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张国刚：权臣导演的禅让把戏

编者按

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曾对隋末李渊、李密二人的成败做过一番评论。他指出，要在隋末群雄中夺得大位，仅仅依靠实力、武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势和名望，也就是要讲政治。李渊擅长阴柔韬晦，李密则鲁莽躁进，李密的失败正是缘于他在政治上的摇摆和短视。从这里也可以洞察鼎革之际的政治伦理，“顺天应人”的改朝换代不仅要看公开力挺的政治势力，更要看“沉默的大多数”，这是所谓“天命”、“鬼神”、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秩序的实际内涵。

权臣导演的禅让把戏——王夫之的视角

文 | 张国刚

（《读书》2020年11期新刊）

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观同时代刘邦、项羽对于秦始皇之帝位的垂涎，天子亦然也。可是，这帝王将相在近代以前的东邻日本和英伦欧西，确实是有种的！人家那叫“万世一系”。至于“天子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确实是中国历史的特色。

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归纳为三点：“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即所谓“商周之德”“汉唐之功”，除此两点之外，他还有一点是针对宋朝说的，“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是“见可授而授之”的机会主义者（均见《宋论》卷一）。当然这是概括的说法，若涉及具体事件，船山还有许多精妙的观察。比如，《读通鉴论》对于隋唐之际李密（五八二至六一九年）与李渊（五六六至六三五年）争夺天下的行迹，就有所评论与思考。

《读通鉴论》

一

李渊与李密

隋炀帝杨广在位十五年，前期意气风发，有所作为，虽说劳民伤财，毕竟志在追踪秦皇汉武，建功立业。从大业八年（六一二）开始，连续三次征讨高句丽，损失惨重，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大业十二年他龟缩到江都，躲避中原地区的乱局。

这个时候在反抗隋朝的势力中，既有隋朝官僚“体制内”的力量，也有农民军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前者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后者以李密（此前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为代表。但是，二李（李渊、李密）其实都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人物。李渊的祖父李虎、李密的曾祖父李弼都是当年宇文泰创建府兵制的“八柱国”之一。李密袭爵蒲山公，李渊袭爵唐国公。李密年少，职位尚低，他因为参加六一三年杨玄感的起兵而被抓捕，幸而逃脱，加入到河南的农民军中，受到瓦岗军首领翟让的信任，得以独立带领一支兵马作战，颇有战功。作为农民军的一员，他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晋阳起兵之时，年逾五十，老谋深算。作为体制内的力量，李渊要造反，首先要集兵，集兵必须有理由，而且必须要得到远在江都的皇帝批准；而炀帝对于李渊并不放心，安插了两位副使王威、高君雅，监督李渊。也就是说，李渊只要不公开揭起反隋的旗号，就必须妥善处理集兵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得绕开两位副手的监督。他先是以抵御突厥和地方叛乱的名义集兵，得到王威、高君雅的赞同。继而用勾结突厥的不实之词，处死王、高二人，才得以放手做起兵准备。至此，他都没有在名义上叛隋。

李渊像

同时，李渊也密切关注河南地区的政治事态。他首先与李密联络。在中原地区志得意满并且被“群盗”推为盟主的李密，也回应了李渊。《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六一七）七月条记载：“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执笔给李渊回书信一封，信中说，他与李渊都姓李，“派流虽异，根系本同”（李渊的祖父李虎当初被赐姓大野氏，李密曾祖父李弼则被赐姓徒何氏。他们不是一个“李”）。又说，虽然我能力有限，却为四海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您多加提挈，同心协力，“执子婴于咸阳（秦末刘邦入咸阳降秦王子婴），殪商辛于牧野（周武王牧野之战伐商纣王），岂不盛哉！”又约李渊前来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会谈，相与签订盟约。

隋末割据地图

李渊的回信不卑不亢：老夫作为大隋的带兵军将，“幸承余绪”接班为唐国公，如果在国家危难之时，不挺身扶持，是会受到贤能之人指责的。我“大会义兵，和亲北狄”，目的是匡救天下，“志在尊隋”。但是，天下大乱如此，“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国家百姓总得有人治理呀，“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这个人除了老弟您还有谁呢？“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我一定欢欣鼓舞地拥戴你，将来在李氏宗族容得下我，再封我为唐国公，我就满足了：“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至于您说的造反之事，“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现在，我这边还需要安辑防备；会面之事，目前还不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显然，李密叛隋的旗帜举得很高，李渊则含糊其辞，一方面说自己绝对不敢叛隋，另一方面又祝福李密好运，“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李密没有看出李渊的阴柔圆滑，却以为“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二

王夫之对“二李”的评论

王夫之很赞赏李渊的阴柔之德。他有一段很长的评论，说得往复回折，有这几层意思：

首先，他认为隋朝靠篡位得天下，得国不正；而隋炀帝更是以欺诈手段从太子杨勇手上夺得宝座，“隋之得天下也以逆，而杨广之逆弥甚”。李氏虽为隋臣，可是，李氏的先世李虎与杨氏同为北周之臣，并肩而立于宇文氏之朝廷，“迫于势而臣隋，非其所乐推之主也”，现今隋氏不道，取而代之，有何不可？更何况，李渊本来就受到炀帝猜忌，幸而保全无事，得以出守太原避祸，并不曾像司马氏取代曹魏、南朝萧道成取代刘宋那样，执掌朝政、欺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若“奉词伐罪，诛独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议其不臣？”王夫之认为李渊倘若以拨乱反正之名，高举讨伐隋廷的大旗，谁说不可以呢？这一段来来回回地说，就是为了讲李渊是可以直截了当造反的。为什么李渊回复李密的时候说得这么曲折呢？因为，“造反有理”要说出口，总得有一点“正义”的味道。

杨广在江都被杀

李渊是这么做的：“然其始起，犹托备突厥以募兵，诬王威、高君雅而杀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吊伐，何也？”为什么李渊不直截了当地竖起反叛旗帜呢？王夫之拉长了历史的镜头，从魏晋以来的政治事变谈他的观察：

自曹氏篡汉以来，天下不知簒之为非，而以有所授受为得，上习为之，下习闻之，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乱之本怀，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呜呼！机发于人而风成于世，气之动志，一动而不可止也如此夫！（卷十九《隋炀帝》）

在这段分析中，王夫之不认为李渊造反、谋夺帝位有道义上的瑕疵：“惩其不道而代兴，亦奚不可？”“奉词伐罪，诛独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议其不臣？”那么，为什么李渊遮遮掩掩，不公然打出反隋的旗号呢？王夫之提出一个观察，就是三国曹魏以来，政权变化无常，习惯成自然，“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必须要有一个正面的口实和理由，才能挑战皇权。或以伊、霍行权变，或以舜、禹行禅让，不能生硬地用强力夺取皇权，“机发于人而风成于世”，风气业已形成，只能顺之而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但是，即使识得天机，懂得民意，如何把握好操作机宜，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一》）王夫之赞赏李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操作手段。

相反，王夫之很看不上李密的做法，他的批评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该杀翟让，“让诸将危疑”；第二，政治上投机主义，失去了政治号召力。

关于第一点，王夫之指出：“李密以杀翟让故，诸将危疑，一败于邙山，而邴元真、单雄信（均李密手下文臣武将）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图进取，而诸将不从，及相帅以降唐（李密被洛阳王世充击溃之后投奔李渊），则欣然与俱，而密遂以亡。项羽杀宋义（指秦末楚怀王派宋义和项羽北上巨鹿救赵，项羽杀统帅宋义自立为帅事），更始杀伯升（指王莽时期绿林军造反时更始帝刘玄杀刘秀大哥刘縯事），皆终于败，其辙一也。”李密依靠翟让获得立身的机会，发展起来后却用阴谋手段除掉了翟让，不仅不久就有邴元真、单雄信的背叛而去，而且还让留下的将领心底蒙上阴影，让那些当年追随翟让起兵的诸将产生疑虑。比较起李渊的行事谨慎，李密的手段是太粗糙了。

李密杀翟让

关于第二点，王夫之批评了李密政治上的摇摆和短视：“既已欲殪商辛而执子婴矣，则与隋不两立，而君臣之义永绝。乃宇文化及弑立，而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密惧洛阳之议其后（担心东都洛阳隋军在后面的袭击），又幸盖琮（东都皇泰帝杨桐身边大臣）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缓须臾之困，而受太尉尚书令之命（东都皇泰帝任命李密为太尉兼尚书令）。夫炀帝，密之欲殪之于牧野者也，而责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桐，密之欲执之于咸阳者也，而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而冀其得天下哉？”（卷二十《唐高祖》）李密的檄文既然指责隋炀帝的罪恶“罄竹难书”，向李渊提议“殪商辛（炀帝）于牧野”，有什么资格去责备宇文化及“世受隋恩，反行弑逆”呢？既然已经说“执子婴（杨桐）于咸阳”，为什么竟然向皇泰帝杨桐称臣受爵封呢？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使得曾经与隋军生死搏斗的诸将无所适从，树立了很坏的政治形象，也败坏了李密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

《读通鉴论·唐高祖》

三

评论背后的政治伦理

王夫之进一步比较了二李的做法。“李密之与唐公，皆隋之世臣也，逆广虽不道，俱尝北面事之，未尝如嵇绍之于晋，有父母之仇也（嵇绍是嵇康之子，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绍却为保护晋惠帝死于飞箭之下，成为西晋的忠臣）。逆广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夺之，唐公欲夺之，一也。”但是，两人的差别是：“唐公起，明知掩耳盗铃之不足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则任祖君彦怨怼之私，昌言之曰：‘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于是而唐公得挟义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闻命。’密与唐之兴丧，自此决矣。”王夫之在这里赞扬的是李渊的手段，批评的是李密的粗率。李密说，咱们一起干掉隋朝吧！李渊说，我是隋氏大臣，可不忍心说这样的话。这就是二人的差别，胜败由此决矣。

为什么呢？王夫之进一步揭示说：“夫唐岂不以逆广为纣，而睨代王侑为怀玺面缚之子婴乎？然令其遽出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与不忍也。非畏逆广与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于言之不怍，而后人无可如何矣；人无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卷十九《隋炀帝》）王夫之认为李渊在心底里与李密都是一样的，但是，李渊忍着不说，因为心存敬畏。

敬畏什么呢？今天如何理解“鬼神之弗赦”呢？因为李密的初期做法太赤裸裸了，作为关陇士族的代表性人物，简直与五代军阀所说的“天子须兵强马壮者为之”一个水平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正义性，不仅要看公开站台力挺的人，也要看“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对事变的认可度，就是鬼神的力量了。因为权力的正统性代表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建立和改变，毫无敬畏之心，任由暴力为之，是很可怕的东西。

汉景帝时代，黄生与辕固生讨论汤武革命的性质问题。《汉书》卷八十八《儒林·辕固传》记载，黄生认为，汤武不是受命，乃是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黄生说：冠虽破敝必戴在头上，鞋履再新也要穿在脚下。“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君主有过失，应该进谏匡过啊，怎么能因为君有过失而弑君自立呢？黄生的比喻有一定杀伤力。辕固生答道：“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辕固生实在讲不出道理来驳斥黄生，只好拿现实政治来压对手：照你这么说，大汉高皇帝取代秦朝当天子，也有错吗？这就涉及汉朝的敏感话题了，景帝立马出来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大家都闭口不言了,因为，没有办法再争论下去了。

这次辩论之后，汉唐时代再也没有学者，辩论商汤和周武王伐桀纣，究竟是受天命而立，还是篡夺君权这个危险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太僵化了，皇权秩序的更改，关键不在这里。

西汉的江山是禅让给王莽的。刘秀的东汉，在理论上算是中兴汉室，谈不上鼎革。曹魏、两晋，乃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以及西魏、北周乃至隋朝，都是权臣导演的禅让把戏。要说类似于汤武革命用武力改朝换代，自汉景帝那场讨论以来，还真只有隋唐之际的这一次革命可以类比。

古代的政治思想，对于王权的正当性，主要基于天命神授的认识。周朝的天命观，加入了民本的因素。因此《易经》“革”卦才有“顺天应人”之语。汉代“究天人之际”就成为最高深最伟大的政治学，因为它涉及人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可是，现实的王者明白，“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语），统治者即使是奉天承运，也要讲究统治技巧。

王夫之总结了曹魏以来政治演变的历史，并不认为权臣篡位有什么值得非议，值得非议的是其手段是否圆润。“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这是历史事实，更是社会现实。篡位者既有权（托伊、霍之权），又有名（窃舜、禹之名），还能遵循礼仪上的程序，自然“有所授受为得”。这已经成为王朝政权更替中极具默契的政治文化（上习为之，下习闻之）。

把这个观察用来评论隋唐之际的鼎革，王夫之并不否定李密、李渊试图取代杨隋而自立的正当性，不否定诛杀独夫的正当性。“黄生”的“鞋帽论”在王夫之这里是被彻底抛弃的。他甚至用汤武革命来比喻李渊的得国之正。他欣赏李渊的从容不迫，欣赏李渊的巧运心计。他强调说，在夺取杨隋的政权这一点上，李渊、李密，并没有区别，区别在于造反的手段、策略和步骤有高下的不同。手段的高明与否，其判断标准又不仅仅从正当性出发，更重要的是看成效性，要从成败与否论英雄。王夫之政治思想中的经世致用色彩于此尽显矣！

李渊懂得这层道理，所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最后才能建立基业；李密则不懂这个道理（“君臣之义永绝”），每一步都与当时的鼎革文化背道而驰，所以注定败亡。船山的观察，消解了中国皇权的神圣性，也道出了中国历史上权力博弈的残酷性和技巧性并存。残酷性是拼实力（“伊霍之权”）；技巧性是要符合正义（“尧舜之仁”，带有某种美感的正义）、满足形式感（“有所授受”的礼仪）。

李渊与李密一成一败的结局，究竟是来自技术手法的高低，还是身份势位的问题，值得再仔细分辨。作为瓦岗军的领袖，李密起兵的动员手段只能来自反体制。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李渊集兵的理由则可以借口救危扶倾，即所谓“勤王”。当李密在瓦岗军做大，想要摆脱“盗贼”的身份，乃至想利用体制内资源的时候，势必要发生翻牌的问题。王夫之亲眼所见的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下李来亨、李定国等，与南明政府合作抗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李渊晋阳起兵路线

唐朝之后，至于王夫之写《读通鉴论》的清朝初年，王朝的更替规律，依然是权臣禅让为主。李唐之于朱梁，经历过禅让的把戏。五代时期，只有后唐取代后梁是血与火的战争，但是，后唐自认为是继承李唐而中兴。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脉相系，都不以前朝为敌国。北宋也是禅让而来。至于辽金元政权的更替以及灭亡两宋，则与中原王朝的替代逻辑不同，都是胡汉之间对于中原统治权的争夺。朱元璋建立明朝，于是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依然是胡汉矛盾。明亡于李自成，清却最后夺得天下。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究竟犯过哪些错误？值得讨论。李自成的农民军，在一定程度上，是略同于李密的瓦岗军的。由此看来，王夫之对于李密的评论，潜意识里，很难说没有对于当时现实政治的感触。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C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扫码关注我们

← 长按二维码购买本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