时间内解决日本提出的这些宏观问题不切实际。只有就事论事，针对鼠疫防治展开讨论，清政府或许还可以临时抱佛脚，与日本在医学交锋时打个平手，保住东道主的面子。但北里柴三郎的出现，又令形势急转直下，中美都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北里柴三郎曾与后藤新平一同留学德国，与后藤“携医从政”不同，北里则专攻医术，在细菌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早在一九〇一年，他就以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身份在世界医学界确立了威望。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与德国医生贝林共同研发了破伤风疫苗。北里头上的另一个光环，是首次发现了鼠疫杆菌，与法国医生耶尔森几乎同时找到了鼠疫病原体。尽管这一殊荣最终被记在法国人名下，但这并未削弱北里在医学领域的影响力。鼠疫在东北爆发后，北里柴三郎也来到中国，实地调查研究，参与了“满铁”在东北南部的防疫工作。日本人盘算，有了北里这样的“大人物”坐镇，日方将占领会议上的学术制高点，还有谁比北里更加了解鼠疫呢？掌握了医学话语权，就不会被中美牵着鼻子走，也不用担心外交上陷入被动。清政府主导防疫工作的中流砥柱是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青年华裔医生伍连德及其助手全绍清，发挥配合作用的是英国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 1855-1936），他领导一批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组建了盛京施医院，已经在沈阳行医近二十年。除此以外，便是北京“协和医学堂”派来的几个英美传教士。但即使他们全加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上北里柴三郎的声望和水平。“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日益临近，美国认为，派鼠疫专家从纽约启程到沈阳要好几个月，远水解不了近渴。还不如就近差遣一个细菌学家提早赶往中国，以争取大量时间与中方开展医疗合作，临阵磨枪再加上中国方面的地利人和，说不定可以与北里抗衡一阵。斯特朗是美国能找到的离中国最近的微生物专家，自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一直在菲律宾研究热带传染病。抵达沈阳后，斯特朗立即重建细菌实验室，他到医院查看了若干病例，并提出了解剖患者尸体的要求。一九一一年的中国，无论《大清律例》还是文化传统都无法接受这个西方医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做法。但在伍连德的支持配合下，斯特朗很快拿到了特许证。对二十五具无主尸体的解剖研究使斯特朗初步了解了鼠疫的病理机制，也印证了伍连德关于本次疫情是肺鼠疫的看法。鼠疫杆菌通常攻击的器官为淋巴腺和肺。在此前的鼠疫爆发事件中，患者大多表现出淋巴结肿大和出血等腺鼠疫症状，这包括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一八九五年香港的大鼠疫，而北里当年就是在香港发现了鼠疫杆菌。但这次东北大鼠疫却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肺鼠疫，患者肺部感染引发咳嗽和呼吸困难，传染途径也由最初人鼠共患的跳蚤改为飞沫。即使像北里这样的权威专家，也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肺鼠疫病例，这一发现让伍连德和斯特朗十分兴奋，信心倍增。一九一一年四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伍连德、全绍清和各国与会代表悉数进驻沈阳小河沿“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场，唯有日本人例外。他们选择了“满铁株式会社”单独安排的宾馆，即使每日在会场和驻地之间通勤往返，也不嫌麻烦，有意避开众人，似乎有所谋划。不是冤家不聚头，两年前，施肇基在伊藤博文哈尔滨遇刺案中成功阻止了日方借机要挟的企图，如今他和日本人又一次在东北狭路相逢。作为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毕业生，施肇基的出现也为会议上的中美联手奠定了基调。由于中美之间的医疗合作以及清政府所占据的天然地利，日本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掌控会议的学术和外交话语权。伍连德和斯特朗基于尸体解剖而对肺鼠疫病理的判断和研究已经遥遥领先于欧洲等国的与会代表，但北里柴三郎不是等闲之辈，他也解剖了二十多具患者尸体，同样拿到了肺鼠疫的第一手数据，在这一回合的交锋中，中日打成了平手。但接下来，在有关鼠疫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中，清政府尽显地利优势，日本则渐落下风。全绍清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他在满洲里对鼠疫起源的调查，由于日本人控制的区域在南满铁路沿线，他们尚不清楚蒙古草原的旱獭才是这次瘟疫的真凶。伍连德有关鼠疫的流行病学研究覆盖了东北全境各地的大量病例，病患的职业、年龄、性别、地域分布、病程长短、症状缓急都有详细的统计。而日本方面仅仅掌握辽东半岛南端的少量数据，信息量不能同日而语，结论自然也缺乏代表性。司督阁则在发言中指出，法国鼠疫专家耶尔森依据当年香港腺鼠疫而研制的疫苗和药物在本次临床防疫过程中被证明是无效的。新疫情对医学大家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大人物”也不能吃老本，要与时俱进。这无疑也动摇了北里的权威。在医学交锋上占据了主动，清政府要加强公共卫生权力，就不但有国际法上的合理性，也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呼吁清政府尽快建立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组建现代化医院和医科学校以提高医疗水平。在以上两个方面，国际社会承认清政府即将建立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并在医疗和教育层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清政府立即组建了“北满防疫处”（后改为“东三省防疫总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经东三省总督锡良批准，司督阁领导的盛京施医院扩建为“奉天医科大学”，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为学术后盾，招收中国学生，开展医疗教育和研究，这是中国东北的第一所现代化医科大学。会议结束时，施肇基拉住斯特朗，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由他领衔在北京组建“中国科学研究所”。这个问题斯特朗无法马上回答，它显然已经超出了“鼠疫研究会”的议题。但斯特朗答应向美国国务院转达清政府的提议，并和施肇基约定，秋季再来北京进一步商谈。此时的清政府在积极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从“立宪”到公共卫生管理，从高等教育到科学研究。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垂死的清王朝更多时间和机会。斯特朗没能再回到北京，当金秋十月来临时，大清王朝却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刻。鼠疫虽然消退，清王朝虽然覆灭，但中国与列强在东北的斗争还在继续。日本人不甘就此停止在公共卫生领域与中国的争夺，在会议结束后成立了“满洲医科大学”，作为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在东北的合作院校。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处的负责人，伍连德长期关注鼠疫研究。多年后，他成为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其编撰的《鼠疫防治手册》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标准防治方案，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九三一年东北沦陷后，他辗转到上海，继续领导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鼠疫之后，顾临从哈尔滨调任汉口，任美国驻汉口领事，他目睹了武昌起义和清政府的灭亡。随后，他放弃了外交官的工作，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医疗教育事业中。也许正是当年那几位来自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传教士让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在顾临的支持下，这个不起眼的医疗机构发展为远近闻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而顾临本人则担任协和医学院的校长达七年之久。从政治外交到医疗教育，职业和事业的重新选择或许是这场大鼠疫带给顾临最大的人生改变。回到美国后，他积极奔走，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筹钱筹物。此时的顾临已经完全转变了立场，也不再为情感而纠结，即使面对九泉下的父亲，他也毫无愧疚。毕竟，他选择的是正义。司督阁一心一意地管理着奉天医科大学，一直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工作到一九二三年，距他初次踏上东北这片土地整整三十年。（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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