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精读 | 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2017）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全球治理遭遇新困境，并进入深度变革期。目前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不仅给经济全球化蒙上阴影，也对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与对外合作带来新的困难、压力和不确定性。
政治生态出现新调整，政治形势出现新变动
随着经济危机的后果不断发酵，许多拉美国家执政环境恶化，执政难度和压力增加，政治力量对比状况发生重大改变。一些从政府政策中受益的群体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不满情绪增加，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拉美政治形势》报告认为，虽然整个地区政局相对平稳，但拉美政治生态出现新调整，政治形势出现新变动。委内瑞拉等国政局出现不稳定和紧张态势；拉美左翼失去地区政治主导权，左翼共识退却，左翼政权承压，拉美政治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呈“左退右进”之势。报告同时强调，拉美左翼的执政周期虽趋于退潮，但其仍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经济加速下滑态势有望扭转,但近期难以实现强势反弹
《拉美经济形势》报告指出，2016年以来拉美经济持续衰退，基本指标持续恶化，短期衰退与分化持续且愈加突出；外债指标超警戒线，外债敞口扩大；外部市场环境继续恶化，贸易投资量下降；经济结构性改革进入僵持阶段，难以突破；经济治理能力相对薄弱，政策逆周期性不足。报告认为，拉美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具备反弹的内外部条件，但也面临经济激励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的挑战。2017年拉美经济有望扭转加速下滑的局面，甚至恢复一定增长，但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地区经济中短期内难以实现强势反弹，复苏的波动态势还会延续，各项基础指标仍难获得较大改善。
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 社会进步受到威胁
拉美国家经济形势不利加大公共支出压力，政府社会支出减少，一些左翼政府的社会计划和福利项目难以持续。《拉美社会形势》报告指出，由于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整体向好的社会形势出现逆转。多数拉美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就业质量下降，贫困反弹，一些已经实现脱贫的人口重新返贫。报告认为，经济形势不利及其所造成的拉美地区社会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严重威胁拉美国家新世纪以来在就业、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持续进步。
外部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形势变数增多
2016年以来拉美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对拉美对外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拉美国际关系形势》报告指出，特朗普当选和就任美国总统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拉美各国不得不密切关注美国新政府的动向，以减缓美国政策变化可能导致的冲击和伤害。由于美拉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拉美对外关系多样化倾向将得到进一步推动，拉美国家间将产生恢复和发展内部关系的新冲动，不仅可推动对“拉丁美洲”的认同，重新激发沉寂多年的区域、次区域组织和机制，并抱团向北（美国）维护权益，向西（亚太）拓展空间。报告强调，拉美国家追求对外关系多样性，无论北美、欧洲还是亚太地区，都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战略方向，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
中拉合作取得新进展，对拉战略目标面临新挑战
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拉美各国既积极利用中国因素带来的机遇，也试图应对中国因素带来的挑战，中国在拉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彰显。本年度黄皮书围绕“中拉合作”主题，刊登两篇专题报告。两篇报告选取不同视角，对中拉关系“新阶段”和中拉合作进行分析解读。《跨入发展新阶段的中拉关系》报告从中国对外战略定位的视角对中拉合作做出宏观分析,认为，中方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并推动建立中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中拉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目标及定位，以及中拉关系在发展目标、合作内容、合作领域及发展动能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中拉关系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化，既给中拉关系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虽然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中拉关系发展，但中国对拉战略预期目标的实现仍面临诸多困难。《拉美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报告把中拉基础设施合作为分析案例，从一个特殊合作领域透视中拉合作的成就与发展前景，认为中拉基础设施合作将迎来历史新机遇，认为中拉基础设施合作将迎来历史新机遇。
结构性改革将促进中拉双方合作提质增效
黄皮书称，结构性改革将促进中拉双方合作提质增效。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会受周期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双重影响。当一国经济结构符合其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可通过反周期的宏观政策熨平。可是，当宏观政策应对周期波动的边际效果下降时，它可能预示着结构因素已经超越周期因素成为阻碍该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那么结构性改革便呼之欲出。当前中拉两国正面临这种情况。一方面，中国进入经济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正在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拉美国家正在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包容性增长，两者共同决定了结构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拉经贸合作深化的主要因素。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和拉美经济增长方式互为镜像，都存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协调的方面。中国开始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更加注重释放有效需求，强调提高消费率、适当降低投资率，而拉美则需要适当降低消费率、提高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2009年以来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大致保持在50%和47%的水平，而拉美则分别为80%和21%，双方互鉴空间较大。而从产业角度看，自2012年以来中国服务业产值超过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开始加速，而拉美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去工业化”，虽然服务业保持了约65%的比重，但是工业占比已经低于30%。
显然，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快于拉美国家。对于前者而言，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6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8%，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1%”。对于后者而言，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出口原材料、进口资本品”的特征始终很突出，进出口结构的单一性意味着拉美结构升级较为缓慢。因此，随着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外溢效应逐渐发挥，中拉经贸合作将催生新的机遇。其一，中国消费作用提升以及消费模式转型将增加对拉美国家高附加值消费品的进口需求，进而有利于其出口结构多元化。其二，中国对海外投资的政策激励将促进中拉产能合作，有利于弥补拉美制造业竞争力的缺失，从而推进拉美再工业化进程。其三，随着中国服务业地位的提升，服务贸易将逐渐弥补货物贸易失速的缺口，成为中拉贸易的新增长点。
拉美左翼丧失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继2015年底阿根廷右翼变革联盟在选举中击败左翼正义党领导的“胜利阵线”联盟上台后，2016年巴西的罗塞夫总统被弹劾下台，巴西政坛实现了右转。从此，左翼失去了在拉美地区政治中的主导权，中右翼执政党开始调整左翼执政时期的内外政策，挤压左翼在拉美执政的空间。虽然目前仍有不少中小国家的左翼在拉美国家执政，但2016年巴西政治的右转使拉美左翼彻底失去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不仅如此，拉美还出现了新右翼政权与传统右翼合流的政策趋势，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与传统的中右翼政府的政策合流趋势明显，地区的右翼共识正在形成。阿根廷和巴西的新右翼政府上台后，其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传统右翼政府在政策上的合流趋势更加明显，他们都致力于提高经济市场化和开放度，重塑国家经济。在这样的形势下，拉美地区可能会很快形成右翼共识。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持续衰退与分化
201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延续了上年度的衰退与分化态势，地区多数国家的经济基本指标弱于上年，经济政策的效应和空间也依然有限。但是随着经济在持续探底过程中自我修复，地区经济出现了少许向好迹象，巴西与哥伦比亚等国的消费者和商业信心指数都有所回升，经济先行指标显示经济已有转暖趋势。同时，地区主要国家的汇率开始企稳甚至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通胀压力，为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赢得了一定的空间。
黄皮书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具备经济反弹的内外部条件，但也面临着经济激励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的挑战。在外部出现利好的形势下，2017年地区经济有望扭转加速下滑的局面，甚至恢复一定增长。但是，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实现强势反弹，其经济复苏的波动态势还会延续，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各项基础指标仍难获得较大改善。
同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内部增长差异还将继续。中短期内，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成为加大差距的推手。具体而言，与中国经济关联度较高的南美国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和中国需求的回调，经济有望恢复增长。与之不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面临的经济压力加大，除了美国不确定性因素加大的悲观预期外，还存在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引发的输入型通胀压力，经济增长压力加大，增速或将进一步减缓，甚至步入衰退。
拉美经济收缩影响社会进步
自2008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发生近10年，至今全球经济仍未看到完全走出低谷的迹象。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8%左右。根据拉美经委会的预测，2017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略有恢复，达到1.3%左右。其中，中美洲地区和墨西哥仍将保持一定增速，约为3.7%，但南美地区走出低谷仍面临困境，乐观的预计增速为0.9%左右。未来5年，预计拉美经济将处于缓慢恢复增长阶段，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2016~2018年，拉美将进入一个新的选举周期，预计各国将有18次总统选举过程，这也会对拉美的社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近3年以来，受经济收缩形势影响，拉美主要的社会指标总体处于转差的态势。在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南美主要国家，国内经济陷入泥潭，物价大幅上升，日常生活消费品出现短缺，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社会动荡。预计2017年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仍将面对困难形势，缓慢的经济增长对提升消费、创造就业和减贫等方面的作用有限，社会各项指标难有明显的改观，各项社会政策变化不大。
在就业方面，经济增长不足造成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在劳动参与率上升和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失业率可能还会进一步推升。由于危机期间更多工人寻求就业机会，低生产率部门和非正规就业会扩大。整体上，各国的名义工资虽然仍保持略增，但实际工资水平增长微弱，部分国家仍面临突出的通胀压力，造成实际收入下降。
在减贫方面，近3年来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出现反弹上升，贫困和赤贫人口都有所增加，2017年仍会延续这种态势。随着右翼政府的上台，传统扩张性的社会支出政策面临转型，在财政收缩形势下，如何实现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是一个难题。
在社会保护政策方面，拉美国家需要对过去20多年的政策绩效进行评估和反思。一方面，拉美的社会政策正在向基于权利的普享型政策过渡。在经济危机期间，社会政策可以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促进居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带动长期内消费增加。因此，扩大社会支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社会政策应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机制之上，与经济政策激励相容，防止福利依赖和劳动力扭曲效应。
中国须进一步提升在拉美的软实力
黄皮书指出，中拉关系发展最具确定性的是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拉关系的信心及其承诺。中国对拉美的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目标明确，提出构建“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五位一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二是路径清晰，规划性及可操作性强。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战略性、规划性及机制性将确保中拉关系向着可预期的方向发展。虽然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周期的变化给中拉关系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国际环境在总体上对中拉关系发展是有利的。面对世界，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经济及政治的变化及其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和拉美有共同愿望和利益：捍卫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维护规则以及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中国和拉美仍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中拉关系发展前景仍然向好。
然而，中国能否实现对拉战略目标，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在中拉关系发展中起着主导地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最大旅游市场。但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世界经济增长不足以及中国国内长期积累的问题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结构性转型带来了挑战。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拉美国家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对拉美国家的影响日益加大。然而，中国经济减速、结构性转型及外汇减少也可能对拉美国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坚持“义利观”，加大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的同时，也要做好自身的风险控制。此外，中国对拉美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中拉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不存在太多障碍。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中国与拉美国家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仍面临一定困难。目前，中国在拉美与巴西（2012年）、秘鲁（2013年）、委内瑞拉（2014年）、阿根廷（2014年）、墨西哥（2014年）、智利（2016年）和厄瓜多尔（2016年）建立了7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根廷学者奥维多对中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拉美是在被动接受中国与拉美的战略关系，指出：“以前的情况是：拉美对中国说：‘我拿大宗商品和你换东西’；而现在，则是中国对拉美说：‘我拿战略关系换你的东西’。”因此，只有进一步深化中拉合作，提升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加强中拉政治及身份认同，才能进一步夯实中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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