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田松： 互联网的STSE

编者按

技术改变人的生活，也改变着人际关系、企业生态、社会结构。互联网的出现，带来的改变尤其巨大，对其具体的研究，田松在传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维度之外，再加上环境生态一维，提出他的忧思与警示。同时作者也乐观地认为，互联网在推动工业文明加速运转的同时，也在培育未来的生态文明的种子。

互联网的STSE

文 | 田松

（《读书》2021年8期新刊）

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说：“技术改变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而是生态法。公元一千五百年，在印刷机发明五十年之后，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多了印刷机的老欧洲，而是一个不同的欧洲。”（Neil Postman, Technopoly,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93, p.18. 参考了何道宽先生的译文）互联网，以及相伴而来的移动互联网，都不是只让原来的社会增加某种功能的简单技术，而是“元技术”，让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整个技术体系，都围绕它重新建构。

尼尔·波斯曼（neilpostman.org）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元素，网络的重要性唯有电可以相比。

  一、

比邻天涯与孤岛茧房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重构了人际关系网络，也重构了人的自我认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留日学生江歌在寓所门外被杀，嚣嚣网议至今未消。在事件发酵中，我忽然意识到，江歌与她的母亲，虽然在空间上分处日本东京和中国青岛，但是在情感上、心理上，却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实时“生活”在一起的。从媒体报道及所披露的手机截图可以看到，江歌何时下班，何时上地铁，在哪一站下车，江母不但能实时旁观，还能实时参与，实时指挥。这是一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存在的超距离亲子关系。

在天涯成为比邻的同时，比邻也成了天涯。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人只能与有限的人打交道，与有限的人生活在一起。当网络另一端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重，触手可及的人就被推到了远处。

互联网兴起的时候，被比喻为信息的海洋，所以上网叫冲浪。二〇一八年“北京科学传播学论坛”上，杨虚杰做过一个报告，说海洋固然辽阔，但很多人更愿意、更容易生活在孤岛上。二〇二〇年，一个同义词随着美国大选流行开来，叫作“信息茧房”。

世界上第一台编程计算机Mark I（田松2017年摄于哈佛大学科学中心）

呦呦鹿鸣，求其友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网上，人更容易找到自己欣赏的人，与自己相似的人，在微博上关注他们，在微信中好友他们；同时，也能轻易地把另一些人“拉黑”出视野之外。于是，人更容易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也更容易不看自己不喜欢的。久而久之，会把自己所处的孤岛和茧房当作世界本身。也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们就代表着世界：认同他们是正常的，否定他们是不正常的。

类聚群分在任何时代都普遍存在，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实现得如此极端。

在传统村落，所有人认识所有人，信息充分共享，毫无隐私；文字能带来远方的消息，赋予文化人以信息权威。广播电视降低了信息的文化门槛，但舆论领袖依然存在——关于公共生活的主要信息是共享的，并且是经媒体把关人筛选过的。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道德水准、文化品位，直到用词的选择，都经过了筛选。即使媒体多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有所分裂，依然是可数的，顶多是在左右之间再细分几块；也是藕断丝连的，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个冰山，在水下可能是一体。

在网络的孤岛、茧房中，人们所能建构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总体状况，只能建立在媒体APP推送的消息、微博的关注、微信群和朋友圈的转发之上。而所有这些，或者是他们自己定制的，或者是网络平台根据他们的浏览推送的。每个人都在发布信息，不再有从前的把关人。意识形态有特别的筛选方式，而白字连篇的公号文章则可随意发布。我偶然看到了一部网络小说，故事简陋，情节简陋，词语粗糙，价值观粗鄙，基本逻辑不通，纸媒时代都上不了街头小报，今天却能在手机上大量繁衍。这次偶然的穿越让我真切地意识到，在茫茫网海中，有无穷多个孤岛茧房。

这意味着，物理上处于同一时空的人们，对于自身所在的社会，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再有中心，也不再是板块，而是碎片、碎末、PM2.5。

如果有一天，你偶尔拿起你父母的手机，你孩子的手机，你同学的手机，乃至微信里密切互动的朋友的手机，可能会发现一个你从未想象过的世界、一个超出你想象能力的世界。

世界不是分裂了，而是分形了。

Fractally软件生成的分形图案（图为曼德勃罗集的一部分，可以无限放大，永远会产生新的细节，如一张网，在所有的层次上关联着，网中也有一些孤岛）

曾经听吴彤教授说起，他的大学年级群，由于对某事的看法不同，争吵激烈，最终不共戴“群”，一群二分。这样的事情在不同层面上发生着，可以因为某作家的作品，微信群纷纷撕裂；可以因大洋对岸的大选，知识分子撕裂了……

海洋激流汹涌，人在孤岛上享受安宁，直到覆灭的一刻，茫然无知。

  二、

底层逆袭与赢者通吃

关于互联网的一个想象是，跨地域跨阶层的信息流动，可以突破信息霸权，提高社会的平等程度。或言之，有助于底层逆袭。

一度颇受争议的李子柒是一个不错的案例。有人赞美她弘扬了传统文化，也有人批评她伪饰了农家生活。争论激烈，使李子柒更红。网红凭网而红，正是网络，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一个生活在四川乡下的“农家女孩”，写实也好，美化也好，造假也好，生产了传播甚广的互联网产品，收入颇丰。美食视频由此成了一个行业，追随者众多，风格各异。

李子柒（来源：n.sinaimg.cn）

再如网络先驱老榕，他搭建了一个网络平台售卖新疆农产品。小农户产量少，不稳定，此前几乎没有可能穿过漫长复杂的商业环节进入内地，很多时候蔬果只能枯在树上，烂在地里。老榕的平台把新疆农户与内地用户连接起来，省时省钱。

更直接的是悄然兴起、骤然大热的直播卖货。乡间农户开启直播，连老榕的平台都不需要。我看过一位海边小贩直播卖海鲜，网络那端的顾客跟着他的手机逛海鲜市场，一边下单、付款，一边装货、发货。网络加物流，海边水产直接运到家。

尼尔·波斯曼还说，新技术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导致话语权的转移。一项技术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受益，同等受益。视频网站会分流、夺取电视广告，网约车会削减出租车客源，网店一兴起，实体店倒一片。一（小）部分草根网上逆袭的故事会被网络放大；而另一部分草根被网络压垮的故事，则不受网络欢迎，也不受网民欢迎。人人都有侥幸心理，不相信自己会是那个倒霉的人。正如每一个买彩票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下一个幸运儿。输牌的人喜欢洗牌，虽然洗过之后未必更好，但总觉得比不洗好。网络重构了社会生活，给了人们某种幻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热销的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就曾宣称，信息技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弯道超车，直接从农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很多IT大佬都曾受过这本书的感召。不过，中国是否真的超了车？曾经逃的课是否可以不用补了？学界颇有争论，比如经济学家杨小凯，否定后发优势，坚称后发劣势。

《第三次浪潮》（来源：book.douban.com）

人们寄托于互联网的希望，也是人们寄托于一般科学技术的希望。科学进步，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所有人都从中受益，这是工业文明建构的一种想象。

是更多神话，还是更多悲剧？关乎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中的属性。互联网同样服从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以经济发展、资本增殖为最高价值。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参见笔者《警惕科学家》，载《读书》二〇一四年四期）。所以，在移动互联网上，更容易被人看到的，是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APP。

一项新的技术，谁受益更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是那些能够优先利用、充分利用这项技术的人。

行文至此，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北京五道口“雕刻时光”咖啡馆，曾与几位朋友讨论科学及其技术之利弊。韩建民以编辑工作举例，说以前与上海作者谈稿子需要出差三天，有了长途电话，最多半天。这种辩护策略流传甚广，深入人心。不过，江晓原问：你省出来的两天半，是不是可以不上班了？这个反驳振聋发聩：你节省出来的时间，并不是你的！半天做了三天的事，工资并没有长六倍。电话固然让你免受舟车之苦，但是，受益更多的，是你的老板。

网络也是这样，村村通电话、通互联网，当然可以方便网红致富、方便果农脱贫，但是同时，也会使富者更富。

在富的一极，案例随手可得，谷歌、脸书、油管等网络公司迅速崛起，把传统产业远远地甩在后面。一个个人，一个公司，在极为短暂的时间，能够获得无比巨大的财富。同样是直播，二〇二〇下半年爆红的某些直播间，则直接打造出一个个虚拟商场——效率、利润、规模，乃至售后服务，都远胜实体商城。这不是底层逆袭，而是赢者通吃。

而穷的一极，则往往处于追光灯之外，不为人所见，或者视而不见。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七日，孙立平教授的公号推出《数字支配与更加倾斜的世界》，讲了若干劳动者被数字技术压榨的例子。某地给保洁工人佩戴“加油鼓劲手表”，一旦停留时间超过二十分钟，手表就会发出“加油”的声音。我估计，这表还能让监管者实时知道每个人的轨迹。孙立平非常担忧，技术正在把人最后的时间缝隙给压榨出来，为资本服务。

在整个工业文明的食物链中，处于最下游的，其实是环境。

  三、

自由流通、熵增、垃圾化

工业文明有两个核心运行机制，其一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食物链，其二是科技产业污废链。

食物链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上游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资源，同时把垃圾送到下游去（参见笔者《“发展”的反向解读——工业文明的三种理解方案》，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四十卷）。上游和下游是相互嵌套的分形结构。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再分出上下游。在全球，欧美、日本是上游，中国、非洲、南美是下游；在中国，东部沿海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在大都市，城中心是上游，郊区是下游——所以会有垃圾围城；在居民小区，垃圾箱是下游……

工业文明要求这个食物链顺畅运行、加速运行，就需要打通上下游之间的所有障碍，让物质、能源、资本和信息自由流通。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天然地能够加速信息的全球流通。作为一项元技术，又能够使集成于其上的其他技术帮助物质和能源加速流动，同时，也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流通。

互联网是工业文明的一个结果，反过来，也把工业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整个地球第一次被光速连接的网络包围起来，成为一个村子，也成为无数个平行世界。

科技产业污废链是工业文明的另一个核心机制。

人们相信，科学技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这个“更”，映射了人的欲望和需求。如何获得这个“更”？大致是这样的，先有一个科学解释，同时就有了技术干预的可能性，据此会发明一个产品，继而形成一个产业。人们相信，这个“科技产业链”运行得越快，社会就越发展，越进步。

但是，科技产业链不是在真空和实验室中运行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运行，所以一定会有社会后果和环境后果。

都市里废弃的共享单车与消防栓（田松2018年摄于深圳）

首先，一个工厂，无论生产什么，都是本地自然生态的异物。它的原料可能来自本地，更可能来自全球化市场，它的产品会走向全球化市场，但是，它一定要用本地的水，并且把垃圾留在本地——对生态环境构成伤害。此之谓“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

其次，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任何一个科技产品，追根溯源，都来自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产品退役之后，归根结底，会变成各种形态（固态、液态、气态和耗散热）的垃圾。此为“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

考虑“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和“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则“科技产业链”的运行，必然会导致：（一）对森林、矿藏、天然水体的消耗和污染；（二）破坏工厂所在地的自然生态，污染水、土、空气；（三）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破坏垃圾填埋场所在地的自然生态，污染本地水、土、空气；（四）导致全球性的水、土、空气污染。所以，科技产业链实际上是“科—技—产—业—污/废链”。它的运行，必然会导致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集中处理的垃圾（田松2014年摄于美国德州Danton垃圾处理场）

人们常说，互联网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所以能节约能源。然而，一方面，效率提高，不一定使总量减少，更可能因此而使用了更多耗能设备。现在，照明光源的效率当然比五十年前的白炽灯要高得多，但是每个人家里都有比五十年前更多的灯，更多的家用电器，用电总量多出几十倍；另一方面，庞大的互联网本身也需要巨量的电力供应。所以，在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用电总量，只会出现大幅跃升。

其他物质也是这样，初看会被节约出来的，将以另外的方式消费——浪费出去。任何一条被互联网加速的科技产业链，都会导致更多的污染，产生更多的垃圾。快递行业的包装垃圾，只是最直观的表现。

从工业文明的立场上，互联网加速了物质、能量、资本和信息的流动速度，带来的是社会进步。而从生态文明的立场上，互联网同时也加速了“现代化的食物链”和“科技产业污废链”，其社会后果是，拉大了贫富差距；其环境后果是，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四、

STSE·互联网自身的物质基础

现在破题。

STS已经算是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了。STS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也是科学技术元堪（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译名极多，此为刘华杰所发明）的缩写，国人多取前者，西人多用后者。作为研究领域，两者大致相同。在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下，很多STS习惯的叙事策略也是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简言之，解释科技产业链，促进科技产业链。

在二〇一八年全国科学社会学年会上，我提出从STS走向STSE的研究纲领，E是环境（environment）或生态（ecology）。将STSE作为方法论原则、编史纲领、叙事方案，将科技产业链拓展到科技产业污废链，重新审视我们以为熟悉的事物，对同一件事的价值判断自然会发生变化，乃至逆转。

上一节相当于从STSE的视角讨论互联网外部效应，环境后果；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互联网自身的STSE。

作为技术，作为产品，互联网自身同样需要物质基础，比如计算机、手机、光缆、信号基站、卫星……还有电。人们常常看不到这一点，仿佛互联网是天上掉下来的。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说，全世界每年售出大约3.5亿台个人计算机。根据国际大型商业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二〇一八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约为15.6亿部。从二〇一八年八月到二〇一九年八月，中国生产了约1.4523亿部手机。

智能手机是口袋大小的贵金属和稀土的坟墓。一台典型的苹果手机大约容纳0.034克金，0.34克银，0.015克钯和不到千分之一克的铂金。它还包含不那么贵重但同等重要的铝（25克）和铜（约15克）。不仅如此，智能手机还包含多种稀土元素，包括钇、镧、铽、钕、钆和镨，虽然这些元素在地壳中实际含量很多，但从经济上考量，则极难开采和提取。（Bianca Nogrady, You old phone is full of untapped precious metals, BBC Online, 18th October 2016）

这些金属会分布在芯片、硬盘、电缆等各种元器件中。在手机废弃之后，将会成为永恒的垃圾。只有极少部分有可能被回收再利用，而考虑到环境成本，这种回收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终端，智能手机是现代人类的必需品。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尤其必需（田松2021年摄于深圳）

手机的生产还要耗费清水。独立环境记者斯蒂芬·莱希（Stephen Leahy）在二〇一五年出版了《你的水足迹》一书，它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为了生产各种日常用品，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水”。书中说，生产一部手机，需要二百四十加仑水，超过九百升。九百升水是什么概念呢？一瓶红酒通常容量是七百五十毫升，九百升水，要装一千二百瓶。这只是一部手机的用水。

城市生活离不开的物质基础：电与水（田松2021年摄于深圳）

如此，单是二〇一八年，全球手机的生产，需要一万四千亿升水。

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建立在巨量物质的全球迁移之上。铝、锑、砷、钡、铍、镉、铬、钴、铜、镓、金、铁、铅、锰、汞、钯、铂、硒、银和锌等各种金属，钇、镧、铽、钕、钆和镨等各种稀土，都改变了原初形态，离开了原初位置。从聚集态的矿藏，被挖掘出来，经过提纯、加工，分散到一个个手机、计算机之中；再沿着现代化的食物链全球扩散，进入到每个用户。在手机、计算机退役之后，它们的最终归宿，是变成垃圾——永恒的垃圾。这是一个地质作用量级的物质运动，也可以作为人新世（anthropocene）的一个特征。

工业社会的一切物品溯起源头，都来自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并最终成为各种形态的垃圾（田松2018年摄于深圳）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因为白银的导热性能极好。他想说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系统的熵在自发状态下，会逐渐增加，最终达到熵极大的混沌状态。从能量角度看，那就是著名的热寂说，处处热平衡，环球同此凉热，生命不复存在。从质量角度看，金属和稀土的全球扩散，也是一个熵增加的过程。

作为物质形态的互联网逃不出“工厂生态学第一定律”和“科技产品污废周期律”，它不仅加速了其他的科技产业污废链，它自身也是一条科技产业污废链。

工业文明注定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加速器。加速发展，加速毁灭。

  五、

互联网与文明转型

第四次技术革命近两年成为热词，很多人热烈地讨论它，很激动，很期盼。仿佛人工智能、全球互联能够把人类带到一个文明的新阶段。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工业文明的困兽之斗，垂死一击。它的挣扎只会加速科技产业污废链和全球化食物链的运行，把自己更快地送到终点。

那么，互联网是否有利于文明转型？是否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特殊的、别致的问题。

互联网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总体而言，当下而言，是为工业文明服务的。但是，换个角度看，互联网又可能服务于文明转型。原因之一是，互联网能够服务小众。既然是指向未来的，面向生态文明的社会实践，在今天都是小众。

几年前我曾提出，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命题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任何文明都离不开农业，在一个不生态的农业上，不可能建设起生态的文明。但是，谁来从事生态农业生产，谁来消费生态食品？这两方面都是小众。而互联网能够使他们跨越暂时的物理间隔，找到对方，结队成群。

在今天，依然存在着一些理想主义者，结成各种亚文化组织，致力于环保、动保、乡建、慈善……互联网可以让他们以较低的成本，传播理念，践行理念。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在推动工业文明加速运转的同时，也在培育未来的生态文明的种子。

（本文部分数据和材料由我的学生汪玉婷提供，特此致谢）

〔《警惕科学》（完整版），田松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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