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噪音的理解也是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可以想象，在远古至采集狩猎时代，能够被人类认为是不舒服的声音的很有可能是大型动物的嘶吼声、打雷、地震山崩的自然声，以及人类由于受伤或生病带来的痛苦呻吟等；这些声音要么预示着危险，要么反映着不适的身体体验。进入农耕时代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感到不适的声音发生了变化，从前被认为带来不舒服体验的声音很可能还存在，但增加了譬如砍树产生的声音、马车经过发出的声音、杀鸡宰猪发出的声音等，人们开始用“噪音”一词形容这些不想要的声音。至此，被认为不舒服的、不想要的或干脆称之为噪音的声音谱系，大致是线性增长的。但是，当技术发展至工业时代后，噪音被彻底改变，并且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噪音的量成倍增长，更是因为噪音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社会中的噪音问题是一个以电为核心的技术问题。可以说，整个现代社会是由技术设备所支撑的。声音史家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在《现代性的声景》（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一书中讲述了现代社会的声音景观被科学家和工程师所研发的电子交流设备彻底改变。现代社会的噪音首先来自电，即使再小，每一根电线都会产生电子杂音，而整个人类世界是由一个庞大繁复的电网编织而成的，有上万亿条线路在同时运转，不仅有每一根电路产生的杂音，还有各个电路之间冲撞产生的干扰音。整个大自然被一个巨大的电网所包裹。过去，传声器、扬声器、扩音器、吸声材料等声音设备基本上只出现在录音室、音乐厅等特殊场所，然而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工程师将声音设备普及到每一个场所、每一条马路、每一栋楼，乃至每一个家庭中。声波上天入地，不仅在空气中、水中传播，更在建筑物、公共设施和每一个人工造物中反射和传播。整个大自然成为一个大型录音室，大自然被声音装置化了。声源无处不在，声音装置无处不在。此时，大自然的声音景观已经被彻底改变，纯粹的大自然的声音正在逐步消失。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鸟鸣、风吹、雨打，要么是被声音技术加工过的，要么是被技术物反射过的。纯粹的自然声音或许只能在远离城市的自然保护区内，且当四周没有公路、当上空没有飞机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听到。人们对噪音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惹人厌烦的蝉鸣声、马蹄声、砍树声已不再是日常生活中所能听到的声音，也不常再被称为噪音。
大自然的录音室化，城市已不见纯粹的自然；看得见的是融为一体的城市与自然，看不见的是业已遭到破坏的自然声景。2020年8月徐秋石摄于深圳家中 寂静与资本增长是相互排斥的，若想削弱噪音，就要削弱商业。据基泽尔提供的信息，对安静环境的需求总是与为利润而建房相冲突，因此当里根政府奉行崇商政策时，在一九八二年削减了美国噪声消除与控制办公室（U. S. Office of Noise Abatement and Control）的预算，自此，美国的噪音相关政策彻底发生变化。在大科学时代，资本的运营和增长是建立在科学的技术（scientific technology）的应用和发展之上的。建住宅楼、商业圈、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等都是为了提高效率、获取经济收益，这一切皆以科学的技术为支撑，并以制造更高量级的噪音为结果。如果说，按照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所吹嘘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加幸福和自由，那么我想问：听音自由是个体的权利吗？当我阅读《噪音书》时，窗外平均每三分半钟传来一次的城铁声不住地打断我的思绪，由远而近，由近及远，我不住地担心长此以往这种噪音会对我的耳朵和身体造成负面影响；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噪声了。我所租住的房子位于一中档小区的最高层，紧挨学校，毗邻城铁；租房时虽担心噪音问题，但考虑到是在最高层，且地理位置优越，便将就了。起初，清晨城铁开始经过的时刻就是我醒来的时刻，渐渐地，我的双耳及身体便适应了这种规律性噪音，城铁声不再能吵醒我，白天生活也听它为寻常。这种技术噪音对人体的驯化令我担忧。我已不再能明显地感知到它，然而它却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侵蚀着我的身体。我还不属于住在地铁旁的穷人——如今建在地铁周围的房子是好房子，尤其在大都市，地铁旁的房子价格更贵。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房价的评估也已从对噪音的担忧转变为对效率的追求。在研究噪音问题之前，这城铁噪音是可以被忽视的，如今它却变得非常刺耳。城铁的噪音是客观的，我的感受是主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主观对于噪音的消化就能够降低客观的噪音对我身体和生活的侵害。我虽不是社会等级中的弱者，但我是资本洪流中的弱者。资本的噪音正在肆无忌惮地剥削着我的身体健康、压榨着我的听音自由，而我却对此无能为力。我有听音自由吗？以对称性原则来看，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制造噪音是个体的自由吗？经常有人在电梯、地铁、餐厅中大声说话，仿佛这个公共空间是他（她）的私人空间，如果你制止，他（她）会反驳：“这个电梯是你的吗？这是公共空间，我有发出声音的权利！”这就涉及声音与隐私空间的问题。在公共空间如何把握个人的活动空间和他人的隐私空间，往往是一种道德约束。日常生活中，制造噪音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在图书馆要小声说话已成为一种共识，进入图书馆的人会下意识地放低音量，把手机静音；在博物馆、音乐厅等正式场所里大声喧哗会有工作人员来提醒；但是在电影院里基本上就全凭自觉了，我曾不止一次在电影院里遇到不停接电话的人，也曾多次在飞机、高铁、公交车上被邻座的高分贝声音侵扰，仿佛整个公共空间都是他们的表演场域。在公共空间小点儿声，是个体对自己制造噪音的权利的一种限制，这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素养。这种道德基于对他人听音自由的尊重，这种素养基于对隐私空间和公共空间两者间关系的把握。在一个四处充斥着资本噪音的时代，管好自己所发分贝或许是个体唯一能做的坚守。
结语：从声音维度思考，何为良好生活
哲学家思考的一个终极命题是：何为良好生活？苏格拉底言：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一过。古往今来诸多哲学家对人类生活进行了反思，然而从声音维度来思考的并不多见。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发问，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是看鸟飞花开更重要，还是看手机看电视更重要？噪音问题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是听鸟鸣树摆更重要，还是听装修听车跑更重要？是享受安静的睡眠和散步更重要，还是听商场、餐厅高分贝的背景音乐更重要？你想要生活在一个声景是何样的世界？（《噪音书》，加列特·基泽尔著，赵卓译，重庆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Emily Thompson，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