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数十位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从“新变局”“新议题”“新思路”等角度展开讨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深入思考当今世界大变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政治和经济高度融合，特别需要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如果不考虑世界经济，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就不可能完整。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不关注国际政治，对世界经济也不可能有深刻理解。无论是中美关系、中东变局，还是全球治理、金融危机，都是如此。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正确的历史观，是指看问题不仅仅要看现在，还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看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正确的大局观，主要强调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抓住复杂世界中关键的变量，力戒纠缠于细枝末节。正确的角色观，就是要把中国放到世界中去来看待世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国先秦历史典籍能够流传到今天，一定有其深刻的道理。《左传》《管子》《孙子兵法》和《孟子》等古籍，都讲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在西方，与《左传》几乎同时期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具代表性。该书作者修昔底德归纳出的战争爆发原因，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仔细研读这些学术经典著作，不难发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理念的久远源流，基本分析架构和要素亦有所宗。其中突出的例子有战争与财政、更一般地讲国家兴衰和过度扩张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整个学术长期浸泡在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两种思想传统之中。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所处的世界仍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因此，在研究国际大变局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重通过研读经典著作去了解我们的西方对手，知道他们如何思考、如何采取行动应对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是纷繁复杂的世界。要把握它，首先就要识别出主要变量，并且说明这些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一比一的地图非常精确，但它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有用的地图都是舍弃掉大量细节的地图，留下的多是最有用的信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需要“抓大放小”。在过去一百年中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仅世界大战就史无前例地打了两场，接下来还有东西方冷战、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总之，在过去一百年间，人类经历的辉煌与苦难太多太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描述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应的问题。有人在评述最近几十年间世界所经历的变化时指出：冷战结束至多是三流历史事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仅是二流历史事件，而一流历史事件则是以中国和印度崛起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特别是中国的复兴。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找准中国的角色定位。过去，我们看待世界时主要是考虑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而外部环境不是中国能决定的，即使出现战略机遇期，那也几乎完全是外生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博弈者，与19世纪以来任何历史时期相比，我们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讨论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时，我们要特别注意自身所作所为引起的外部回应。在许多时候，正是这些外部回应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的外部环境。换言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开始内生化了，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么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无疑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整体来看，百年大变局可以通过以下八个维度得到观察：第一个维度就是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大国力量对比变化。过去40年间，东升西降业已成为主要趋势，这种变化已经并将进一步给世界格局带来深刻影响。第二个维度是科技。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大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大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对未来的劳动市场、国家间关系、战争形式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第三个维度是权利意识。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普通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的主导力量。第四个维度是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正不时显现并将不断加大。第五个维度是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演进趋势，不仅侵蚀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与非国家数字货币形成复杂且高度不确定的互动关系。第六个维度是国际多边体系。现行国际多边体系正在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最为确定的是，围绕着各种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博弈将日趋白热化。第七个维度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制度颓势。美国制度僵化速度和破坏性不仅与自身实力、还与西方文明的未来命运唇齿相依。第八个维度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当前，美国对华由“接触”转向“规锁”，实质在于企图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把我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正在成为未来国际大合唱中的主旋律。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它的内涵非常丰富、相关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涉及的专业和学科非常多，基本上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此，要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体系，就必须聚焦基本理论命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理解“一带一路”是什么。从最基本的含义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平台，或者说国际公共产品。遵循这一界定，“一带一路”倡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词：一是政治，它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一个倡议，是一项政治决策和行动；二是经济，它以发展为导向，落脚于经济发展和实现各参与方的经济利益；三是国际，它是一项国际合作的倡议，涉及的是国际问题。因此，就这个定义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议题，也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四个核心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一带一路”首先关注的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国内层次还是国际层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重新理解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都有新的启示。在国际层次上，世界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是经济收益。在世界市场中收益的创造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制度体系作为基础的。而规则是非中性的，因此企业和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获得的收益是不均衡的。在全球化时代，并非所有人甚至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福利。参与全球化的各个主体出现利益分化时，在世界范围内却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就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调节。“一带一路”倡议是政府推动的市场行为，它同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各参与方正在用实际的行动来改造世界市场，推动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新型全球化。二是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处于初创时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一样，当今世界的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这种高度的相互依存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外部世界对国家发展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是冲击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发展反过来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溢出效应也在不断加大。因此在当代，每个国家做出发展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外部因素，也要考虑到有关决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来思考国家发展，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人们探讨的是长期增长的根源，包括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制度创新、人力资源积累等因素对增长的影响。如今，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或者说国家之间对全球化红利分配的失衡，又该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进行修正和调节，需要有新的思考。三是利益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问题。利益和权力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很多风险和挑战。尽管“一带一路”倡导共同发展，旨在推进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但还是在很多国家引发了疑虑乃至呼吁对其进行抵制的声音，其中既包括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也包括没有加入的国家。2019年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学者纽曼在一篇题为《作为武器的相互依存》的学术论文中指出，互联网和科技信息化时代的相互依存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手中。据此推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将各参与方的利益绑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可能会“占据”许多有利节点，进而强化对其他参与方的“控制”。如何从利益与权力的平衡角度夯实“共商共建共享”的理论基础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将是应对各种错误思想冲击“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武器。四是一体化实践与一体化理论创新问题。今天，人们在研究一体化时，关于“逆全球化”和“碎片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从实践来看，近六年来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人们对全球一体化有了新的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是新的国际合作实践，也是新的理论创新机遇。它为各国学者尤其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一体化的重要契机。如何将“一带一路”的实践在理论上用中国话语加以阐释是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解决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将迎来一个繁荣发展时期。总之，作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新素材。“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愿景变成现实，不管是取得的重大进展还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是这一重大实践的必然表现，都值得对其进行合理的理论解释。这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使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法雷尔和乔治城大学学者纽曼在近期的《国际安全》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武器的相互依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对网络的中心节点拥有管辖权；具有足够的能力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那么国家就能利用“全景监管”和“阻断制裁”的方式达到强权政治的目的。无论是SWIFT系统还是互联网，由于国家强制权力的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也就变成了一种被“武器化”的危险存在。SWIFT和互联网等经济网络可以被称为“虚拟价值链”，实体经济的就对应为“实体价值链”。两种价值链在治理结构上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差别。虚拟价值链结构简单，强权国家处于核心位置，其他国家处于外围，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圆形管辖结构。由于强权国家具有中心节点的管辖权，就可以对外围国家实施阻断制裁。实体价值链则具有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国家与国家在产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价值链的长度取决于产业或者产品的复杂程度，其分工格局与收益分配都是由该产品的跨国公司总部决定。比较而言，实体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总部的“管辖权”远没有虚拟价值链中的强制权力那么大。即使被跨国公司“摒弃”，被摒弃的国家和产业也可能会被同类产业链的其他跨国公司选用。从经济学角度看，实体价值链中的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弹性，对于参与价值链的企业而言，其不会被强权国家的跨国公司完全“阻断制裁”。但对于一些独一无二的高科技产品价值链，由于供应商找不到可以转移的产业链，仍存在一定的被跨国公司“阻断制裁”的风险。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全球区域经济格局重构也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而发生。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通过增强自身全球竞争力，提升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发达经济体试图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以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甚至方式，冲击着原有的世界格局、考验着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2015年，美国公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其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另外，TPP中“纺织和服装”章节提出的“从纺纱开始”集中显示了更为苛严的原产地规则，其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到加工成成衣都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这两条新规则突显了TPP对非成员国的排斥，这将会破坏产业链的最优化配置，是国家意志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体现。此外，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违背了美国《1974年贸易法》和世贸组织规则，正严重破坏全球分工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加剧各国在价值链上的竞争。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实现价值链扩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局限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致力于通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更多沿线国家融入新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与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要素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治理新平台，构建沿线国家参与的价值链，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价值链是开拓创新型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历史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新契机。目前，北美、欧洲和东亚等较为成熟的价值链体系已不能满足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扩展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以中国为起点，贯穿中亚、欧洲，远及被称为“一带一路”自然延伸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产能合作，以及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和产能合作，将逐步构建一个崭新的、循环互动的、“履带模式”的价值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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