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光恩：朱特最后的沉思
编者按 托尼•朱特常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通过《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以及《记忆小屋》等著作，他将二十世纪的问题做了极为深刻的展现。就在他不幸罹患肌肉萎缩症将要辞世的几个月里，东欧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与他做了最后的对谈，并辑录为《思虑二十世纪》。本期推送苏光恩的文章，让大家对托尼•朱特多一些了解。
文 | 苏光恩
（原载《读书》2015年8期）
《思虑二十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遗作。二〇〇八年，他被确诊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即俗称的“渐冻症”。而就在三年之前，他的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刚为其收获学术生涯中最高的荣誉。在患病期间，东欧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找到朱特，与他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对话，这些对话经过编排和整理，最终形成了这部《思虑二十世纪》。在对话的过程中，朱特的身体机能一步步丧失，并最终在该书出版的二〇一〇年去世。《思虑二十世纪》记录下了朱特最后的声音，它记述了他的生平，也留下了他对这个曾生活其中并在智识上介入的世界的最后沉思。
(Photograph: Gina LeVay/Redux)
一
托尼·朱特一九四八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伦敦南部鲜有犹太人居住的普特尼区。这是一个有意离弃自身族群的举动，朱特的父母也没有打算按一般的犹太人那样来培养他，他自小接受的是传统的英式教育。融入英国是他那迷恋英国文化的母亲一直以来的愿望（他那英国化的中间名“罗伯特”便由其母亲所取），而这种同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功的，这种英式教育不仅让他拥有了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同时也赋予了他一套文化上的参照系。不过他在同龄人那里得到的敌意始终提醒着他是个犹太人。
1935年，泰晤士河泛滥下的普特尼区
（Photograph: ©TopFoto）
他的家庭有着十分浓厚的社会主义氛围，他的祖父早年是沙俄的社会主义政党“崩得”的支持者，而其父亲则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或者说是个对斯大林主义持有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父亲送他的第一套大部头的著作便是多伊彻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他很早便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以及乔治·奥威尔和阿瑟·库斯勒等左翼异见者的作品。这样一种家族氛围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他个人的政治信念，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一名左派，但与此同时又与革命共产主义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正如他在对话中所言，吸引他的始终是那个作为政治评论家的马克思，而非作为革命预言家的马克思。
在中学时，朱特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数度前往以色列，在基布兹里当个采摘香蕉和橘子的工人。这是他青春期时的浪漫情怀。但渐渐地，那里僵化的意识形态让他感到不自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跟持沙文主义的犹太军官的接触让他意识到他的乡村社会主义之梦不过是场错觉。他怀着沮丧和厌恶之情离开了以色列。在三十年之后，他还常常回到以色列这个主题，成为其尖锐的批评者。
1936年，以色列Ein Harod基布兹的成员们
（Photograph: Polaris/Eyevine）
“六八年学生运动”（或“六八风暴”）爆发时，他刚好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本科生，他也参与了发生在剑桥的反越战大游行，并在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前往巴黎。但他早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熏陶使他对巴黎流行的观念——学生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唯一的革命阶级——本能上感到怀疑。这也使朱特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研究一直蔑视，因为它们一方面宣称拒斥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不以为耻地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将工人阶级换成了学生、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和一切对既有权力与权威配置感到不满的群体。
朱特在读博士期间获得了一份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奖学金。在巴黎高师这座法国思想体制的中心，朱特学会了如何进行严谨而富有深度的论辩，不过在他自己看来，也同时沾染上了这种法兰西风格的缺点。也正是在巴黎，他结识了法国共产主义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后者坚持从历史上而非抽象的理论上来理解共产主义，对朱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事实上，朱特在毕业之后能够跨进剑桥的大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安妮·克里格尔和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乔治·李希特海姆的大力推荐。
因为际遇和个人的原因，朱特的学院生涯很长时间里都是在英国与美国之间来回辗转，他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伯克利分校和牛津大学等校。他在一九八七年去了纽约大学，这个他原本没打算长待的地方却成为他一生的终点。也许在美国这个略显偏执和狭隘的国家里，纽约是唯一带有世界主义气息——从而也更欧洲性——的城市。也正是在纽约大学，他创办了雷马克研究所，一个他可以倾听、结识、鼓励和提携年轻人才的论坛。
二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朱特早期的专业领域是法国史。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二十年代的社会党；第二本著作则是一份关于十九世纪晚期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的区域研究。他之所以选择研究社会主义而不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共产主义，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对赢家不感兴趣。当然，他在后来也写过一部关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著作，即《不完美的过去》，不过这是他对法国左派为何热衷共产主义的一种自觉反思。八十年代初，朱特在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结识了流亡美国的波兰历史学家扬·格罗斯，并通过他认识了不少东欧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因缘际会，他所出身的东欧开始成为他新的研究领域。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发生时，他正好就在东欧，他当时就决定要写一本书来探讨这场剧变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十余年的准备和酝酿之后，他最终完成了《战后欧洲史》这部皇皇巨著。
《战后欧洲史》
虽然是成名的历史学家，但朱特并不讳言自己在历史学方面基本上是个自学成才者。在他看来，他的史学训练大多源自他盲无指引的阅读，而其结果是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他在历史写作上也不太遵循那些既定的金科玉律，比如他就从不借助已有的二手文献来开展研究。这种“不专业”在他年轻的时候曾让他很没安全感，但随着年岁渐长，这反倒让他颇感自豪。他始终对经营一个历史学者专有的职业生涯不感兴趣，他将历史作为自己的志业，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关切，对他来说，研究现代史“似乎是一条不言而喻的智识介入与公民参与的路径”。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朱特博士刚毕业在英国求职时受到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的阻挠，在后者看来，朱特不过是个误入历史学这一行当的法国知识分子，他打着历史学的幌子，写的却是政治。
但对朱特来说，我们很难在历史研究尤其是现代史研究中将政治的因素撇除，而且历史学家也始终没有被免除其作为一名公民的责任。原原本本地书写历史，而不惧潮流所向，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职业伦理，也是其作为公民的责任。历史常常不幸地成为权力恣意操弄的工具，而历史学家有责任予以纠正。在朱特与斯奈德的对话中，大屠杀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倒不是因为朱特认为大屠杀是二十世纪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而是如何对待大屠杀构成了“二战”后许多国家的一个核心性的历史问题，它背后所反映的是权力与记忆之间的暧昧关系。在很长时间里，对犹太人的迫害是许多欧洲国家不愿提起的一段难堪的往事，在战后之初的西德，很少有人对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做过严肃的反省；而在东欧，尤其在波兰，通过将大屠杀纳入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叙事，种族主义问题被轻描淡写地化为乌有，同时也很好地掩盖了波兰人在大屠杀过程中的冷漠和助纣为虐。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大屠杀则遭到了无休止的滥用，以色列政府通过煽动人们对另一场大屠杀之可能性的恐惧，使欧洲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为其所绑架。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诚实地对待历史的态度。
在权力对历史的滥用或扭曲面前，历史学家需站出来对这些问题予以澄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特认为历史不同于记忆，而且用记忆来替代历史是危险的。记忆是片面的、有选择性的，很有可能它所讲述的不是事实；而历史则体现为永无止境地对新旧证据的重写和重新检测。记忆往往服务于某个公共目的，但历史只关心真相问题。在朱特看来，健全的历史教育对于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养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民主国家中的公民才不至于为政客的野心所愚弄。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便在于提供这些使人们成为完整的公民得以可能的知识和叙事的维度，这也是其作为公民的责任。
三
如果说理查德·科布在朱特学术生涯的开端对他所下的判断更多是基于他历史写作的风格的话，那么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朱特则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因为《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的鼓励，朱特开始为《纽约书评》和《新共和》等刊物撰写大量评论性文章，话题涉及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及美国外交政策等问题。尤其是他对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的所为都做过极为严厉的批评，因此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思虑二十世纪》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朱特对布什政府时期诸多做法的愤怒（尽管他对新上任的奥巴马也不抱太高期望），而他所阐述的中东问题对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影响，在《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的今天看来不啻为洞见：
当布什说，我们在“那里”打击恐怖分子，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这里”打击他们了时，他是在实施一个十分独特的美国式政治行动。它肯定不是一个在欧洲也同样有效的修辞。因为“那里”无论是黎巴嫩、加沙、巴格达还是巴士拉，其实离欧盟的边境都只有一小段飞行距离；你在那里，对“他们”采取的手段，都会给他们在汉堡、巴黎郊区、莱斯特或米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或外来者同胞带来直接的后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西方价值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开启战端——这对美国评论家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和不言而喻的——它不会简单地停留在巴格达。它也会在距埃菲尔铁塔三十公里处重现。所以我们与他们、那里与这里的概念对有着长久地理隔离历史的美国民族主义来说是关键性的，但在其他西方国家，这样的情感完全不存在——它们当然也有其自身的民族主义，但它们无法再设想这样一种对外隔绝。
知识分子有别于学究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对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知识分子必须清楚哪些问题是自己能够介入的，又有哪些是自己最好保持沉默的。事实上在朱特看来，知识分子的身份颇为暧昧，他必须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目光必须超出地方性的话题之外，但与此同时，他必须深入到地方性的话题中去。一个无法把握细节和地方性知识却又无话不谈的人，不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过对朱特来说，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其最重要的品格是对真诚的恪守。这种“真诚”有别于“真理”——借自伯纳德·威廉斯的界分——后者所指的是某种绝对的理念，或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它可以要求个人的牺牲，或是动用谎言；而“真诚”所关心的是事实问题，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哪怕它跟国家利益、绝对真理相悖。在宏大的真理（big truth）与渺小的真相（small truths）之间如何做出选择，这是德雷福斯案最为重要的启示，也是知识分子历史的开端。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总是很容易为宏大的真理所诱惑，而讨论那些被诱惑的法国知识分子正是他《不完美的过去》的主题。
德雷福斯的审判，illustration from Le Petit Journal, December 1894
（© Photos.com/Jupiterimages）
相反，《责任的重负》则是朱特为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法国知识分子所写的颂词，他们是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和莱昂·布鲁姆。该书也是朱特自我理想的投射。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倒不是他们的法国性（他们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法国的局外人），而是他们保持了独立的思想，敢于游离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外，承受知识界同仁的唾弃。这种敢于跟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说“不”的勇气是德雷福斯案以来的真正的法国传统，而朱特自己一直颇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也正在于，当知识界普遍对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开启战端摇旗呐喊或保持沉默的时刻，他公开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
《责任的重负》
对真相的关切始终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不过在朱特看来，今天扮演着发掘真相之职的往往不是栖身于学院中的知识分子，而是调查记者，是他们在致力于发掘政治背后的污秽。但调查记者终究不能等同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除了揭示真相以外，他还必须运用其智识为公众解释为何这是真相，或是在真相尚未揭开之前，向公众解释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朱特十分清楚，在这个大众传媒愈益发达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如果他们还想对公众施加影响的话，他们必须在文字表达中学会“把握简洁之魂 ”，必须让自己的观点清晰易懂，否则智识上的模糊只会自掘坟墓。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得承认，今天已很难有哪个知识分子还能对社会产生任何一致性的影响。深知自身影响的有限性而仍能恪守真诚，而不取媚于权力或公众，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操守。
四
朱特喜欢把自己界定为一名局外人，他很少长时间地属于某一派别，或对某一种主义抱有绝对的忠诚，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他总会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自己曾投身其中的东西。但在其多变的政治身份中，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热忱大概是唯一一以贯之的。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人正是英国战后福利体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当时的教育改革，像他这样出身中下层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剑桥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当然，朱特对英国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实行的全面教育颇多微词，在他看来，这一用意良好的举措实际上导致的，是只有有钱人才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学校）。而且无论是在对话录中，还是在他同一时期写就的《记忆小屋》中，朱特都对当时由政府来运营的绿线巴士充满了怀恋之情，他很享受年少时坐绿线巴士在伦敦城里游荡的日子。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公共汽车为他界定了这座城市的地理，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伦敦人。可惜自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这些公共交通都被私有化了，再也不会有穿越整个伦敦的公交路线了，有的只是衔接孤立的社区与大型商场之间的线路。
《记忆小屋》
朱特之所以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原因，是他既无法接受革命那横扫一切的必然性，也无法接受市场的铁律。后两者不管如何对立，它们那种冷酷的现实主义是相似的，即牺牲都是必要的，差别仅在于是为革命牺牲，还是为效率牺牲。而对朱特来说，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也不仅仅在于它是防范社会撕裂的有效手段，更在于这样的社会是道德的。对朱特来说，政府是超越于公民与经济之外的第三部门，始终存在一些需要由它来提供的公共益品。将一切都私有化意味着人为地制造阶级间的区隔，而且也意味着很多穷人被排斥在这些益品甚至是社会之外。在朱特看来，私有化“去除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能力和责任；它也将同样的责任感从同胞们的良知中剔除，他们再也感觉不到一种对共同困境的共有责任”。国家从社会中撤出，整个社会必将瓦解为一座座孤岛。
在朱特看来，今天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政府扮演着极为不光彩甚至恶劣的角色，他们已有的经费很难维持一些公共服务，但他们又不敢提高税收，于是他们便打着福利彩票的幌子将赌博合法化。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利用穷人渴望一夜暴富的那种卑下的本能，来维持那些他们终其一生也未踏进过的剧院的运营，而同时减轻了那一小部分文化精英的负担。朱特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不道德，他承认嗜赌的癖性是无法禁绝的，但“承认人类的不完美是一回事，无情地利用它来作为社会政策的替代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1960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芝加哥大学
（Photograph: Bettmann/Corbis）
很自然，哈耶克在这部对话录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是撒切尔夫人的激进改革的精神导师，而且在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不少追随者。在朱特看来，哈耶克的核心主张事实上是，经济自由的丧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因此，一旦你开启任何形式的福利政策，必会以希特勒告终。但朱特认为，哈耶克对福利国家政策提出的警告从历史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实行福利政策的国家最终堕入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将经济作为一切政治和伦理的渊源的理解并不像哈耶克所自认为的那样，是对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念的辩护和捍卫。因为对斯密而言，经济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领域，而非其全部，而市场得以运行的诸多价值（比如对契约的遵守）本身便来自市场之外。以经济来统摄一切，所造成的必然是社会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撒切尔所说的“家庭和个人”，以及他们在经济学上所定义的自利。
朱特当然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很清楚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说，为了效率而抛弃以往的一切成就，所换来的很可能是“沉疴遍地”。
（Photograph: Saul Goldberg）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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