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张轲风：历史情境中的“胡焕庸线”
编者按
近年来，面对东部人口饱和、资源缺乏、城市发展障碍等问题，政界和学界不断有人讨论如何突破1935年胡焕庸划出的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本文舍此难题，着重探讨其提出的历史情境，注意到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人口分布转向和移民殖边思潮，以及翁文灏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的提法对胡焕庸的影响，表明胡线端点随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的可变更性。同样，胡线还承袭了“东南人满，西北土满”的传统地理认知，在一个“整体的中国领土空间”基础上画界，突破了当时“本部—边疆”二元话语，强化了中国疆域的整体概念和近代国家认同。
历史情境中的“胡焕庸线”
文 | 张轲风
（《读书》2021年1期新刊）
一九三五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根据收集和估算的全国各县人口数据，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人口“西疏东密”的不均衡状况。为直观呈现这一研究成果，胡焕庸提出一条瑷珲（今黑河）—腾冲人口分界线：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胡文不久即引起国际地理学界的关注，被美国《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杂志全文翻译介绍，英、德等地理刊物亦相继转载。因其在描述中国人口分布上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诸多研究揭示，“胡线”是描述中国人口“东密西疏”分布格局的基本分界线，也是一条反映我国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条件差异、民族分布、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参考线，且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和稳定性。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毋庸多言。我在此并不关注“胡线”因“地理本性”而造就的顽固性问题，也不希图回答胡焕庸线“能否破”“怎么破”的世纪难题，我关注的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出发，胡焕庸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提出“胡线”的？此线之提出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传袭？
“争讼久矣”的中国人口问题
近代中国人口论的勃兴，是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引入中国为前提的，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衰落的病症在于人口过剩导致的社会危机和各类灾害，因此提出通过移民实边、节制人口增长、改良人种等举措，以摆脱中国人口过剩的沉重包袱。然而，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中国人口问题讨论出现了一次转向。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讲话表示：“从前有一位美国公使叫做乐克里耳（柔克义，W. W. Rockhill），到中国各处调查，说中国的人口最多不过三万万。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的调查，则已减少四分之一。”受此刺激，孙中山表示：“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英美等列强）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受国父遗教的影响，当时知识界为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话语所激发，泛起一股中国人口不增就要亡国灭种的论调，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平均人口密度并不高，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出于兴国保种之需要，中国应该增加人口而非节制。
随着讨论的深入，学界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并不单纯取决于人口总数和平均人口密度，只有从人口分布层面上谈人口是否过剩才有意义。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揭示中国人口分布不均并探讨人口均衡之道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胡焕庸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之前，陈长蘅、谌亚达、许仕廉、杨效春、牟永锡、华企云、翁文灏、张印堂、涂长望，以及葛德石（G. B. Gressey）、洛克斯佩（P. M. Roxby）等中外学者均曾撰文详细探讨过中国人口分布状况，洛克斯佩、许仕廉等人甚至绘制了中国人口分布图。陈长蘅《中国人口论》指出：“本部十八省人口最密，平均每英方里有二百六十八人；东三省次之，平均六十一人；新疆又次之，平均五人；蒙藏又次之，平均二点七人。二十一行省之平均密度为二百二十九人，二十二行省之平均密度为一百七十八人。全国平均密度为一百零三人。”进而认为：我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皆居于十八省”，“非积极移民无以厚内地人民之生计，亦无以保满蒙回藏广大之领土”。署名子明的《中国人口问题与移民实边》（《银行周报》一九二八年第三十九期）一文也指出：“吾国人口，其症结并不在于过多，而在于分配之不均。试披阅吾国地图，本部十八省不过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而人口占全国七分之六。此外如满、蒙、新疆、西藏等边陲，类皆地旷人稀，面积占国权三分之二，人口仅七分之一。”而移民实边“实为吾国今日最要之政策”。
尽管当时研究依据的人口数据差异极大，精度和尺度也各有不同，但其结论是高度一致的，即中国“本部”地狭人稠，“人无地耕”；边疆则土旷人稀，“地无人耕”。既如此，移民殖边可缓解内地人口过剩之压力，可开发边疆空旷之荒地，可巩固边防以灭列强觊觎之心，可谓一举而三善备。移民殖边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正如刘宝珺《中国之人口问题》（《冯庸大学月刊》，一九三一年第一期）一文热情洋溢地呼吁：
内地有过剩的人口么？请到边疆去！有粮食不足为患吗？请到边疆去！有无业的游民、失业的劳工吗？请到边疆去！退伍的兵士，挑得动，任得劳，何必去作土匪，可到边疆去！学校的毕业生，有智有谋，为了谋生，何必逢迎军阀，可到边疆去！边疆的土旷人稀，物产既美，边疆可耕可牧，亦多矿多林，本求食之佳处，亦人民之乐境。
胡焕庸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参与讨论的。胡文根据全国分县人口统计数据，将中国人口密度分为八个等级，并以每点代表二万人的“点子法”，绘制了代表当时最高精度的中国第一幅等值线人口密度分布图，这表明了胡文在研究精度和尺度上较前已有大的突破。然若从学术创新意义上审视，胡焕庸的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研究及《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并不“新鲜”，胡文观点也未超越前人，这或许也是胡文在当时国内学界并未引起充分重视的主要原因。然而，作为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胡线”之提出，却是一次重要的学术贡献。当时学界关于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性”差异，早已形成了一种共通的表达方式，即“本部十八省”和边疆地区的空间分异（“本部—边疆”二分法）。那么，胡焕庸为何突发奇想，突破这一传统思维和既有路径，创造性地画出一条自东北瑷珲以迄西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境，启发了胡氏以此线为界，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
2015年地理遥感人口密度分布图（来源：douban.com）
从“翁文灏线”到“胡焕庸线”
一九三二年，著名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发表了《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第三期）一文。这篇论文也是参与中国人口问题讨论的重要成果。翁文尽管是在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它创新性地探讨了中国人口分布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差异情形，尤其注重以自然区域作为认识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科学方法。翁文将中国人口稠密区域分为中原区（白河黄河及淮河平原）、扬子区（扬子江中下游平原）、丘陵区（以上平原附近之低山宽谷区域）、东南沿海区（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区域）、四川盆地五大自然区，测算出各区域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数据，据此指出：
以上五个区域总算起来约计面积七十万方里，占全国百分之十七弱，他的人口则有三万五千数百万人，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三强，密度总平均每方里多至五百人。其余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乃分布于其他百分之八十三的面积，平均密度每方里只有三十五人。可见中国人口分布是极端的不平均。
同时翁文表示，移民殖边是“应该走的大路”，但西北地利不足，几无移殖之希望，而主张对东北移民开发。他曾形象地说：“中国人向来好以地大物博自豪。大多数的人往往默认一切土地皆可同等利用，只要有人去开发。其实地的好坏大有分别，好的地方一方里养一千人绰有余裕，坏的地方一方里养五十人还甚困难。”翁文一经发表，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征引，影响极大。
胡文的研究思路和结论，显然从翁文中得到不少启发。胡文的落脚点是讨论移民殖边的可行性问题,强调地理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思想，应该是对翁文观点的申说。
翁文对胡焕庸的启发不唯如此，还直接表现在以分界线手段呈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上。翁文指出：
假如我们在中国地图上从北平起，沿太行山脉向南，经过郑州、宜昌、常德、宝庆、梧州到钦州画一条线，上述四个人口最多的区域（中原区、扬子区、丘陵区、东南沿海区）皆在此线以东。四个区域合计面积约六十四万方里，占全国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计则有三万一千万人，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
翁氏画出的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北起北平，南达钦州，呈现出与我国第二地理阶梯线大致吻合的态势。若套用“胡线”命名法，可称之为“翁文灏线”或“北平—钦州线”。“翁线”之提出，可能给了胡焕庸直接的“提醒”。
中国地理一、二、三阶梯线（来源：zhidao.baidu.com）
如何看待“翁线”和“胡线”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呢？毋庸置疑，“翁线”和“胡线”与其说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毋宁说是地理学家为了更直观描述人口分布的空间分异性而采取的一种可视化方法和参考性基线。很多学者总爱强调“胡线”的客观存在性，认为它是我国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产物。然则，这样的理解事实上忽略了“胡线”是地理学家发挥主观意识作用的举动，其本身有科学性，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翁线”因资料残阙和研究模糊性，科学典范性明显不足。与之相比，“胡线”依据的数据精度更高，两个端点的选择更科学合理，实现了中国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性的最大化。一九八二年，孙敬之曾提议将“胡线”改画为“漠河—腾冲线”，胡焕庸则认为，这样的画法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岷山、邛崃山等人口稀少之高原山地都包括在东南半壁之中，不如原界线“更加贴切和能说明问题”。可见，胡焕庸关于“瑷珲—腾冲”两个端点的选择确实是做过精心测算的。
总而言之，不论是“胡线”还是“翁线”“孙线”，尽管都能反映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空间大势，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分界线都是必然存在或客观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的“画法”，确有一种遵循科学逻辑的主观性，其只有是否更科学、更合理之说，而无客观必然存在之理。人口地理分界线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改造地理环境的一项重要指标，“胡线”对“翁线”的改造，就是这样一次不断提升研究精度以及典范性、标准化的科学举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中国经济深化发展和人口分布变化，在未来地理学家的眼中，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空间大势或许不会改变，但“胡线”的两个端点（瑷珲和腾冲）并非完全不能变更。
东南人满，西北土满
如果说，“胡线”对“翁线”分界线思维的继承是一次科学表达方式的传袭，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胡线”得以提出的思想传袭。胡焕庸以“胡线”为分界，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事实上源于“东南”和“西北”地理分异的传统认知，更具体一点说，是根植于古代中国“东南人满，西北土满”的历史情境之中的。
“东南”与“西北”是古代中国频繁对举的两个方位概念。司马迁说：“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凝聚了古人丰富的地理经验。很多历史文献也描述中国的地理大势为“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不惟地形，“东南”与“西北”在经济、文化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地理差异。西晋张华《博物志》记：“东南之人，食水之产；西北之人，食六畜产。”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云：“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两宋时期，在经济文化重心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在南宋即已形成。宋人将这一人口比重变化称为“天运”之转移，“三代以前，天运主于西北，故户口之盛莫盛于西北；三代以后天运主于东南，故户口之盛莫过于东南”。这说明宋代伊始，人们对“东南”“西北”的人口分布格局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到了明代，郭之奇已使用“东南人满，西北土满”来形容这样的人口分布格局变化。至清康熙时，移民殖边以均人口的思想也被人提出来，朱奇龄明确主张“以东南有余之民，任西北有余之地”。进入近代，西北移民殖边之论成为潮流，“东南人满，西北土满”一语，与清末以来中国人口“四万万”的数字神话类似，且相互映照，为近代中国社会各界人士耳熟能详，这是近代中国移民殖边思潮兴起的思想基点。
需要进一步揭示的是，在模糊的传统语境里，我们很难理解“东南”和“西北”两个概念的性质和区域范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情境、文化语境之下，“东南”“西北”所指称的区域范围自然也有较大差异，诸家对此多有不同的认识。仅就近代中国而言，“西北”与“东南”在区域空间上大致可以视为“边疆”与“本部十八省”之间的对举关系。然而，在探讨历史区域变化之外，绝不能忽视对传统语境的探讨。在历史语境里，“东南”和“西北”往往包含偏正解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也就是说，“西北”可能是指正西和正北两个方位之间的“西北一隅”，也可能是指包含正西和正北两个方位的“半壁”区域。正如近人曾养甫《建设西北为今后重要问题》所云：“西北区域，从广义言之，则西、北二部悉在其内。从狭义言之，则仅指西北一隅。”
回头再看“胡焕庸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已为人广泛研究和揭示，“东南人满，西北土满”也早已是知识界表述中国人口分布的口头禅。而“翁线”的出现，为胡焕庸提供了具体的分界线思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胡焕庸将这一半壁区划法具体落实在中国人口地理研究之中，于是“胡线”应运而生。总言之，“胡线”是依靠较高精度的人口数据，运用分界线思维和标准化手段，在现代科学研究过程中化约和展现“东南人满，西北土满”传统认识的产物。可以说，学理上的“胡线”提出不足百年，但事实上的“胡线”已存在了千余年。
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胡线”是建立在一个“整体的中国领土空间”基础上画出的人口地理分界。近代中国的领土空间是随着清代疆域观念变化和国际条约体系的介入，以清代疆域为主体逐步确立下来的。然而，身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尚未建立起现代中国疆域的意识，或者执拗于传统天下观主导下的华夷秩序，或者不自觉地受日本舆论话语影响，接受了中国“本部—边疆”截然二分的对立论，个别人甚而因西方殖民话语的刺激，沾沾自喜地将中国“本部”之外的边疆之域也视为中国的“殖民地”。正是囿于这样的思想局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口问题大讨论中，多数知识精英坚持以“本部”和“边疆”截然分为二区的惯性思维和刻板逻辑。
翁文灏、胡焕庸等地理学家则成为破除“本部”话语的践行者，他们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关注边疆问题的角度向来不同，并不纠结于“本部—边疆”二元对立话语，也不像顾颉刚那样大声疾呼“‘中国本部’一词亟待废除”，而是另辟蹊径，特别注重从“整体的中国领土空间”这样一个地理实体中陈述地理问题，立足于这个地理实体内部的自然区域进行科学分析，这使得过去被误读的国家版图，以一个清晰的“秋海棠状”中国疆域轮廓呈现出来。一定程度上，这使得他们能够摆脱政治疆域史的纠缠，超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将具有强烈的政治—历史属性的中国疆域轻描淡写地自然化了。这种通过强化“地理中国”意识的科学建构，可谓润物细无声，结果是反而增强了蒙、新、藏、青等边疆之域的领土属性，成功消解了中国疆域描述中“本部—边疆”二元论的负面影响。
英国学者大卫·利文斯通曾强调：美国的地质学调查，“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可以想象可以图绘的、紧密联系的实体，而赋予了形象”，并“通过地图学操作”，令独特的国家认同理念“变得高度真实了”（《科学知识的地理》，孟锴译，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七年版，136页）。由此，“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地理形象的绘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胡线”发挥的作用与之类似，作为近代地理科学的一种知识构建产物，它通过破除旧有的“本部”论，重新提炼出一种解释中国领土空间及其内部区域分异的学术话语，清晰完整地呈现出一个可视化的中国疆域轮廓，借此完成了现代中国疆域观念和国家认同的一次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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