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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首发 | 张国刚:权臣导演的禅让把戏

张国刚 读书杂志 2021-09-15


编者按

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曾对隋末李渊、李密二人的成败做过一番评论。他指出,要在隋末群雄中夺得大位,仅仅依靠实力、武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势和名望,也就是要讲政治。李渊擅长阴柔韬晦,李密则鲁莽躁进,李密的失败正是缘于他在政治上的摇摆和短视。从这里也可以洞察鼎革之际的政治伦理,“顺天应人”的改朝换代不仅要看公开力挺的政治势力,更要看“沉默的大多数”,这是所谓“天命”、“鬼神”、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秩序的实际内涵。



权臣导演的禅让把戏——王夫之的视角

 | 张国刚

(《读书》2020年11期新刊)


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观同时代刘邦、项羽对于秦始皇之帝位的垂涎,天子亦然也。可是,这帝王将相在近代以前的东邻日本和英伦欧西,确实是有种的!人家那叫“万世一系”。至于“天子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确实是中国历史的特色。
 
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归纳为三点:“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即所谓“商周之德”“汉唐之功”,除此两点之外,他还有一点是针对宋朝说的,“无积累之仁,无拨乱之绩”,是“见可授而授之”的机会主义者(均见《宋论》卷一)。当然这是概括的说法,若涉及具体事件,船山还有许多精妙的观察。比如,《读通鉴论》对于隋唐之际李密(五八二至六一九年)与李渊(五六六至六三五年)争夺天下的行迹,就有所评论与思考。

《读通鉴论》


李渊与李密


隋炀帝杨广在位十五年,前期意气风发,有所作为,虽说劳民伤财,毕竟志在追踪秦皇汉武,建功立业。从大业八年(六一二)开始,连续三次征讨高句丽,损失惨重,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大业十二年他龟缩到江都,躲避中原地区的乱局。
 
这个时候在反抗隋朝的势力中,既有隋朝官僚“体制内”的力量,也有农民军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前者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后者以李密(此前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为代表。但是,二李(李渊、李密)其实都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人物。李渊的祖父李虎、李密的曾祖父李弼都是当年宇文泰创建府兵制的“八柱国”之一。李密袭爵蒲山公,李渊袭爵唐国公。李密年少,职位尚低,他因为参加六一三年杨玄感的起兵而被抓捕,幸而逃脱,加入到河南的农民军中,受到瓦岗军首领翟让的信任,得以独立带领一支兵马作战,颇有战功。作为农民军的一员,他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晋阳起兵之时,年逾五十,老谋深算。作为体制内的力量,李渊要造反,首先要集兵,集兵必须有理由,而且必须要得到远在江都的皇帝批准;而炀帝对于李渊并不放心,安插了两位副使王威、高君雅,监督李渊。也就是说,李渊只要不公开揭起反隋的旗号,就必须妥善处理集兵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得绕开两位副手的监督。他先是以抵御突厥和地方叛乱的名义集兵,得到王威、高君雅的赞同。继而用勾结突厥的不实之词,处死王、高二人,才得以放手做起兵准备。至此,他都没有在名义上叛隋。
 
李渊像

同时,李渊也密切关注河南地区的政治事态。他首先与李密联络。在中原地区志得意满并且被“群盗”推为盟主的李密,也回应了李渊。《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六一七)七月条记载:“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执笔给李渊回书信一封,信中说,他与李渊都姓李,“派流虽异,根系本同”(李渊的祖父李虎当初被赐姓大野氏,李密曾祖父李弼则被赐姓徒何氏。他们不是一个“李”)。又说,虽然我能力有限,却为四海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您多加提挈,同心协力,“执子婴于咸阳(秦末刘邦入咸阳降秦王子婴),殪商辛于牧野(周武王牧野之战伐商纣王),岂不盛哉!”又约李渊前来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会谈,相与签订盟约。
 
隋末割据地图

李渊的回信不卑不亢:老夫作为大隋的带兵军将,“幸承余绪”接班为唐国公,如果在国家危难之时,不挺身扶持,是会受到贤能之人指责的。我“大会义兵,和亲北狄”,目的是匡救天下,“志在尊隋”。但是,天下大乱如此,“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国家百姓总得有人治理呀,“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这个人除了老弟您还有谁呢?“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我一定欢欣鼓舞地拥戴你,将来在李氏宗族容得下我,再封我为唐国公,我就满足了:“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至于您说的造反之事,“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现在,我这边还需要安辑防备;会面之事,目前还不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显然,李密叛隋的旗帜举得很高,李渊则含糊其辞,一方面说自己绝对不敢叛隋,另一方面又祝福李密好运,“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李密没有看出李渊的阴柔圆滑,却以为“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王夫之对“二李”的评论


王夫之很赞赏李渊的阴柔之德。他有一段很长的评论,说得往复回折,有这几层意思:
 
首先,他认为隋朝靠篡位得天下,得国不正;而隋炀帝更是以欺诈手段从太子杨勇手上夺得宝座,“隋之得天下也以逆,而杨广之逆弥甚”。李氏虽为隋臣,可是,李氏的先世李虎与杨氏同为北周之臣,并肩而立于宇文氏之朝廷,“迫于势而臣隋,非其所乐推之主也”,现今隋氏不道,取而代之,有何不可?更何况,李渊本来就受到炀帝猜忌,幸而保全无事,得以出守太原避祸,并不曾像司马氏取代曹魏、南朝萧道成取代刘宋那样,执掌朝政、欺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若“奉词伐罪,诛独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议其不臣?”王夫之认为李渊倘若以拨乱反正之名,高举讨伐隋廷的大旗,谁说不可以呢?这一段来来回回地说,就是为了讲李渊是可以直截了当造反的。为什么李渊回复李密的时候说得这么曲折呢?因为,“造反有理”要说出口,总得有一点“正义”的味道。

杨广在江都被杀
 
李渊是这么做的:“然其始起,犹托备突厥以募兵,诬王威、高君雅而杀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吊伐,何也?”为什么李渊不直截了当地竖起反叛旗帜呢?王夫之拉长了历史的镜头,从魏晋以来的政治事变谈他的观察:
 

自曹氏篡汉以来,天下不知簒之为非,而以有所授受为得,上习为之,下习闻之,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乱之本怀,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呜呼!机发于人而风成于世,气之动志,一动而不可止也如此夫!(卷十九《隋炀帝》)


在这段分析中,王夫之不认为李渊造反、谋夺帝位有道义上的瑕疵:“惩其不道而代兴,亦奚不可?”“奉词伐罪,诛独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议其不臣?”那么,为什么李渊遮遮掩掩,不公然打出反隋的旗号呢?王夫之提出一个观察,就是三国曹魏以来,政权变化无常,习惯成自然,“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必须要有一个正面的口实和理由,才能挑战皇权。或以伊、霍行权变,或以舜、禹行禅让,不能生硬地用强力夺取皇权,“机发于人而风成于世”,风气业已形成,只能顺之而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但是,即使识得天机,懂得民意,如何把握好操作机宜,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一》)王夫之赞赏李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操作手段。
 
相反,王夫之很看不上李密的做法,他的批评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该杀翟让,“让诸将危疑”;第二,政治上投机主义,失去了政治号召力。
 
关于第一点,王夫之指出:“李密以杀翟让故,诸将危疑,一败于邙山,而邴元真、单雄信(均李密手下文臣武将)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图进取,而诸将不从,及相帅以降唐(李密被洛阳王世充击溃之后投奔李渊),则欣然与俱,而密遂以亡。项羽杀宋义(指秦末楚怀王派宋义和项羽北上巨鹿救赵,项羽杀统帅宋义自立为帅事),更始杀伯升(指王莽时期绿林军造反时更始帝刘玄杀刘秀大哥刘縯事),皆终于败,其辙一也。”李密依靠翟让获得立身的机会,发展起来后却用阴谋手段除掉了翟让,不仅不久就有邴元真、单雄信的背叛而去,而且还让留下的将领心底蒙上阴影,让那些当年追随翟让起兵的诸将产生疑虑。比较起李渊的行事谨慎,李密的手段是太粗糙了。
 
李密杀翟让

关于第二点,王夫之批评了李密政治上的摇摆和短视:“既已欲殪商辛而执子婴矣,则与隋不两立,而君臣之义永绝。乃宇文化及弑立,而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密惧洛阳之议其后(担心东都洛阳隋军在后面的袭击),又幸盖琮(东都皇泰帝杨桐身边大臣)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缓须臾之困,而受太尉尚书令之命(东都皇泰帝任命李密为太尉兼尚书令)。夫炀帝,密之欲殪之于牧野者也,而责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桐,密之欲执之于咸阳者也,而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而冀其得天下哉?”(卷二十《唐高祖》)李密的檄文既然指责隋炀帝的罪恶“罄竹难书”,向李渊提议“殪商辛(炀帝)于牧野”,有什么资格去责备宇文化及“世受隋恩,反行弑逆”呢?既然已经说“执子婴(杨桐)于咸阳”,为什么竟然向皇泰帝杨桐称臣受爵封呢?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使得曾经与隋军生死搏斗的诸将无所适从,树立了很坏的政治形象,也败坏了李密动员政治资源的能力。
 

《读通鉴论·唐高祖》



评论背后的政治伦理


王夫之进一步比较了二李的做法。“李密之与唐公,皆隋之世臣也,逆广虽不道,俱尝北面事之,未尝如嵇绍之于晋,有父母之仇也(嵇绍是嵇康之子,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绍却为保护晋惠帝死于飞箭之下,成为西晋的忠臣)。逆广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夺之,唐公欲夺之,一也。”但是,两人的差别是:“唐公起,明知掩耳盗铃之不足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则任祖君彦怨怼之私,昌言之曰:‘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于是而唐公得挟义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闻命。’密与唐之兴丧,自此决矣。”王夫之在这里赞扬的是李渊的手段,批评的是李密的粗率。李密说,咱们一起干掉隋朝吧!李渊说,我是隋氏大臣,可不忍心说这样的话。这就是二人的差别,胜败由此决矣。
 
为什么呢?王夫之进一步揭示说:“夫唐岂不以逆广为纣,而睨代王侑为怀玺面缚之子婴乎?然令其遽出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与不忍也。非畏逆广与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于言之不怍,而后人无可如何矣;人无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卷十九《隋炀帝》)王夫之认为李渊在心底里与李密都是一样的,但是,李渊忍着不说,因为心存敬畏。
 
敬畏什么呢?今天如何理解“鬼神之弗赦”呢?因为李密的初期做法太赤裸裸了,作为关陇士族的代表性人物,简直与五代军阀所说的“天子须兵强马壮者为之”一个水平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正义性,不仅要看公开站台力挺的人,也要看“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对事变的认可度,就是鬼神的力量了。因为权力的正统性代表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建立和改变,毫无敬畏之心,任由暴力为之,是很可怕的东西。
 
汉景帝时代,黄生与辕固生讨论汤武革命的性质问题。《汉书》卷八十八《儒林·辕固传》记载,黄生认为,汤武不是受命,乃是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黄生说:冠虽破敝必戴在头上,鞋履再新也要穿在脚下。“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君主有过失,应该进谏匡过啊,怎么能因为君有过失而弑君自立呢?黄生的比喻有一定杀伤力。辕固生答道:“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辕固生实在讲不出道理来驳斥黄生,只好拿现实政治来压对手:照你这么说,大汉高皇帝取代秦朝当天子,也有错吗?这就涉及汉朝的敏感话题了,景帝立马出来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大家都闭口不言了,因为,没有办法再争论下去了。
 
这次辩论之后,汉唐时代再也没有学者,辩论商汤和周武王伐桀纣,究竟是受天命而立,还是篡夺君权这个危险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太僵化了,皇权秩序的更改,关键不在这里。
 
西汉的江山是禅让给王莽的。刘秀的东汉,在理论上算是中兴汉室,谈不上鼎革。曹魏、两晋,乃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以及西魏、北周乃至隋朝,都是权臣导演的禅让把戏。要说类似于汤武革命用武力改朝换代,自汉景帝那场讨论以来,还真只有隋唐之际的这一次革命可以类比。
 
古代的政治思想,对于王权的正当性,主要基于天命神授的认识。周朝的天命观,加入了民本的因素。因此《易经》“革”卦才有“顺天应人”之语。汉代“究天人之际”就成为最高深最伟大的政治学,因为它涉及人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可是,现实的王者明白,“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语),统治者即使是奉天承运,也要讲究统治技巧。
 
王夫之总结了曹魏以来政治演变的历史,并不认为权臣篡位有什么值得非议,值得非议的是其手段是否圆润。“若非托伊、霍之权,不足以兴兵;非窃舜、禹之名,不足以据位”,这是历史事实,更是社会现实。篡位者既有权(托伊、霍之权),又有名(窃舜、禹之名),还能遵循礼仪上的程序,自然“有所授受为得”。这已经成为王朝政权更替中极具默契的政治文化(上习为之,下习闻之)
 
把这个观察用来评论隋唐之际的鼎革,王夫之并不否定李密、李渊试图取代杨隋而自立的正当性,不否定诛杀独夫的正当性。“黄生”的“鞋帽论”在王夫之这里是被彻底抛弃的。他甚至用汤武革命来比喻李渊的得国之正。他欣赏李渊的从容不迫,欣赏李渊的巧运心计。他强调说,在夺取杨隋的政权这一点上,李渊、李密,并没有区别,区别在于造反的手段、策略和步骤有高下的不同。手段的高明与否,其判断标准又不仅仅从正当性出发,更重要的是看成效性,要从成败与否论英雄。王夫之政治思想中的经世致用色彩于此尽显矣!
 
李渊懂得这层道理,所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最后才能建立基业;李密则不懂这个道理(“君臣之义永绝”),每一步都与当时的鼎革文化背道而驰,所以注定败亡。船山的观察,消解了中国皇权的神圣性,也道出了中国历史上权力博弈的残酷性和技巧性并存。残酷性是拼实力(“伊霍之权”);技巧性是要符合正义(“尧舜之仁”,带有某种美感的正义)、满足形式感(“有所授受”的礼仪)
 
李渊与李密一成一败的结局,究竟是来自技术手法的高低,还是身份势位的问题,值得再仔细分辨。作为瓦岗军的领袖,李密起兵的动员手段只能来自反体制。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李渊集兵的理由则可以借口救危扶倾,即所谓“勤王”。当李密在瓦岗军做大,想要摆脱“盗贼”的身份,乃至想利用体制内资源的时候,势必要发生翻牌的问题。王夫之亲眼所见的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下李来亨、李定国等,与南明政府合作抗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李渊晋阳起兵路线

唐朝之后,至于王夫之写《读通鉴论》的清朝初年,王朝的更替规律,依然是权臣禅让为主。李唐之于朱梁,经历过禅让的把戏。五代时期,只有后唐取代后梁是血与火的战争,但是,后唐自认为是继承李唐而中兴。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脉相系,都不以前朝为敌国。北宋也是禅让而来。至于辽金元政权的更替以及灭亡两宋,则与中原王朝的替代逻辑不同,都是胡汉之间对于中原统治权的争夺。朱元璋建立明朝,于是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依然是胡汉矛盾。明亡于李自成,清却最后夺得天下。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究竟犯过哪些错误?值得讨论。李自成的农民军,在一定程度上,是略同于李密的瓦岗军的。由此看来,王夫之对于李密的评论,潜意识里,很难说没有对于当时现实政治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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