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韦森（《读书》2021年4期新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产、消费和交往方式，乃至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逐行为，也都在发生变化，各国的经济表现产生了极大差异。这些变化是巨大的，但也是渐进的，以致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都对此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还在自己的已有理论知识框架中来解释世界经济的变局和各国的经济增长。 比特币（来源：shutterstock.com）近几年，由美国两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本经济学著作，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洞见和观点。这三本书分别是：二〇一六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的著作The Curse of Cash（《纸币的诅咒》），以及由同一家出版社于二〇一八年出版的两位英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合著的著作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无形经济的崛起》），以及二〇一六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穆哈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所撰写的The only Game in Town：Central Bank，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城中唯一的游戏：中央银行、不稳定以及避免下次崩溃》）。这三本书目前都有中译本。笔者把这三本书的英文原文放在一起读，希望能整合出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变局的一个大致清晰的理论图景。
在《纸币的诅咒》中，罗格夫还发现两点：一是各国的大部分现钞是以大面值纸币的形式存在，如100美元、500欧元和1000瑞士法郎；二是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都遵循惯例发行了大量大面值货币，但是没人真正知道这些大面值货币都到哪里去了，也不晓得都被用在什么地方（一个贪官赖小民，就在一个自己私家的号称“超市”的别墅中藏了两亿人民币现金），而只知道很少一部分现金存放在收银机和银行的金库中。他还发现，在全部美元纸币中，约有40%—50%为境外人士所持有，这也导致“任何大面额纸币的突然废钞行为，都是一种对外美元持有者的违约行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用计算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进行货币支付和转账都非常方便和快捷，这种无现金支付又能节省纸币和少量小额金属铸币的印制和铸造成本（按照美联储的数据，生产100美元纸币的成本为12.3美分，生产1美元的纸币成本是4.9美分。p.81），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还要保留一定量的现金纸钞和少量小额金属铸币呢？而且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和欧盟各国的纸币占GDP的比例还在上升？在这本书中，罗格夫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纸币流通制度的坏处、好处。从纸币流通的坏的方面看，罗格夫发现，到目前为止，大面额纸币占据了全球硬通货供应量的80%—90%，且大部分都是在地下经济中流通，从而助长了各国的逃税、犯罪和腐败，并且规模巨大。他举例道，在美国，各种层面的逃税总额加起来超过GDP的3%，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而犯罪活动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可能比逃税更重要。由此罗格夫认为，如果消除大面额货币，大部分市场交易都由银行转账和移动网络支付完成，那显然可以减少犯罪、逃税漏税和腐败献金。在《纸币的诅咒》一书中，罗格夫也给出社会上支持保留纸币的几点意见：首先，即使到了没有贵金属实物储备来支持的纯政府法币制度（fiat money regime）时代，纸币现金交易仍具有匿名性，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即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所说的那样，纸币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coined liberty）。反过来，如果将来消灭了纸币，完全采用央行发出的电子数字货币（CBDC，即,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如在中国已经开始试行的 “DC/EP”），或完全采用银行的数字转账支付或银行存款账户内的数字形式，那就会失去货币的匿名性，理论上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进行监督，乃至进行控制。其次，纸币交易还不受停电和其他网络中断的影响，可以瞬间完成交易清算，又可以免受网络犯罪之害，还可以为没有银行账户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交易的媒介（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调查数据，到二〇一三年美国有超过8%的家庭仍然没有银行账户，超过25%的美国成年人没有借记卡，p.9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民众的用钱和花钱的习惯和习俗问题，即一些民众还是习惯用现金来支付等。
这本书关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他的话题自然是从那场危机开始：“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对每一个国家、政府和家庭都产生了冲击。尽管央行已经出台了大量干预政策，也进行了转型创新，但随之而来的是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收入不平等拉大、政府职能紊乱，以及社会紧张等等。”（p. XV）埃尔-埃里安还认为“全球经济正在接近一个三岔路口，更精确地说，即英国人所说的T字形路口。经济发展道路将很快走到尽头，与此同时将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更好世界的物质状态或一个更糟糕的物质状态。”（p. 176）他还认为，对现在和未来几代人来说，现在的选择至关重要。全球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T字路口的？这得从二十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低通胀、高增长且通胀和增长的波动幅度都很小而被称为“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说起。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总统第二任执政起，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长达二十多年经济波动很小的“大缓和”时期。从统计学上来看，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二年，美国经济22％的时间里处于衰退期；但从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八年，美国只有5％的时间处于衰退时期，且经济波动很小。这一现象曾导致当代经济学中两大巨擘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和伯南克在二〇〇四年先后声称，经济危机以后大致会从人类社会历史上消失。没想到他们二人这话讲了没几年，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就发生了一场全球金融风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让世界各国政府几乎全慌了手脚，纷纷推出了救市政策。但按照埃尔-埃里安的看法，在应对这场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上，实际上只有各国央行在忙乱中自个儿在干活：“面对眼前的混乱局面以及可能到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各国中央银行从自由放任模式转变为‘不惜一切代价’的高度干预模式。”“印钞机开始超速运转，无数应急资金窗口打开，大量现金从四面八方注入金融系统；主权借贷和信用担保全面开放，直接公共资金被发放到美国主要银行和无数中小银行。”“这就像你拼命往墙上扔东西一样，有什么就扔什么，并希望总有什么可以贴在上面。在经历了一个危险阶段之后，作用终于显现了。”（pp. 48-49）也正是考虑到各国央行成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唯一玩家，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书名 The only Game in Town 。埃尔-埃里安还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乃至在大多数时间里，央行都是主要且唯一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在二〇〇八年及其随后的时间里，“央行挺身而出来拯救全球经济，并负起了更大的政策责任”。因此，“我们都欠央行一个大大的感谢。多亏（各国）央行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胆的创新行动，整个世界才免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失误，包括放任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庭和公司把一些不负责任的风险堆在他人头上”（pp. 252-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