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本上野公园中的清水观音堂，挂有一幅杀伐对战的彩绘，正是德川幕府时期一段浴血的历史记忆。而公园内从《上野战争碑记》到西乡隆盛塑像，更是带出一条日本前现代历史的线索，可谓是“没有江户，何来明治”。戴燕在游览中发古思幽，近代日本新旧、是非的纠缠交错，尽在纸上。
文 | 戴燕
（《读书》2020年8月新刊）
一
二〇二〇年春天的上野公园，淡粉色的樱花照样开得铺天盖地，樱花道边却都设了路障，以防止赏花的人在此流连，导致新冠病毒扩大感染。恰是在这寂静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平时总是人满为患、川流不息的清水观音堂，这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宛如舞台般美丽的建筑，也才能登堂入室，欣赏到观音堂内的古朴、清雅。这里供奉的千手观音，据说是从京都清水寺请来的，还是平安时代的惠心僧都源信所造。 观音堂内的南墙上，挂着一幅彩图，画的正是观音堂。但是在它门外，有一群持刀拿枪的人，与服色不同然而同样提刀举枪的另外一群人，正在脸对脸厮杀。这幅画，不知是何人所绘、绘于何时，它高高在上，也看不清楚上面是否有签名题词，可是在这里看到，实在让人震撼，因为很难以想象，在这个主管“授子育子祈愿”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杀伐场面，留下的是浴血的历史记忆。 观音堂内的彩画
观音堂是现在上野公园里面最古老的建筑，它的修建，缘于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十七世纪，委托天海大僧正创建宽永寺。天海是一位天台宗的僧人，他很有学问，主持刊刻过俗称“天海藏”的木活字版《大藏经》，但是，他更有政治头脑，在江户时代前期，与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都保持密切关系，据日本佛教史专家末木文美士说，他既是德川家康的政治顾问，也深深影响着家康的个人信仰。一六二五年，他受命修建宽永寺，选址在江户的东北角，就是有意模仿京都东边的比叡山延历寺，延历寺镇护京都，宽永寺则要守卫江户。
一笠斋广重绘《上野东叡山全图》（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
清水观音堂便是京都清水寺的一个缩小版，但也更清秀。在它稍微北边一点的东照宫、五重塔、鬼灯笼，都是它同时代的旧物，还有不忍池岛中的弁天堂、国立博物馆西侧的根本中堂，也都在宽永寺的范围。这些昔日的庙堂今日的景点，本来天天热闹非凡，前来参拜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列国封锁，没有了外国游客，本国人也宅家自肃，整个上野公园以及公园附近的车站、商铺，全都冷冷清清，就连东照宫，也是大铁门紧锁，穿过它那高高耸立的宽永十年（一六三三）所建的大鸟居，只看见樱花一片片飘落在寂寞的参道，伴着盘旋在五重塔上的黑乌鸦一声声肆无忌惮的呱噪。 东照宫的修建，是为了祭祀德川家康，它那金碧辉煌的神殿，透着一种罕见的不可抑制的张扬。除了那尊巨大的鬼灯笼，是信浓国长沼藩的藩主佐永间胜之在宽永八年（一六三一）寄进，非常有名，在它的唐门边上，还有尾张、纪伊、水户三大德川家献纳的大铜灯笼，四周围又有各地大名所献二百余座灯笼。这些灯笼又高又壮，灯笼座上还一律刻着“庆安四年”，那是公元一六五一年，德川家光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也是清顺治八年和南明的永历五年，这么多灯笼是在这一年同时献上，就从这一点，即可想见宽永寺当时的气派和势力，也可见德川家在最初半个世纪中奠定下来的威权。 由于宽永寺的住持，后来又变成了后水尾天皇的儿子守澄法亲王，宽永寺的地位自然随之上升，实际上也就超过了当年的京都延历寺。德川家的十五个将军，以后有六个人都葬在这里。我们看东照宫门口的导览，现在还写着，它是以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和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为祭祀的神灵。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不光是“黑船”的到来，迫使日本由闭关走向开国，德川幕府内部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而陷入困境。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土佐藩的乡士坂本龙马从长崎到京都，提出“船中八策”，要求“大政归还”，即天下一切权力归于朝廷，强悍的萨摩藩和长州藩也联手施压，内外交困之下，德川庆喜不得不上表称“大政奉还”，又在“王政复古的大号令”颁布后，辞官纳地。然而，他此时还没有全部死心，也还能调动幕府的军队从大阪到京都，准备一搏，只不过，他的军队在京都以南的鸟羽、伏见，就为萨（摩）长（州）兵所阻，一击而溃。待他只身逃回江户，住进宽永寺时，他就知道大势已去，只能乖乖地交出江户。于是，庆应四年（一八六八）三月，代表德川幕府的胜海舟，与代表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在江户萨摩藩邸谈判，迎来了四月的江户无血开城。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幕府轰然倒塌，德川庆喜本人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有一些幕臣却不愿意接受。宽永寺初建时，一六九八年，它的根本中堂落成，原址是在今天上野公园正中大喷水池的位置，一八六八年被烧毁后，一八七九年重建，才选了现在的地址。从地处中心，移到边缘，自然今非昔比。不过，因为它到底是根本中堂，又供奉着据说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亲手雕刻的药师如来，到这里来参拜的人，依然都恭恭敬敬。葛饰北斋绘《东叡山中堂之图》（来源：名古屋TV浮世绘美术馆网）根本中堂前面的空地不大，也相当简朴，但是，里面有一块大大的碑，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很快注意到它，它的落款写的是“清苏州费廷桂书”。费廷桂这个人，好像不那么有名，想不起他有什么事迹，不过看着这块碑，总感觉它里面应该藏着一些故事。因此，我们当即拍了照片，带回来慢慢地看，这才知道它上面刻的是阿部弘蔵撰写的《上野战争碑记》。《上野战争碑记》写的正是庆应四年的事。当德川庆喜只身逃回江户，“待罪上野”时，据阿部弘蔵说，江户城内一时间“议论沸腾”。有“老成者”提议不必再得罪皇室，“不若恭顺以待诏命”，可是，也有“少年者”认为“今日所谓诏命，非出于宸衷，乃二三藩臣所为”，他们“悲愤激烈，言言动人”，个个要替“主家”伸冤，并誓言“苟不获命，有死而已”。这些人便组成了彰义队，屯兵在上野的山中寺坊。“彰义队”这个名字，就是阿部弘蔵给取的。义，代表朱子学里面讲的“君臣之义”的义。朱子学是江户时代的官学，在阿部弘蔵少年时学过的折中学里面，有日本的古学和儒学，儒学中包括朱子学和阳明学，他对传统的这一套很熟悉，因此说“彰明大义，在此一举”。而义旗一举，果然“四方来会者，日多一日”。可是，官军也注意到彰义队的动向，三番五次地下令叫他们解散。德川庆喜见势不妙，自己跑到水户先躲了起来，留下彰义队以保护德川家灵庙的名义，驻守在宽永寺。这样耗到五月，长州藩的大村益次郎便率领着官军向上野发起总攻。阿部弘蔵在碑记中写道：宽永寺本“无埤堞可以守”，彰义队只能匆忙召集市民，“运木石，筑垒植栅”，然后，“置巨炮于山王台”，再分兵把守八个路口，“部署已定，乃命市民避去”。十五日这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官军就突然袭击。由于事起仓猝，彰义队原来“在山中者三千人”，其中一部分人外出，被堵着进不来，还有一部分人“怯恇逃遁”，剩下来固守抵抗的，实际“仅可千人”，再有，就是踏着梅雨泥泞、“担荷而亡颠仆困顿，号哭盈路而来助我”的一些市民。但是，就靠这近千人，面对官军的八方进攻，“铁炮交发，刀枪腰接”，而“我兵奋斗，无一不当百”，从早晨打到中午，依然“胜败未决”。阿部弘蔵少年时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不过，庆应四年以前，他已经在东京大学前身的开成所学过英语，还学过一点炮兵，当时，他是在上野的南口迎战官军。当官军三面突破，“我兵死伤接踵”，不得不“且战且退”时，他所在南口也最后失守。他与“队士百人退至中堂，殊死而战”，可这时，他看到根本中堂、吉祥阁等都被炮火点燃，“黑烟猛火中，天地为震，山河为动，而官兵充塞，不可复拒……”在很多历史书里，讲到戊辰年的这一场上野之战，对彰义队，往往只有一句话的评价：一日即溃。但是，在“出万死得一生”的阿部弘蔵笔下，在他“回顾当时有不堪深慨者”，因而写下的《上野战争碑记》里，我们却看到这一天原来那么不简单：有感动有悲愤，曾勇敢过，也曾浴血。而随着彰义队溃败消失的，不仅仅有二百年的许多堂塔伽蓝，更是几百个生命。
《上野战争碑记》是阿部弘蔵在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所写，长达一千多字。而另一个幸存者小川兴乡，也在这一年，经明治政府批准，为彰义队的死难者修了一个墓，墓就在现今上野公园靠近广小路这一边，这块地方，过去是宽永寺，明治六年，开始变成明治政府管辖下的公园（public park）。彰义队“战死之墓”的墓碑，还是由幕府旧臣山冈铁舟所写。阿部弘蔵的《上野战争碑记》，则是在不知什么情况下，由苏州人费廷桂书写，于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刻石，立在新修的宽永寺根本中堂，这已经是到了明治的最后一年。就在彰义队“战死之墓”往南不到一百米，现在上野公园的南口，还矗立着西乡隆盛的巨大铜像。西乡隆盛当然要比彰义队有名得多，他是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庆应倒幕的功臣，他的铜像，也是上野公园的一个招牌。一八六八年三月，他首先在静冈会见了德川庆喜的使者山冈铁舟，提出对德川的处置方案，随后抵江户，与胜海舟达成江户无血开城的协议，接着又指挥官军在上野击败彰义队。于彰义队而言，他是名副其实的“敌人”。上野之战后不过两个月，江户便改名东京，明治天皇即位，年号也从庆应变成明治。西乡隆盛的事业，在此前后，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在为“王政复古”一次次征战之后，他又参与了明治新政府废藩置县等重要的政治改革，但是，在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他却由于主张“征韩”而被迫下野，回到家乡鹿儿岛，四年后，便在对抗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中战败自杀。不过几年的工夫，这位明治功臣，就变成了“反贼之首”，直到十二年后，一八八九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同时大赦政治犯，他才获特赦。而此前一年，德川庆喜就已回到东京，与明治天皇见了面，他后来还比明治天皇多活了一年。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在彰义队“战死之墓”建成二十几年后，西乡隆盛的铜像也在这个墓地旁边落成，这位穿着便服和草鞋，左手握佩刀、右手牵狗的萨摩武士，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江户/东京，这个他攻击过也服务过的地方，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西乡隆盛铜像（来源：wikipedia.org）
大概就在西乡隆盛去世前后，自称“幕府遗臣”的阿部弘蔵，在明治新时代，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在有着“兰学”传统的庆应义塾教过书，又在文部省里做过事，但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执义死事”的彰义队同志，总是要努力为他们“雪冤于天下”。在《上野战争碑记》中，他这样写道：“明治中兴，百度维新，仁遍海内，泽及枯骨”，即便是当初对朝廷有非议的人，在这新时期，只要“悔过改志”，都得到“量才登用”，为什么独有战死在上野的彰义队，“犹为不祀之鬼”？要知道，他们也并不甘心做“叛臣贼子”，不过是“各尽忠其所事”。“各尽忠其所事”，是阿部弘蔵替彰义队辩护做的解释，不知道明治政府是不是同意。幕府本来在天皇之下，理应为“皇国”尽忠，可彰义队却是为了幕府与官军作战而败北，他们标榜的“义”究竟是怎样一个义？对他们的评价，果然能像阿部弘蔵所说，不可“视成败以议之”那么简单？何况，即使是按照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公布的宪法，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仍然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主权在君，普通民众也只是“臣民”，臣民有忠于天皇的义务，这一来自儒家伦理的“君臣之义”，仍然一以贯之地有效。
樱花凋谢，正是日本从东京都等扩大到全国进入紧急事态的关键时刻。客居在上野公园附近的学问之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去上野公园及不忍池散步，遥看花开花落、鸟飞鸟停，顺便旁览上野的历史。从上野，还可以看见江户到明治，这一日本大转折时代的一个侧面，而这一段的日本近现代史，又与中国的明清以及近代有诸多纠缠，因此特别引人入胜。
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王德威教授有句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套用他的话，似乎也可以说“没有江户，何来明治”。不要讲明治天皇从京都迁到东京，继承的本来就是德川幕府的江户城，在我们每天要去的上野公园隔壁的东京大学，随便在校园里走走，就能撞见到处是江户时代加贺藩官邸的遗迹。像东大最具象征性的赤门，便是加贺藩主前田为德川家小姐所筑，迄今已有近二百年历史。校内的三四郎池历史更长，旧称“育德园心字池”，是过去加贺藩邸庭院的一部分。而构成东大早期历史的昌平坂学问所与开成所、医学所，也全都是在江户时期成立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中昌平坂学问所又称江户幕府学问所，曾是德川幕府的官办学校。它的前身，则是为德川家康重用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建的私塾。
我们看历史书中写下的历史，往往都有所谓历史分期，代表着历史的变化和断裂。但是，如果撇开这种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去看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经常是没有那么清晰的边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并不能像快刀斩乱麻，新与旧，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新不是完全的新，旧也不是完全的旧。而历史中的人更是如此，善与恶、忠与奸，也没有那么容易判断，更不要说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是非善恶纠缠交错，正所谓善不易明、理不易察。
因此，我们常常说人在历史中是那么渺小，可是，我们也知道存在于大历史中的人，不仅仅有自己的个体生命，还有属于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记忆，这些个人的记忆、情感和生命，在历史的大风暴中，会像野草一样随时随地留下来，铺满荒原，构成人类历史锦绣般的画卷。也正因为人最不可能被时代所切割，这些人构成的历史，才是连续的、绵延不断的，即使改朝换代，即使斗转星移，作为这样的人记忆中的历史，才不会彻底磨灭。我们看日本的近现代史也好，看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好，都是这样。而上野的历史，大概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它既写在《上野战争碑记》里，也记录在清水观音堂内的绘画中。
二〇二〇年五月四日改定于东京汤岛天神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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