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家能力是近年的热点问题，王裕华的新书《中华帝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起源》即力图论证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网络形态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模式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本文从社会科学方法层面对其提出了批评质疑，指明其政治精英网络的概念运用和论证逻辑上的缺欠，例举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误解，并有感而发对当下美国政治学中的中国研究风气作一针砭。
文 | 赵鼎新
（原题：《中华帝国的兴衰》之病，《读书》2023年7期新刊）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弟弟从上海到我工厂所在地的银川探亲。他来我厂里时，手拿一把小提琴，脚穿一双亮锃锃的黑色皮鞋，身着一件在当时的上海也是很时髦的披风。其时上海年轻人学提琴、长笛和声乐蔚然成风，西洋交响乐的家庭音乐会在文艺圈也开始出现，而把裁缝请到家中制作即使在淮海路商店也没有出售的各种时装也成一时风气。我弟弟这套行头正是十年“文革”后期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到来在厂里着实搅起了一些波澜。朋友们不断来看望他，更有女同事趴在车间的窗上争相观望，有人对我直言：“你兄弟可把你给比倒了。”当时的银川比起上海当然很“土”，但我们厂却有所不同。这个一九六九年才成立的机械大修厂虽然只有三百多员工，却有很多来自银川一中和二中的学生，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中许多人说拉弹唱无所不能，搞得宿舍楼晚上好生热闹，给人一种音乐学院宿舍的错觉。我这位既能拉提琴又能打乒乓球的弟弟到了厂里后马上与大伙儿混得很熟，于是有了下边的故事：那天厂里一位会拉提琴的工友来找我弟弟切磋琴艺，两人你一曲我一曲拉得越来越难，结果我的工友拉出了罗马尼亚作曲家迪尼库的《云雀》这首高难度的曲子。该工友离去后，大家开始评论他的琴艺。有人说：“×××技巧是不错，但把位却不准，特别是高音，让人听了很不对劲。”他的评价得到了一片附和。我因此问道：“既然你 们都能听出来他音拉不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我弟弟答道：“提琴和钢琴不一样。钢琴音准不准在于调琴师的调弦，提琴音准不准在于演奏者手的把位，而把位准不准在于他的耳朵好不好使。他正是自己听不出来才出现问题的。”此时有人又跟进了一句：“把位不好，但却拉得如此熟练，说明他自己肯定听不出来，此时如果谁指出的话除了不服气引起吵架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赵鼎新（来源：bing.com）
最近读完王裕华写的《中华帝国的兴衰》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 ，不客气地说，他写此书时的状态也许与我的那位工友相似。他一口气写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洋洋洒洒的引证，能熟练运用计量手段，英文行文流畅，显然不是一个入门不久的新手。但是他书中的硬伤软伤接踵而来，一句话有时居然可以出现多个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偏差，明白地体现了他对历史缺乏感觉，读起来也让人感到浑身不对劲，我相信国内历史学家读这本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为了避免陷入史实理解上的争辩和胡搅蛮缠局面，我决定对 《中华帝国的兴衰》采取比较另类的评论手法，具体说就是不纠缠此书任何具体的历史材料运用与历史情景把握，而主要从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角度展开分析，以指出严重缺乏社会科学方法和品位的训练，以及对社会科学一些最为基础性的理论缺乏理解才是作者作为一位政治学家更致命的弱点。以下我首先简要总结《中华帝国的兴衰》的核心论点，然后从方法角度来讨论此书的问题所在，再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分析他对社会科学一些基本理论的严重误解。最后，我还将从此书所反映的问题出发，对当前美国政治学中国研究的状况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此书逻辑有些混乱，给我总结其核心观点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书中不少论点如不认真对待，作者可能会说你写书评前没认真看他的著作，但若认真对待，你又可能跌入整本书因为逻辑和证据的混乱而形成的各种“圈套”。因此我只能将其著作中看上去最为重要的一条主线简要总结如下：从唐朝到清末，中国的政治精英关系网络形态发生了三次变化。唐朝是政治精英高度相连与中心化的网络形态；宋朝到鸦片战争期间是一种政治精英相连度和中心化程度都有所减弱的网络形态；鸦片战争到清王朝垮台之间是一种最高层统治者与其他精英群体联结严重脱节、高度去中心化的网络形态 （书中的第7页作者用更抽象的方式呈现了这三种网络关系） 。这三种精英关系网络所对应的是中华帝国发展的三种形态：唐朝是国家主宰政治精英的模式；从宋朝到鸦片战争期间是国家和政治精英力量平衡、国家力量减弱的模式；鸦片战争之后是政治精英力量走强、帝国垮台的模式。这本书试图论证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网络形态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模式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作者的这一论点以及其相应的分析手法，存在着大量方法和逻辑上的误区，笔者只能择要而述。首先，我不清楚这本书所要解释的到底是清王朝作为一个朝代的垮台还是帝制在中国的总体性垮台。如果是要以政治精英的网络关系为主要依据，来解释清朝作为一个朝代的垮台，那么自秦朝以降中国大大小小的王朝在垮台前是否都出现了高度去中心化的网络？如果是的话，那么作者对于唐朝高度相连和中心化的政治精英网络的结论，以及对宋明两朝政治精英网络的结论就很难成立，因为顺其思路，这些朝代在垮台前也应该出现最高层统治者与其他精英群体严重脱节的网络形态。如果作者是想解释帝制在中国的总体性垮台的话 （这似乎更像是作者的本意） ，那么他必须对以下问题加以说明：清王朝垮台之时正是前现代帝国在整个欧亚大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时代，是否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垮台也由政治精英网络的变化而引发？而使得日本国家力量走强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不是也因为幕末时期的日本有着像唐朝一样的高度中心化的政治精英网络？如果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没有发展出一种如其所说的最高统治者与其他精英群体严重脱节的网络的话，帝制在 中国是不是就能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次，我疑惑书中所讲的政治精英网络到底指的是什么。从书 中提出的三种理想型政治精英网络关系 （7页) ，以及这一理论在书中的重要性来看，作者所讲的“网络”的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网络分析中的网络，并且作者的确是试图在用网络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从书中给出的唐、宋、明三朝的精英联姻或者亲缘关系网络图 （41、43、91、93、122、150、228、232页) 以及书中有些地方的分析来看，我们会以为作者的解释框架所依赖的应该是联姻和亲缘关系网络。然而在分析清朝的情况时，作者没有给出鸦片战争前后亲缘关系网络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关系的数据和图示，以显示清朝的政治精英网络关系在此前后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更要命的是，在整本书中我们会发现网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它时而指的是某种联姻关系，时而指的是某种亲缘关系，时而指的是国家和精英的关系，时而指的则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甚至是王朝后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等现象。这就使得我在读完了《中华帝国的兴衰》后，不仅不清楚作者到底想解释什么，甚至不明白作者到底想用什么来解释。
王裕华在《中华帝国的兴衰》中提出的精英社会域的三种理想模型（来源：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Yuhua W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7 ）
即便认可作者的确是想用我们大家熟悉的网络视角来解释他所提 出的问题，他的著作也存在一些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具体说就是进行网络分析的学者一般都会在方法上遵从以下四个原则：第一，网络分析中的“网络”应该是某种真实的社会联系，比如联姻、朋友、战友、同事、同学、同乡或者邻里关系，而不能有时指向很真实的社会关系 （比如联姻） ，有时却只是各种不同形式社会关系的一个指代。 第二，因为不同形式的网络关系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机制，所以 当我们用网络机制来解释给定社会现象时，必须清楚界定自己所讲的网络关系的具体含义，并且贯彻始终。假设所界定的网络关系是某种联姻关系，那么我们必须自始至终从联姻关系出发来解释给定社会现象，而不能随意改变。 第三，我们之所以采取网络分析视角，是因为人际关系的确能形塑一个人的行为，但某种人际网络关系是否会对处在其中的个体行为施加某种相似和显著的影响呢？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经验分析中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行为都会受到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而且关系网络也只是决定个体行为方式的多种因素之一。回到这本书，即使作者在解释对象和解释手段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出现偏差，他所提出的三种网络形态与中华帝国发展三个阶段的对应也只是一个相关关系，而不是机制明确的因果关系。面对此问题，训练有素的网络研究专家都会采取各种细致甚至艰巨的因果确认手段，逐步排除其他各种可能，从而确定某种社会网络与所处其中的个体行为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以下，让我举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说明。为了证明巴黎公社的动员基础是社区网络，而不是阶级认同，古尔德 （Roger Gould） 提供了多个方面的宏观结构层面和微观网络层面的证据。他在宏观层面分析了发生在一八五二至一八七〇年间的奥斯曼 （George Eugène Haussmann） 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如何打乱了原有的巴黎城市布局，促进了巴黎市民认同从阶级到社区的转化。进而从多个方面提供了能用以论证他观点的微观证据，而以下仅是书中所提供的两个网络层面的量化证据：一、巴黎公社期间的国民自卫队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社区邻里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国民自卫队，二是自愿报名者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但是建立在社区邻里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国民自卫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明显高于自愿报名者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二、巴黎的二十个街区中，假如第五区有许多居民加入了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此时如果十三区的国民自卫队对梯也尔的军队进行着激烈抵抗，那么第五区的自卫队也会积极投入战斗。然而因为巴黎每个区的国民自卫队的战士大多数还是从本街区招募的，这时如果是第五区的战士在进行激烈抵抗的话，第十三区的自卫队战士不会因此也积极投入战斗。古尔德的工作虽然也有弱点，但整个研究方法工整，逻辑严密，堪称典范。反观王著则没有做任何类似的努力。
罗杰·古尔德（Roger V. Gould），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来源：bing.com）
第四，王裕华强调自唐朝以降中华帝国的政治精英关系网络形态发生三次变化，并且这三次变化所对应的是三种国家、精英的关系和中华帝国国家建构的三个阶段，这可不是一般网络分析专家敢做的论断。这是因为在图像上看上去非常相似的网络关系，其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特别是作者关心的这类长历史时段） 可以高度不同。比如，如果他真的认为从北宋到南宋，从宋朝到明朝，从宋朝和明朝的初期到末期，乃至从北宋到鸦片战争之间的精英关系网络性质从他所关心的国家建构角度来看没发生质的变化的话，就必须对此论断的合理性加以严格论证，遗憾的是他也没有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 以上从社会科学方法角度分析了该著作的问题所在。另外笔者想再举一个更靠近经验层面的例子来说明作者对一些基础性社会科学理论的严重误解。此书第106页断言：“宋朝是一个具有强任意性权力、弱渗透性权力的朝代 （The Song had strong despotic power but weak infrastructural power） 。”笔者选择这句话进行批评不仅是因为此话背后存有多种错误，更因为它是支撑起该书理论的一个在经验层面的核心论点。 他所用的任意性权力和渗透性权力这两个概念都来自曼的经典著作《社会权力的起源》 （卷一） 。在曼的理论中，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任意性权力，即统治者不需要和包括精英集团在内的社会群体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其二是渗透性权力，即国家向社会的实际渗透能力。国家向社会的渗透能力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渗透力硬件”，即一个国家的交通能力、通信能力、官僚制的发达程度以及对于“度量衡”的垄断和管控能力；二是“渗透力软件”，即一个国家内部在文化和语 言方面的同质性，以及精英和民众出于自愿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意愿。显然，任意性权力和渗透性权力之间存在着很大张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过度追求权力集中以加强权力的任意性，其对社会的协调性渗透能力往往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从任意性权力角度来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肯定要比美国的任何时期强多了，但从社会资源汲取能力和寻求社会层面自愿合作能力来说，当时的美国则要比苏联强大得多。
《中华帝国的兴衰》中 提出的唐宋主要官员的亲缘网络（来源：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Yuhua W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91 ）
我想说明的是，宋朝并不具有强任意性权力，而中国国家的渗 透性权力在宋朝则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朝代相比，有宋一代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国家的任意性力量比较弱，并且这种薄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北宋开国几代皇帝有意的制度设计和此后各种非企及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不杀言事大臣和“与士共治天下”精神的确立，对宗室、外戚和宦官权力的有效限制，对各种属于“习惯法”层面的非正式制度的尊重，以及多位皇帝对不同声音较高的容忍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会认为从宋朝到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国家和政治精英力量的平衡。在我看来，像明朝皇帝那种对大臣动辄廷杖乃至大肆杀戮并让东厂宦官掌控朝政，以及清朝对政治精英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对宋朝的政治精英来说都难以想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宋一代各种“党争”和派系斗争经常处于公开化，而某个失势“派系”所遭遇的一般也就是降级、外放和罢官而已，杀头和灭九族的事情鲜有发生。这些都是宋朝国家任意性权力受到限制的表现。 国家任意性权力受限是否就意味着国家渗透性权力也会减弱， 甚至是国家力量的减弱，反之则加强呢？并不见得。举欧洲的例子来说，路易十四的集权在增强了法国国家任意性权力的同时，并没有提高国家的渗透性权力，特别是法国在税收等方面的能力。反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它在国家任意性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却加强了政治精英对国家的认同，提升了英国政治精英在面对外敌时在税收等问题上与国家的配合意愿。这使得“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国家渗透性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英国能在与法国的争霸中经常处于优势。宋朝的情况也是如此。宋朝“祖宗之法”的确立降低了国家的任意性权力，使得有些西方汉学家会误以为国家力量在宋朝有所减弱甚至有在社会上缓慢退出的迹象。但事实上科举制在宋朝的大力发展给了更多的读书人一个更可预期的上升渠道，增强了文人对国家的认同。同样，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受到了钳制，宋朝精英才会形成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最后，科举制在宋朝的发展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精英文化的同质性，并且增强了儒学在社会下层的影响以及中国从“儒教国家”向“儒教社会”的转型。以上这些发展都提高了宋朝的国家力量在社会层面的渗透能力。 此外，宗教能加强精英共识，起到文化整合作用，这就给了高 度缺乏渗透性权力硬件的前现代帝国很大的欲望，把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提高到“国教”的地位，以塑造一个较为统一的精英文化。正因如此，韦伯以及大量遵循韦伯传统的社会科学家都会很重视宗教在前现代国家建构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可惜这一点被该书完全忽略了。
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Max" Weber），德国社会学家（来源：bing.com）
说几句题外话。美国政治学的中国研究目前正处于转型期，此 前做中国研究的美国政治学家注重质性研究，注重把事情弄清楚。他们研究的背后并非没有理论支持，但是理论所起到的往往是房子造好后就消失的“脚手架”作用，而不是移走后房子马上就坍塌的“房梁”作用。这些专家在他们所研究的经验案例上都会下很大功夫，而他们“他者”的身份也带来了中国学者身在庐山之中而不能获得的新议题、视角和分析手法。笔者个人看重的谢淑丽、裴宜理、李侃如、兰普顿、巴里·诺顿等老一辈学者都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当前美国政治学的中国研究却迅速朝着重定量和重理论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的好处在于把中国研究带入了美国政治学的主流，但它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一个懂中国的学者不精通方法，而能用各种定量方法的学者不怎么懂中国的局面，或者说一个学术守门人严重缺乏的困境；二是中国研究议题和视角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美国主流政治学所关心的议题、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影响，而网络分析和政治精英关系则都是被美国主流政治学高度认可的视角。著述跟着当前美国主流走自然会减低发表难度，给在美国获得教职和地位带来方便。但如果想让自己的学问在母国也产生正面影响，如何见江东父老则是一个必须要严肃面对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上海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工作时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国内某高校的一位学者就某个类别的昆虫连续发现了几个新种，在行内引起了轰动，也因此拿到了不少好处。按照分类学界的行规，如果某人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新种，其他人就可以调该新种的标本来看。我们研究所的一位昆虫分类学专家在考察了调来的标本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做此类昆虫物种的“玻片标本”时，只有在特定的角度挤压下去才能完整地展示该物种的各种可用于分类的表征，但这位老兄却没掌握做此类昆虫标本的正确方法，他的每个标本的挤压角度因此相差很大。同时这位老兄也没有在显微镜下看此类昆虫玻片的经验，于是就把挤压出不同形状的同一昆虫物种鉴定和命名成了数个“新种”。王著提出的理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随便挤压下去而获得的“新种”。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Yuhua W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来源：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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