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创化论》民国版封面 以佛学比附柏格森，这在既往的章太炎研究中较常为学者提到，但就瞿秋白而言，他还面临着如何将佛教、生命哲学和左翼革命相统合的问题。如果说生命哲学已经被后世左翼理论贴上右翼保守的标签，那么以遁世为特征的佛教思想又如何能够免受相似诟病？其实，主流的瞿秋白研究的确对其思想中的佛教（或者说与生命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佛教）因素评价不高，研究者往往将之视为瞿秋白走向革命正轨之前的消沉表现，即使美国学者毕克伟对该问题持有较宽容态度，也不过把它定义为“在物质世界创造一个乌托邦的精神世界”（Paul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u Ch’iu-pai）。学界的这一认识首先源于缺乏了解中国二十世纪初佛教现代化运动与佛教革命的历史脉络，这以太虚大师的“佛教人间化”运动最为著名。在太虚的改革下，佛教教理开始呼应政治上的民权主义，并以追求“人间净土”、参与社会改革为导向，在此背景下瞿秋白将佛教与革命结合在一起实则并未过分异端。其次，瞿秋白从生命哲学和佛学出发引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形成不同思想知识的通融、联结和再创造。张历君特别分析了瞿氏如何通过柏格森的创化论和佛教中的因果相续而理解左翼理论中的革命突变、自由意志，以及领袖权等问题，同时也将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唯识宗导入马克思主义社会辩证法中。 正是在上述三者的交杂中，瞿秋白不仅为无产阶级革命赋予了生命和宇宙冲动的根本动力，使得革命成为与“人生观”紧密相连的内容；反之也将生命哲学中的生之冲动和佛教中的因缘大网重新落实于阶级运动之中。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洞悉历史因果、背离自身旧有阶级的意识自觉，应当取得领袖权，也只有在领袖权策略中，无产阶级才能彰显自己的“自由”选择，由此合理地落实自己的生命冲动和生命意志。张历君对瞿秋白思想图谱中生命哲学、佛教思想和左翼革命论的重新联结，呼应着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中将瞿氏称为“软心肠共产主义者”的评价，但较之夏济安过于简化的印象式点评，他将这一命题发展为系统的思想史研究。这不仅关乎对瞿氏个人思想生态的重构，更从两个方面对二十世纪左翼思想研究有所突破和贡献：第一，质疑冷战知识机制中所生产的左右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第二，挑战西方中心的左翼理论正统，重新认识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参与左翼理论建构的价值意义。
《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绘于1951年，未完成（来源：artsandculture.google.com） 但“主体辩证法”只是张历君所谓“双面辩证法”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他借鉴李欧梵对史华慈研究方法的概括，拒绝对研究对象进行同一性或二元对立性的预设，而注重把问题变成从双面乃至多面不断互证的“问题组”（problematic），绵延深挖却不急于得出概括性的结论。这意味着打开了一个开放的批评空间，在此之中思想理论与生命经历、政治事件与哲学思考、知识档案与文学文体都可以重新得到联结，而前述张历君之所以能够跨越被后世断裂的多重思想并重塑人物主体，也正是受惠于“双面辩证法”的思路。甚至从此计划出发，张历君还着意构建起一个联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平台。他在书中有意将瞿秋白与葛兰西等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进行双面对照，这几乎贯穿于每一章不同的理论议题，包括领袖权、有机知识分子、十月革命中“真实的激情”、创化论、阶级个性、现代文化人的内心斗争以及最后的牺牲等，他们对同一理论问题的看法得到并置，相似的经历时刻也不断相互呼应。譬如第一章对瞿秋白与葛兰西领袖权（hegemony）理论的探讨，抽丝剥茧找寻到二十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相关理论论述作为两者的中介，瞿秋白与葛兰西正是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参加共产国际的语境中形成各自的领袖权观点，他们采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政治语言重新思考中国与意大利的现实问题。这一研究不仅质疑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将葛兰西作为领袖权理论原创者的主流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从其所溯之源出发，将既往研究从未关联起的瞿、葛二人进行历史的接合，在此过程中揭示出瞿秋白与世界经典左翼理论的联结、对话、吸收、创造。 因此综观双面辩证法的文脉，其与该书标题中所指涉的跨文化研究框架根本一致。瞿秋白多层次的跨文化现象呈现出辩证法的节奏，反之，也正是辩证法强调矛盾与流动的叙事逻辑才将瞿秋白如此深刻丰富的“跨文化现代性”充分表现出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人种志学者费尔南·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最早提出有影响力的“跨文化”或“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之说，指出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中，即使是强势文化也会遭到改写并且会出现文化的创新，这改变了传统认为的强势文化单线影响弱势文化的观点（Fernando Ortiz.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而九十年代，跨文化的理念方法在学界明显得到重视，研究者主张文化的根本存在形态便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织，以区别于单一文化、间性文化（interculturality）或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ty）的文化本质论（Wolfgang Welsch. “Transculturality: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台湾学者彭小妍较早将跨文化方法实践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之中，她不仅强调对国界与语言的跨越，并且延伸至诸多二元范畴的拆解，如“过去/现代、精英/通俗、国家/区域、男性/女性、文学/非文学、圈内/圈外”（彭小妍：《浪荡子与跨文化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