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除了“鲸鱼马戏团”，得知李星宇是因为他今年开启的“寻声大航海”项目，按照计划，这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综合艺术项目，今年已经在中国本土海域采集到的700多条布氏鲸声音。在无动力帆船上的李星宇，一直背着一只F11 LASSIE，聊到这个选择，他不仅讲到自己物尽其用的小窍门，也更关乎很多他做出各种选择背后的动力。
Q：我们可以先谈谈鲸鱼吗？毕竟鲸鱼几乎已成为你的象征，而你最近也开始了寻鲸的项目。
A：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过着平凡的生活，所以日常的状态就像是鲸鱼在水下静静游弋。冲向海面的时候，是需要公开表达和演出的时候。
Q：出海为什么选择无动力帆船？
A：噪音是我们选帆船的一个特别大的考虑因素。我之前多次录到过海洋中的噪音，真的特别吵，这些海洋生物一直被迫生活在类似隔壁装修的声场状态里，我不想给它们制造更多噪音，选择无动力帆船。
另外一个原因是，帆船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对话，就像在城市里骑自行车，这个事情必须感知自然的变化才能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出发前在海南待了那么多天，就是等风。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帆船需要集体协作。在船上，每个人的关系都是过命的交情，大家必须互相照应。这种经历会让你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新的认识，很多在陆地上显得重要的东西，在船上都变得不重要：你的身份地位，过去做了什么事，获得过什么成就和评价……
Q：为什么出海时一直带着FREITAG？
A：因为卡车皮太防水了，出海那段时间我几乎包不离身，录音设备就藏在包盖下面，一点都没进水。我也喜欢这种旧旧的质感，因为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外出，所以我需要比较耐用的随行物品。耐用的东西用起来不会太心疼，精致的物品拿出去用不了几天就脏了、坏了，这样一来，还得花精力照顾它们，反而更累。
而且这个设计本来就很好看，当我了解到它是用回收的卡车篷布制成的，有一层社会责任意识在里面，就更觉得有意思。
李星宇的TIPS：
录音设备加一条魔术贴，可以固定在包盖下方用于防水；
也可以固定在肩带上，更便携。
Q：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有这种意识的人？
A：大学毕业以后，我陆续做了几份“浪费生命”的工作，后来就彻底不想再找工作了。因为大学论文是声学设计的方向，所以我开始帮大家做录音棚的设计，自己做，一开始确实很难。做自由职业需要自律，但我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睡觉，睡到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生活很不规律。而且那时候刚开始有外卖，我就疯狂点外卖，不做饭，不出去走动，更不运动。一年内体重增加了30斤，变得特别臃肿，整个人状态也非常颓废，那几年就是这样混过来的。
后来慢慢有了变化。因为我一直在做创作，也跟着好朋友们做配乐，我们作品会入围一些国际电影节，差不多从2008年到2012年，借着这些机会，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一下子打开了。我看到了不同国家艺术家的生活态度，也感受到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状态。
也是在旅行中，我有一天醒悟了，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就做了一个决定：只要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绝不点外卖，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不想制造垃圾。走出去吃饭或者自己做饭，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垃圾。除此以外，我还给自己设立了各种严格的限制，早睡早起，定期锻炼，逼着自己动起来，同时节制消费。
Q：为什么会有突然的醒悟和转变？
A：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有些人会突然改变，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参与流浪动物救助，有一天和人在网上争论，别人问他为什么保护狗却不保护其他动物。他当时就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不吃肉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吃过肉。
而我则是逐渐转变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是随着社会潮流生活。那时自我意识还不太强，但我喜欢艺术，喜欢摇滚乐。中学时的我很顽固，不看书，觉得有电影就够了，但却是难得的机会，有机会在年轻时看了大量的艺术影片和大师作品。
这些艺术作品带给我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深刻议题的热爱，同时也激发了我对周遭的关心，给予我一种可以与世界对抗的力量。比如听约翰·列侬的《Imagine》，让我觉得很多世界上的规则并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些规则都是人制定的，随着思潮的变化不断被推翻，甚至连物理定律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我对任何不合理的规则都嗤之以鼻。
现在的我虽然我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但我依然选择尽量不做我认为不好的事情。我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改变世界的雄心，我希望自己最起码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减少浪费。既然不喜欢浪费，那就尽量不去制造这些问题。如果别人浪费，我也会指出来。通过这些日常的细微的努力，自己会更加安心和舒服。
Q：为什么想要去记录和保留一些声音？
A：记录声音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绝望和悲观吧，对现状的无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讲的是地球上的声音在逐渐消失。自从人类社会发展以来，我们对声音的控制也逐渐丧失。我去亚马孙雨林的时候，看到城市不断侵袭下的自然环境与声音，非常触动。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做的每一个小举动，随手丢的垃圾，或者随意的浪费，都可能影响到世界另一端的森林或海洋。
虽然可以通过高清纪录片和影像看到世界各地的景象，但亲身经历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不仅仅是记录不断变化的，或者即将消失的声音本身，能走进这样虽然遥远但又息息相关的环境里，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我们将自己从自然中抽离出来，观察和解释自然，实际上这是一种傲慢。我们应当将人类视为一个物种，而不是单个个体，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过去一两百年的许多人类行为都是出于个体自我的傲慢和野心，比如北极南极探险。这些行为虽然揭示了许多秘密，但也毁掉了许多事物。我们为了灯油屠杀鲸鱼，如今反过来保护它们。石油等资源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科技进步的同时也感到绝望。为了自身利益牺牲自然不再可取。
Q：对自己的创作频率有要求吗？
A：没有，因为每个项目都需要很多时间投入，我会同时进行多个项目，只要有灵感就会继续推进。如果近期没有灵感，就给自己放假，不会强迫自己去工作。我认为工作不能带来全部的意义，它只是劳动成果的体现，而真正让我快乐的是生活。
我以前总会给人生设定一个目的地，但如果脑子里只有这个目的地，就会忽略掉从出发到抵达的整个过程。有时候特别忙，我会突然警醒，意识到自己最近的状态，比如出门总是打车、坐飞机、坐高铁，感觉和这个世界脱节了。于是，我会刻意让自己慢下来，比如多做饭，比如出门去步行、骑车、坐公交，到处走走看看，这些日常的小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创作的核心——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和我与世界的连接。
Q：最近在做什么项目呢？
A：最近我在做唐乐相关的声音项目，复原唐乐，阅读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也收集到很多乐器。此前正好也去过新疆，做过“寻声西游记”的声音项目。发现很多乐器来自中亚，继而了解到中国传统乐器的起源和传播是一个复杂而多样化的过程，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海运、朝贡和文化交流、甚至通过战争与迁徙等不同方式传入的。如今是互联网时代，任何文化都可以交融，人类进步正是靠这种多元文化构建而成。这种音乐和文化的互相影响让我深深着迷，因为世界文化是一体的，没有绝对的分界。
然而，现在很多人担心文化多样性的消失。电影、音乐等领域都有主导话语权的大平台，比如好莱坞和格莱美，这让我警醒：我们多样的本土文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Q：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本土文化呢？
A：我开始关注中国音乐是在2015年，但起因跟音乐完全无关：那一年我在巴西做背包客，在青年旅社认识了一些人，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一起互相介绍时，几乎只有中国人有英文名，为什么非要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呢？
另外一个事情是2015年我去柏林电影节参加天才训练营，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齐聚一堂。一天大家聊起代表中国的音乐，我竟无法回答。中国音乐历史很久很复杂，不应该只有一种能完全代表我们的文化。但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对本土文化了解得很不够，我慢慢开始了解中国文化。
再说我本来就生活在这里，我的思考和创作也根植于这片土地。创作如果与这片土地割裂，就会变得虚无。文学中有个类别叫“离散文学”，描述那些离开自己根基的人。他们会有很多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也特别关注和在意这种现象，只不过是通过声音这个介质。
Q：你为什么把声音作为链接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介质？
A：因为收集声音的时候，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在记录声音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能发表你的观点。所以，当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用声音进行创作时，我发现自己逐渐开始向内走。因为大量的时间都在听，把自己放在一个“隐身”的位置，长此以往，这种状态就变成了我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沉默，不说话，去接收各种各样的声音，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觉得现代人不太在意“倾听”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不断发出声音，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声音抛出来，想要别人听自己说话，而不是真正倾听一个人的心声。所以我们这次在涠洲岛寻鲸结束后，用了一个沙漏作为道具，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做表达。每个人不仅需要认真讲述，也需要认真倾听，因为声音是平等的，而倾听，是一种对人、对万物、对世界的尊重。
Q：你收录了那么多声音，最后怎么归纳整理呢？
A：我会根据不同的创作项目来整理，比如寻声亚马孙、寻声新疆的项目，以及这次的航海系列等，除了会有相应的声音或音乐作品以外，我会将所有声音整理成对应的文件夹。但我不会精确统计或者过分精细地整理它们，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项目的意义不在于“数量”，也不在于“收藏”。
Q：声音的边界是什么？
A：比如说，我们通常用声音传达信号，语言等，但对于那些使用手语的人群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通过手势来表达信息。因此，语言和手势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边界，手势能表达的东西语言可能无法解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你对一个好朋友或者你喜欢的人说了一万次“我喜欢你”都不如一个简单的拥抱来得直接而有情感，每种感官都有其明确的边界。
因此我们需要开放自己的感官，不要固守某一种方式。例如，我不喜欢拍照的原因之一是，相机总是给人一种强迫感。比如有段时间大家都在拍极光，山顶上满是密密麻麻的相机，这样的拍摄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在那一刻，用所有的感官去体验并感知那个景象，会是一种更美好的体验。
在我们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们甚至会主动选择不去记录某些东西。有一天我们一起在船上看日落，十几个人静静地看着落日，没有人拍照。但我记得那个时刻，那种体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所有的感官都记录下了那个瞬间。这些记忆会长久地影响着我，就像我在亚马孙的经历已经快十年了，但那些深刻的体验依然反复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因为感官的全面冲击让记忆深刻。
Q：比如做“动物大乐团” (The Great Animal Orchestra) 的Bernie Krause，你觉得你们之间在做的事情有相似性吗？
A：我们曾有过一次对谈，他讲述了一些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常常过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虽然看起来我们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的工作方式和我有所不同。
我喜欢带领团队做事，因为我乐于见证每个人在项目中的成长，每个人对事物的触动以及他们与不同项目之间的联系。Bernie Krause大部分时间是独自行动，他会深入森林和其他自然环境录制声音，他的方法也更系统，会做大量记录分析和图表。
我相比之下更加感性和理想主义，或者说我在做的更像是跨学科的事情，只是致力于通过声音来创作项目。所以我的知识体系主要是由兴趣驱动的，我会逐渐依照某个脉络去扩展我的知识网络，而不是盲目追求广泛的知识。比如我最近在进行航海项目，我就阅读了很多关于航海的书籍，但同时也会涉及心理学、神秘学以及小说等不同形式和领域的内容。
Q：你每张专辑的封装都很特别，能分享下设计方面的想法吗？
A：《鲸鱼马戏团Vol.2 Whisper》的设计师是来自央美的连杰老师，“Whisper”意为“耳语”，这张唱片的音乐也是轻的、无人声，偏实验与文艺，结合了自然界的声音，设计时呈现了一种白且干净的状态，这样柔和的音乐中同时透着力量。因此选择了以手工造纸的方式去呈现——把宣纸打浆，经高温处理再抽湿，得到了这张专辑的封面用纸，纸张的边缘也保留了各种自然形状；“力量感”则以金属版压凹的方式传达出来。
另外一位设计师是艺术家朱剑辰，他擅长以算法造型与新材料为媒介打破科学主义与超验领域的边界，专辑《Vo1.5爱，回忆之海与旅行者3号》，他故意将其设计成了一个类似心脏的形状，让无机的变成了有机的，如同一场重生。整体的调性上没有选择较常见的宇宙黑色，而是以一种更清凛的色调展现，希望呈现一种孤寂的清澈感，是特属于“后人类时代”的孤独。实体专辑我们使用了采用富有未来感的材料来表达这种既抽离又富有情绪的感受，音乐载体则回收再利用了废弃电路板。《鲸鱼马戏团VOL.6海边的一天》中设计了一个纸船和一张船票，这是一个约定，有一天大家可以凭船票登上真的船，航海的时候朋友们如约而至来到海口和涠洲岛参观我们航行的帆船。
我们一直希望每个音乐项目都不产生浪费，也不需要复杂的制作与加工，不制造更多的浪费，物尽其用。
Q：我们从“鲸鱼”开始聊起，不如以“马戏团”结尾吧！你是如何从个人创作走向组建一个乐队的？
A：我非常喜欢马戏团，尤其是那种四海为家的流浪状态和心灵上的开放状态，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归属。马戏团里还有许多奇特的人和事，也是我希望自己和乐队能够拥有的，不受束缚，不被定义，所以我把“鲸鱼”和“马戏团”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表达我自己。在鲸鱼马戏团，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一起穿越世界各地，驻扎在不同的地方与大家分享快乐，然后再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