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锐:“文明主义”:宫崎市定的中国观
编者按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出版于一九四〇年,正值日本侵华期间。书中用“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的此消彼长来分析中国通史,形成一套颇为独特的历史观。所谓“朴素主义”,是指历史上未受“文明主义”沾染的宝贵的品质,包括勇武、协作、质直、刚强等,这样从逻辑上就把日本打造成下一个“朴素主义”民族,通过征服来医治中国的“文明病”。本文将“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放回到立论的背景之下,既指出宫崎史观在学术上的可商之处,也提示他写作该书时所受到的时代影响。
“文明主义”:宫崎市定的中国观
文 | 王锐
(《读书》2021年4期新刊)
宫崎市定亦然。他一九二二年进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学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服兵役,四年以后成为日本陆军少尉,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被派往上海,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分子。在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即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〇年)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里,他坦言:
历史学家必须与他所处的时代共呼吸,而且还必须掌握独特的、与时代共呼吸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身处现时代,如何才能正确地去理解过去,同时如何才能通过对过去的正确理解来观察现代……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己所生活的时代。(162页)
与桑原相似,宫崎声称中国历代王朝,自建立起,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就会沾染上这一特征。“人一旦在这个社会中处久了,会对这个社会的各种陋规习视而不见,甚至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毫不介意,精神上日趋麻木。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饱和了的社会,没有发展,没有进步,有时甚至会走向堕落。”比如汉代中期以后,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外戚和宦官掌控朝局,更是与“朴素主义精神”渐行渐远。甚至王莽的崛起,也是由于“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迷信”,让士人相信“从生活中游离出来”的说辞。“汉代社会统治阶层的文明化,以及因文明化而引起的不自然性,使王莽篡汉有了可能。”又如宋代虽然有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市场越发繁荣、文学艺术高度发达,但却导致社会风气“日益文弱化、女性化、意志薄弱化”,显示出“文明社会烂熟”。很明显,宫崎所言的“文明化”及其特征,基本上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用来描述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话语极为相似。
日本精神,绝不是建筑上或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华丽,而是讷于言敏于行的朴素主义精神,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不过是与本质相距甚远的存在。日本的朴素主义精神,表现为谦虚天真,善恶分明,因此对西方的科学文明有着惊人的判断能力。(157页)
虽然日本社会的朴素主义精神尚未泯灭,但这种精神的发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民间的朴素主义跃跃欲试,但统治阶层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文明所醉倒,四艘蒸汽船就让他们寝食难安,这样的丑态,我们必须铭记于怀……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以后,国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非常景气的时候,上流阶层日趋奢侈,下层民众纷纷效仿,这种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气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国家社会都将岌岌可危。(159—160页)
陶醉于“兴奋史学”带来的刺激,借助来历不明的资金参加反体制运动,不知何时就会被那只无形的手所操纵而越陷越深,最终身心失去自主,连灵魂也出卖给了别人。到那时,反体制也就成了一种体制,即便认识到这是一种黑社会式的封闭社会,但为时已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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