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路：王树人先生与“象思维”

编者按

在我国学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多会学习西方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的到头来也会研究中国哲学。这两类学者及其成果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王树人先生属于后者，但是又明显不同。王路多年受教于王先生，认为王先生是独树一帜的，在学术上是如此，做人也是这样。

王树人先生与“象思维”

文 | 王路

（《读书》2023年3期新刊）

一九七八年刚入研究生院不久，就听说了王树人先生的大名。我学逻辑，喜欢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几个同学很快就熟悉起来，从他们那里听说了王先生。那时哲学所西方哲学史室人才济济，招生的是贺麟、王玖兴、管士滨等人，都是老先生。王先生属于比较年轻的，没有招生，但他是室主任，负责一些具体事情。这事还与洪汉鼎有关。洪是五十年代进北大哲学系的老大学生，比王先生高一届，由于“反右”，他遭遇坎坷，再次恢复学籍后就比王先生低了。洪考上贺麟先生的研究生，成为我们研究生同学。好像两三个月后洪要求提前毕业，还登报热闹了一下。同学们对他议论较多，尤其是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同学。从他们那里我听说，洪入学之后惹王先生生气了。他们生动的讲述使我有了对王先生的第一个印象：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学者。

王树人先生于日本松山（来源：微信公众号“外国哲学研究”）

第一次见王先生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季或一九七九年春季，我们到社科院哲学所听贺先生做学术报告：在社科院一号楼最西边的会议室，人很多，我在靠窗的地方站着听的，王先生就坐在我的身前。贺先生大名鼎鼎，他翻译的《小逻辑》蜚声学界，那一次却讲中国哲学。我们慕名而来，不禁感到奇怪，怎么不讲西方哲学、不讲黑格尔呢？王先生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嘀咕和诧异，微笑着说：这是西餐吃腻了，改吃中餐！王先生的话加深了我对王先生的印象。坦白说，贺先生的学术报告我只听过这一次，却一句也没有记住，唯一留下记忆的就是会议室的场景，还有就是王先生这句话：一字不落，字字珠玑。

研究生毕业留哲学所以后，我和留在西方哲学史室的宋祖良、顾伟铭、周晓亮、程志民等学兄来往很多，和王先生来往也多起来。我觉得王先生大气、睿智，又很幽默，还同有留学德国的背景和经历，所以很愿意向他请教。王先生诲人不倦，一些教导发人深省，使我受益难忘。

王路、王树人（左）

一九九四年起我有幸参加商务印书馆召开的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我是小年轻，认识了学界许多知名前辈。机会难得，我就跑到王先生房间聊天。我向他请教：为什么人们说清华哲学系是做哲学研究的，北大哲学系是做哲学史研究的？王先生给我讲述了其中的原因和他的看法，他的结论令人吃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做哲学研究的，最多也就是做一些翻译，介绍一下别人的东西。更令我吃惊的是他对西哲史室我辈同仁一一点评：某人是搞政治的，某人是学中文的，某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做哲学的，某人至今也没有学会哲学思维的方式……王先生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娓娓道来，那个场景和他的话却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一览众山小。在王先生看来，许多人不懂哲学，也不是在做哲学，甚至压根儿就不是做哲学的料。对号入座是常人心理，我当时还问了一句，那我也不是学哲学的啊？！王先生说，你不一样。王先生的话使我感到震撼：我明白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那些同学，在老一辈学者眼中的形象，我大概也是同样，王先生只是给我留些面子而已。我忽然对哲学有了一种神圣感。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种神圣感就是对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认识。

王先生很早就建议我不要只学逻辑，应该学习西方哲学。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因为我和王先生接触比较多，常会请教一些问题，他的教导也是有针对性的。我一直学习西方哲学，虽然不能说是由于王先生等西哲史室老师的教诲，至少与他（们）的鼓励和督促是分不开的。哲学所推崇金岳霖贺麟传统，逻辑室和西哲史室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与科哲室也关系密切，该室梁存秀、李惠国先生是逻辑室的常客，我和邱仁宗、金吾仑等先生也来往甚密）。由于金先生的巨大影响，所里都认为逻辑室的人是做逻辑的，王先生能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显示出他的学术观念，也反映出他对我的了解和关心。后来王先生还对我说，你现在西方哲学做得不错，也应该研究一下中国哲学。他觉得中国的哲学家还是应该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一些成绩和贡献。他还以张祥龙为例，说明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可以做出成绩的。西方哲学我是一直研究的，中国哲学虽有涉猎，却没有深入研究。王先生的教导，有的我听了，有的我没有听。我觉得，如果我对老师百依百顺，王先生大概就不会看得上我了。

王先生早年研究黑格尔，我读过他的著作《思辨哲学新探——黑格尔哲学体系研究》，读过他主编的相关研究文集。后来他转向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先是出了《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九九六），后又出版了《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二〇〇五，以下简称“《象思维》”）。这两本书得到王先生的惠赠，我也认真拜读并学习。前一本书是王先生和夫人喻柏林老师合著，关于汉字和汉语言方面的讨论多一些，后一本书则完全是从表意文字的特点出发，围绕“象”字谈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中国思想文化中独特的、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我读过许多，特别是比较认真地读过冯友兰的哲学史和李泽厚的思想史。相比之下，我觉得王先生的著作更具规范性，引文和论证更为严谨，更显示出哲学研究的特征。也许正因如此，也许还由于王先生是围绕汉字和“象”概念来谈论的，《象思维》在哲学界接受的范围和影响没有那么大，在哲学界以外反倒是广受好评。我在阅读中没有考虑过这些，读时很愉快，似乎在聆听王先生说话，不慌不忙，抑扬顿挫，睿智和幽默时常跃然纸上。我体会到，它们是研究的产物，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显示出王先生的哲学境界和研究水准。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书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来源：douban.com）

王先生很看重《象思维》一书，提议让我给它写一个书评。我很乐意，于是仔细阅读，还写了一个提纲。但是在动笔之际，我发现一个问题，书中的核心概念“象”缺乏定义，意思不是那样明确。我写书评，从不是为了写而写，绝不会只说好听话。我喜欢借书中的问题谈论自己的相关认识，所以一定是有感而发。王先生充满智慧和洞见的话语可以给我启示，凭着对王先生的了解，我甚至可以读懂一些论述的言外之意，所以也有写些什么的冲动。但是深入思考以后我认识到，若是不对“象”这一概念做出认识和评述，那是交代不过去的。于是我找王先生请教，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维”？在交谈中，王先生说，这种问“是什么？”就是一种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当你问“什么是象思维？”的时候，你就已经脱离了象思维，进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了。这话透着对我的批评和点拨，我感受到了，也觉察到我和王先生的认识有差距，虽然努力，但是依然把握不住什么是“象”，因而把握不住什么是“象思维”。结果王先生的书评一直没有写出来。

二〇一八年夏天，我随哲学所外哲室的朋友去吉林抚松看望王先生，行前特意重读王先生的赠书，看到书中夹着当年写的书评提纲如下：

一、什么是象 

二、什么是象思维 

三、有关象思维的论证 

四、有关西学的理解 

五、回归：（一）理解中国文化；（二）开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除此之外，还简单记录了王先生书中几条关于“象思维”的论述，包括我对书中所说的“中止概念思维”提出的几个疑问：“能不能中止？如何中止？”以及：“有终止象思维一说吗？”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十年前没有能够写出书评。一是我确实没有读懂王先生所说的“象”和“象思维”，二是水平不够，不足以回答王先生对我的批评和启示。

王先生的“象”一词来自古代文献，比如“大象无形”，比如“无物之象”。“象”的说法很多，因而可以被说成是“原象”或者“道之象”，被看作大视野和高境界，也可以扩展到《周易》的卜爻象、道家的道象、禅宗悟禅的禅象，还可以普遍称之为精神之象。在古代文献中，“象”似乎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可以用来说事和工作。王先生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而当我问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一个不是自明的概念。古代文献中没有这样问的，王先生依循传统，也不赞同这样问，而我却坚持要这样问。这两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谓天差地别。所以王先生说，象思维不是概念思维，而是非概念思想，这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所以他认为我问“什么是象”恰恰体现了概念思维的特征。

十年前我不认为我的问话有什么问题，我还认为王先生的说法有问题，但是我说不清楚其中原因。十年后（我在二〇一五年提出了“加字哲学”这一概念）我明白了：我们为“思维”一词所纠结，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是哲学家，无论怎样我们都知道，或者潜意识里都会认为，哲学研究主要是与认识相关的，是与认识方式相关的，因而是与思维方式相关的。王先生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但他是哲学家，还是一位对黑格尔有深入研究的哲学家。他早年研究黑格尔的专著书名中就含“思辨”一词，体现出与思维研究的联系，更何况黑格尔本人无论是对精神现象的研究，还是对逻辑的研究，抑或对绝对精神的追求，都与思维及其方式相关。当王先生转而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看到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鲜明反差，这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敏锐地把握这一差异，并将相关内容的研究称为“思维”，显示出王先生过人的见地。而一旦抓住“象”这个概念，由此形成“象思维”，似乎一切水到渠成。所以，王先生实际上是在哲学研究中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征提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概念的，一种是非概念的，并由此赋予后者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还认识到，中国哲学是一种加字哲学，其主要内容属于所加“中国”二字体现出来的东西，与哲学或形而上学形成区别。以前我因循哲学研究的方式，问“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维？”含有对王先生的研究成果的质疑，这也是自然的。我和王先生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形成反差，所以招致王先生对我这种思考方式提出批评。后来我认识到与王先生的差异，并且能够说明这种差异及其原因，在我是一种进步。因此再次见到王先生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和他说一下我自己的认识。

吉林抚松是王先生的老家，二〇一八年夏天的抚松之行，我去了王先生家两次，第一次是随众人一起看望他，在他家里一起热闹快活了一天。第二次是离开抚松那天上午，我自己专程去看望王先生，聊了半天。我专门和他谈了我对他说的“象思维”的一些看法。我斗胆建议他把“象思维”改为“象文化”，换一个角度，不从哲学的角度，不从学科的角度，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样他的所有论述都可以保持不变，而且会更有道理，还会有更大的引申和发展空间。我知道，对于哲学家来说，谈思维与谈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作为学生，总要完成老师留的作业。虽然拖延了十年，尽管没有写成文字，口头汇报总要有的，也算是一个交代吧。不过，我只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却没有讲明背后的一个认识。

《象思维》一书被译为英文，影响也从汉语界扩展到英语世界，我为王先生感到高兴。“象”一词被音译为“xiang”，理由很多，比如“象”一词多义，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无法用一个英文词表达出它的含义，“象”一词不可译等等。我对这个音译产生担忧。“xiang”是“象”的名字，而不是“象”的翻译。由此读者充其量只会知道中国传统中有被称为“xiang”的东西，至于是什么，则无从谈起。这样一来，“象”一词所起的表意和指称作用，比如“大象无形”，在“xiang”一词上消失殆尽。“象”一词若是失去字面意思，那还谈什么借助汉字象形的特征来表达丰富的思想，更不要说借助“象”一词来突出强调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非概念的思维方式了。我为王先生感到惋惜，同时我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一个认识：科学是有普遍性的，因此科学用语是可以翻译的。即使是对新发现的事物采用新的名称，也会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名称精确化，即使音译也不会影响理解和使用。由此可见，如果认为哲学是科学，则哲学一定是可译的，哲学概念也应该是可译的。西方哲学就是如此。比如关于being问题的讨论，少数人采用音译，多数人则认为它是可译的，尽管有人认为应该译为“存在”，有人认为应该译为“存在”或“是”，也有人认为应该译为“是”，而不应该译为“存在”。我认为哲学是科学，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因而哲学概念是可译的，也应该是可译的。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假如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其区分的界限不仅是可以讨论的，也是需要讨论的。无论如何，这一区别可以大致相应于我说的哲学与加字哲学，或者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这样也就可以认为，一个概念若是不可译的，它很可能不是一个哲学或形而上学概念，而是一个加字哲学的概念，属于“不完全是科学”的部分。所以，一个概念不可译，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而只意味着它缺乏足够的清晰性，不足以达到学科和科学的要求。它可能不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却可以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因而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金岳霖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纯理的成分少，不太容易翻译，像“天”“性”“命”“用”等许多字都是“意味深长”的，其翻译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虽然没有谈及“象”字，但是这些说法无疑也是适用的。至于他用“Tao”来谈论“道”，则体现了他对上述认识的具体实施。我赞同金先生的认识，所以我认为“象”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属于“中国”一词所表达和涵盖的东西，一种独具特色的东西，也许它真的是很难翻译的。

人们认为中国哲学独树一帜，当然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一个人身在哲学所、哲学系，自然会认为自己所谈的东西就是哲学。而且，人们谈论中国的东西也比较容易：我们是中国人，自然会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情有独钟，如数家珍。但是恰恰在涉及哲学的时候，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会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比如会面对什么是象、什么是象思维的提问。区别了哲学与加字哲学，如今我不再困惑。从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谈论更为广泛的东西，由于加字，中国哲学也可以涵盖更为广泛的问题。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发现，基于哲学的背景，讨论中国的东西、讨论中国哲学还可以出新，一如王先生将象上升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非概念的思维方式，由此不仅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里面一些宝贵的东西，而且也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

王先生在我眼中是有大才气的人，他擅长书法绘画，但这在他都算不了什么。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时势、政治、日常事务的看法，常常语出惊人，与众不同。有一次在全所大会上，所领导当着研究生院领导的面说，要求研究室给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开课，其中就有逻辑课。我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专业开一门这样的课可以由多人讲述，因而“凑”起来容易，逻辑课不行，要由专人负责，工作量很大，我还批评研究生院给的讲课费太低。所领导问：你说，给多少讲课费可以开课？我很无奈，也无语。这时，王先生拍案而起，大声斥责：“你这是对研究人员的侮辱！”学兄陈瑛也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后王先生还专门跑到逻辑室对我说：王路，今天我们可都是支持你了啊！我笑着称谢。我知道，表面上好像涉及开课的安排和讲课费，其实是与哲学所的理念有关。在哲学所的学术理念上，王先生对金岳霖贺麟传统念念不忘，对我一直影响巨大。

在哲学所的时候，我与王先生交往很多，请教很多，受益也很多。离开哲学所到清华大学以后，见面就少了，常常会给王先生打电话聊一聊。王先生晚年回老家居住，他的屋子四面都是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周边的河流山脉，景色怡人。王先生说，他在那里生活很好，很安静，每天看书写字，心情愉快。他女儿在德国，不在身边。好在身边有几位“好老乡”。他们崇拜王先生，尊敬王先生，对王先生多有照顾。

吉林省抚松县风景（来源：baike.baidu.com）

二〇二二年九月份参加哲学所召开的纪念贺麟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我又通过视频见到王先生，看到他写的纪念贺先生的诗作，聆听了他的朗读和讲解。他慢条斯理的讲述，他的微笑，是那样的亲切，表达了他对贺先生的真挚情感，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可以体会，这也是王先生对哲学所的情感，对哲学的情感。我在发言时特意向王先生问候和致意。我衷心希望，王先生一切都好！用现在学生的话说：开心每一天。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王树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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